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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刚|母亲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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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年轻时在香港


本文转自叶小刚公众号,特别感谢





 母亲二三事 


文|叶小刚





前些天写了篇《父亲二三事》,引起许多关心历史的朋友注意,历史刻骨,不敢忘怀。


外公何少怀



我查过父亲的档案,见过父亲填写的类似母亲的履历表,他填母亲的文化程度是大学。也许是香港中华音乐学院,具体不知晓。我知道母亲学过声乐,在香港邂逅父亲,父亲五十年代是香港名人,大音乐家,以我对母亲的了解,她内心十分强大,“拿下”父亲绝非难事。


母亲(中)与她两个妹妹在南洋





父亲在香港什么都干,没人知道他到底属于左中右哪一方:音乐家、摄影杂志主编、华南酒店总管等,他什么都会,格斗也是行家。有次父亲的上级华克之、卢绪章、石志昂和舒自清四人开会,父亲是警卫,当时一名衣着鲜亮的妇女直奔会议地点,被父亲与另外一名警卫拦住,闹僵起来。结果大水冲了龙王庙,来者是华克之夫人。另一位警卫是谁?打听后大吃一惊:是包玉刚!难怪后来他赚大陆那么多银子,原来早就是自己人。


父亲在香港。不像音乐家,更像工作人员




卢绪章解放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舒自清是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石志昂1953年逝于去印尼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他替舒自清扛了一道,舒本来要坐这班飞机,因晚上有外事宴会,结果石志昂先上了这趟倒霉的飞机,冤魂长眠于沙劳越波涛万倾的南海深渊。 

父亲年轻时指挥香港合唱团




九十年代后期,我兄弟姐妹常在一起数落我母亲,说:“妈,老头子那么革命,你怎么不劝劝他?他要是不回大陆,今天不会这样。你们搭进去一生,有时连信任都谈不上,这算是哪一出?”

母亲与我大姐、哥哥摄于香港


不信任是指叶家多少年都是“特嫌”。1967年“阶级斗争”风声鹤唳,一次弄堂里出现“反动标语”,母亲每次出门都发现有人跟踪。她冷眼一撇是会家子,发飙使性子,不啻行人阗咽,兜一圈风,把“尾巴”甩了后回家。她勃然大怒,把一楼的前后门都打开,拿起一个钢精锅“哐当”朝天井水泥地上一摔,大声骂道:

 “他妈的,瞎了眼的,跟踪我!先跟我学学吧!蠢货,我看这案子十年也破不了!跟踪我干嘛, 真他妈饭桶!笨到了家!”

父亲吓得赶紧过来低声说:”不至于吧?不至于吧?要相信组织。”
    
母亲的回答是“啪”再大声摔了一个盘子!这时前后左右邻居窗里门后的监视者们把头全缩了回去。

果然,终于有一天,母亲出门后再也没有回来,而是被“请”上了停在马路边的一辆军用吉普。请她去的部门倒很客气,就反复问,为什么要从香港回来? 


母亲在香港时期




母亲态度很不合作,甚至有点嚣张。她心里有点瞧不上这些公安,觉得他们好蠢。耗了近半个月,尽管好吃好喝的,最后母亲还是向他们要了笔和纸,写下一个电话和一个人的名字,冷冷地说:  “你们去问他。他会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从香港回来。”

一连三天没动静,送吃送喝的人越来越客气。第四天,一穿鸡屎绿服装的副处长,连哈带哄地把母亲送了回来,还是那辆屎黄色吉普车。

五十年代,母亲从洋装变成了“列宁装”。图为和小姑叶毓臻合影。小姑原来在上海演戏(艺名叶小梅),五十年代初北上进了中共中央调查部,就是后来的国家安全局。




母亲回来后,弄堂里前后左右天天监视的人都消失了。妈与父亲嘀咕了好一阵,我就听母亲说了一句:“笨!”


父亲“嘿嘿”地讪笑,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老头子知道没事,他被审查审习惯了,对母亲“失踪”一点也不一惊一乍。我后来问母亲,“你早说不就完了,耗那么久干嘛?” 母亲说:“我得看看他们什么货色吧?我怎知这些人究竟是干嘛的?诈我可没那么容易。电话不会随便给!”


我说:“就像“中统”搞了“军统”(国民党两个不同的特务机关)似的。机关不用你保密吧?关哪儿你知道吗?”

      

 “有天晚上隐约听见老虎叫,在西郊吧。”(上海动物园在西郊)


公安和安全当然是两个系统,文革时很乱,搞不清。但老妈厉害,没输给他们。我觉得那时审查还比较文明,能让母亲与他们互相摸底,斗智斗勇个把星期。要是现在请进传说中的“双规”地,估计母亲一天就把电话交了哈。   


