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情细读”是一档针对展览“动情:1949后变局中的情感与艺术观念”的线上推送,对展览进行梳理和补充。本期内容是有关展厅一层走廊处的单元“海岬上的眺望:内外互动中‘情’的想象和投射”部分文献柜内内容的详细介绍。
第一个文献柜内以勾连历史和今天的方式,呈现了一系列国内外围绕1949后新时代的情感建立起的论述,其中既有亲历者的创造,也有今天研究者的反思。中国文艺内部新的情感模式的建立与其外部的关系是这个展柜的重点。第二个文献柜接续展厅二层上一单元“共情政治的驱策”,以少数民族题材为主,讨论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作为一种内外互动的形式,如何在政治共同体的作用下形成一致的情感表达模式。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1906—1980),《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2010年,上海三联书店
普实克,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布拉格汉学学派的创立者。在这本著作中,他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史诗”与“抒情”的对话,认为中国的“抒情”是一种普遍性的、本质意义上的、内在于“史诗”的传统,由此区别于西方文学中诗与史的对立。同时,他对抒情调动、阐释公共领域和民间生活经验的能力的推崇,加上他自身的左翼立场和对马列主义的信奉,也使他执信于“情”在塑造集体意识和革命乌托邦时可以发挥的能量。
文学史家、哈佛大学学者王德威所著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是2015年同名英文著作的中文版本。作者以抒情为主线对话此前以“革命”和“启蒙”为关键词书写的二十世纪文学史,重新审视 “抒情”与“史诗”之间的张力,引起文学界的广泛讨论。论述由抒情在中国文学传统以至现当代中国官方话语中的在场入题,继而钩沉沈从文(1902-1988)、何其芳(1912-1977)、冯至(1905-1993)、林风眠(1900-1991)、梅兰芳(1894-1961)等作家与艺术家在“史诗”时代借由抒情展开的一系列实践及话语变体,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视角,围绕“情”字重新书写了二十世纪中期历史激荡中的人物及其命运。
阿多诺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在他的文集《文学笔记》中,有一篇写于1957年的名为《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的文章,以复杂的否定辩证,论述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把个体的抒情与社会情境视为非二元对立意义上的对话,通过“情”,个体显示出抵抗社会一体化的意识,也反看集体在个体身上的作用,使得主观在“语言”(即创作)中变得客观。“情”在这种理论逻辑中,成为一种否定辩证意义上的批判力量。阿多诺把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艺术以此种方式勾连起来,在中西方冷战的氛围中,这样的论述不无巧合地呼应了来自中国内部关于“情”的辩论。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四卷,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前苏联诗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十月革命后开始创作大量诗歌支持革命、参与社会斗争,代表作有哀悼长诗《列宁》、讽刺喜剧《臭虫》等。他的政治抒情诗在中国“前三十年”文学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对他的接受、阐释和误读,是人们理解贺敬之、郭小川等诗人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时一个重要途径。
胡风(1902—1985),《时间开始了》,1949—1950年,《胡风的诗——<时间开始了!>及<狱中诗草>》,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这首长诗是诗人胡风于1949年11月11日至1950年1月13日期间,沉浸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充满希望的社会气氛中创作的。全诗分为五个篇章: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胜利颂,以抒情笔调回顾革命之路,极力颂扬革命的成果。时间开始了,一个新的内部共同体即将产生。
黄胄(1925-1997),《瑞雪》,1960年
《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各民族人民生活作品选集》,1956年,民族出版社
《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各民族人民生活作品选集》,1956年,民族出版社
1961年,詹建俊在新疆写生。
黄胄在新疆写生。
1957年,靳尚谊与毕业创作《登上慕士塔格峰》一画作模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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