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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克莱因：这就是我所爱的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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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庆祝纽约，罗马，莫斯科，东京？我所知道的，我所发现的，我所肯定的，我向你展示的，我所爱的。它无处存在，无处不在，它就在那里，我为此而庆祝。这就是我所爱的摄影。”

—— 《庆祝》威廉·克莱因，2019

Celebration 庆祝

威廉·克莱因

William Klein

2019

页数: 112

17.8 x 1.8 x 24.9 cm

2019年，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以他90岁的体悟，挑选了自己所有作品中最喜爱的部分，汇集成了这本自选集。这无疑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场回顾与总结，同时也表达着对于摄影本身的敬意。也许在他看来，这几十年来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一场庆典。

摄影集分为“纽约”、“罗马”、“莫斯科”、“东京”、“马德里”、“联系”几个系列，涵盖了克莱因几乎所有重要摄影作品，以及他作为导演创作的《波利·玛戈你是谁？》（WhoAre You, Polly Maggoo? 1966）、《伟大的拳王阿里》（MuhammedAli, The Greatest，1969）等电影中的重要影像资料。

Harlem, 1955, © William Klein

曾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摄影部主任的约翰·沙柯夫斯基（John Szarkowski）评价说：“克莱因的作品是50年代最勇敢、最不妥协、同人们所能接受的标准相距最远、外表上最‘不堪入目’的。但他在照片里表现了生活的真实面貌，扩大了摄影语言的词汇量。”

威廉·克莱因

1928年，威廉·克莱因出生在纽约的一个没落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原本经营着一家服装店，却在克莱因童年的时候因破产而不得不以推销保险为生。学生时代的克莱因成绩优秀，14岁时便进入了纽约市立大学（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学习社会学，但他的志向却是成为一名艺术家。

时值二战尾声，渴望离开家庭的克莱因应征入伍，远赴欧洲，先后在德国和法国服役。1948年，克莱因进入法国索邦大学学习，并师从费尔南·莱热[1]，学习绘画和雕塑。1952年，克莱因的画作在米兰展出时，遇到了时任《Vogue》杂志艺术总监的亚历山大·利伯曼，后者极为欣赏他的作品，并邀请他来《Vogue》工作。

威廉·克莱因绘画作品

接受了利伯曼的邀约之后，此时定居巴黎的克莱因很想回到纽约，以自己看待纽约的方式，做一本摄影日记。“实际上，我不怎么懂摄影。我小时候总觉得纽约没什么，但是一旦我拥有了相机，我就知道我想要什么了。”

5th Avenue, New York, 1955 © William Klein

图像作为一种视觉介质，传达着人们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以及社会对于观者的反馈。社会学的学科背景显然给了克莱因一种批判的视角去拍摄这个社会。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全面繁荣的时期，人们沉浸在世界和平的安逸中，享受着消费主义带来的充盈感，以及社会景观化过程中的浮华感。而克莱因镜头下的纽约，却是粗粝的、拥挤的、凌乱的、模糊的、肮脏的、不修边幅的，甚至是“反美国”的。以至于当时很少有编辑愿意发表他的作品。

Dance, Brooklyn, 1956, © William Klein

同样叛逆的，还有克莱因的创作手法。当时的摄影师大多奉卡蒂埃-布列松[2]“决定性瞬间”的理论为圭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具有自己决定性的瞬间”。克莱因作品中那些倾斜的街道，失败的对焦、变形的人脸，动感而鲜活，甚至浮躁，充满着现实中的偶然性，显然完全无视卡蒂埃-布列松的创作哲学，并且挑战着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

我不喜欢法国摄影。人们都崇尚那里的摄影师，像是杜瓦诺、卡蒂埃-布列松，非常别致、时髦、伤感、浪漫、人文主义。

我说，f*ck that。[3]

St Patrick’s Day, Fifth Avenue, 1954, © William Klein

克莱因的重要灵感来源是Weegee[4]，活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纽约小报摄影师。Weegee以拍摄犯罪现场而闻名，他用4x5大画幅相机拍摄，经常叼着雪茄，随意进出警察局。他非常喜欢拍摄突发事件、拍摄人群、拍摄工人阶级，毫无保留的在作品中保留着现场的每一个时刻，人们的每一个表情，没有任造作的摆拍和对于完美时机的琢磨。克莱因也是一样，他将街道当做他的“现场”，将镜头对准每一个行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