父母年轻时在香港清水湾与友人留影




潘汉年被抓,父母五十年代中奉命从香港回上海,不上班,就住在陕西坊5号,一二楼房间里布满天线。其实父亲是在等待审查结论。在中共情治系统中,我猜父亲处于低端外围链,是个小鬼,有个屁问题。上海当时已经很左,父亲的学理渊源,他是作曲家陈歌辛(作曲家陈钢的父亲)的学生。陈歌辛50年代成了“右派”,1961年饿死在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五十年代父亲在香港大红大紫,六十年代被上海音乐界认为是“香港反动与黄色”音乐家,组织关系又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机关“,没单位敢要。经组织安排,先暂去工厂“锻炼”一段时间。父亲回国后工资不低,好几百大元。六十年代父亲瞎“积极”,主动减薪,下放工厂后,厂里没那么高工资,差额每月由一辆军用摩托隆隆驶进弄堂,来人叫“小苏”,每月给老爸老妈送“津贴”。军用摩托是老头子的希望,只有那时,他才觉得自己没被“组织”忘记。三轮摩托一来就引起人围观,我每次都跳进车斗里玩一下。母亲不亢不卑把小苏引进家门,父亲签收后每次要鞠一躬。有次他过于谦卑,被母亲当小苏的面狠狠瞪了一眼。


母亲与朋友摄于六十年代家中。右二叫向大振,她跟父亲补习,考上上海二医,是高才生,后来成了名医。左二许玉清,是上海歌剧院的小提琴家,我们叫他“许老头子”


文革前,接上级通知,楼下要暂让另一户人住。来者叫王碧善,带四个孩子,女儿叫何京,我们叫她“何京妈”。她丈夫在“肃反和潘案”中受牵连,被“消灭”了。何京妈几个孩子,功课差点,六十年代都“学习邢燕子与董加耕”,分别去了青海和新疆。那时新疆和青海可真是远在天边,孩子走后何京妈伤心欲绝。以她“反革命家属”身份,孩子不去也没别的出路。 何京妈还必须在母亲面前表白:



 “我响应主席号召,把孩子交给了党”。
       
 母亲知道她的难处,不吭声。但回来对爸说:”放屁!” 

回大陆前夕,母亲在香港家中




何家搬进来妈根本不同意,但父亲对上级言听计从,妈很不高兴,对父亲说:  “你越听话就越没有好下场,不信等着瞧!”   

没多久,一个阴郁黄梅天,来了四位来自新疆、衣着破烂、干部模样的人敲门找王璧善。母亲看他们慌慌张张、丧门星似的来者不善,预感何家孩子出了事。四人进屋不久,听何京妈嘤嘤的啜泣声,到无法遏制的悲鸣。母亲从二楼冲下去问,得知:何家二儿子何阳,在新疆建设兵团开拖拉机,天天晚上挑灯夜战,耕大片荒地,实在太困,靠在履带上睡着了。另一搭档在荒地里拉完屎回来,开了拖拉机就走,活活把何阳碾在履带之下。何阳在楼下四个孩子中最漂亮,宽宽的肩膀,高高的个子,嘴角带着羞涩的笑意,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就这样裂成碎块,毫无生息地葬身在新疆广褒无垠的大地上。他笑起来浅浅的酒窝,眉宇间的腼腆,随着新疆刺骨的寒潮,从大西北一路奔袭到上海,让他母亲永远可望不可及,只能靠想象在凛冽的寒风中抚摸儿子的面庞。


与姐姐和表妹在文革中留影




母亲陪着何京妈哭了几天。父亲情绪也很坏,他突然问:“新疆建设兵团算不算服兵役?何阳可以算烈士吗?”

何京妈只是哭。妈马上明白了,她回到二楼对父亲斥到:“姓何的怎么处理的你不知道?儿子算工伤就不错了,烈士你做梦!有你这么问的么?一辈子你也改不了天真的毛病,真是蠢得要死!”

父亲被母亲呲的什么话也没有,母亲又大声说:

 “我们叶家的孩子,什么号召都不许响应!”

母亲是说给父亲听,也说给自己听。局势越来越左,她有种不祥预感:叶家的孩子,也在劫难逃。

二姐插队落户时留影



1965年11月一个夜晚,大姑妈叶露茜来电话,父亲接后没吭气,母亲也不问。这是多年养成之习惯,老爸不说,妈绝对不问。第三天,父亲找了张11月10号的文汇报,上面刊登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老头子一脸紧张,对母亲说:

       

 “出事了,吴晗要倒霉”。母亲料定是叶露茜告诉父亲文汇报的事,仍没说话。她一声不响把报纸看完,平静地说:

      

  “你回音乐界的事,不要想了。” 父亲点点头,悚然无语。


大姑妈叶露茜(左二)三十年代是名演员。图为她与赵丹、唐纳与兰苹、顾而已与杜小娟在杭州六合塔下的一张著名结婚照,证婚人沈钧儒(前排中)


父亲1954年回国,一直被审查,先下放农村,挖河泥时被另一位改造者者用锄头砸瞎了右眼,属事故。才32岁年轻的父亲,经香港多年风光后,一下子落到“身残志坚”的地步,再大丈夫气概、云水胸怀,除非圣人,很难接受这沉重的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打击。随着他一双明眸中一盏亮灯的熄灭,他的前途黑掉一半,开始他一生中最黯淡的岁月。他靠一个茫远的期望活着,希望有朝一日能“归队”搞音乐。他在工厂里当“车间经济核算”,在厂校里教语文,到工人俱乐部去当沪剧导演,甚至还在上海纺织系统里当了“先进工作者”。文革后期“落实政策”,又当了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日语翻译组组长,绝对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之楷模。他们的年代,个人命运完全掌握在“组织”手中。君要臣死,臣没什么活戏。户口、档案、组织关系、粮票,布票,油票,鱼票肉票蛋票糖票糕饼票酱油票肥皂票草纸票火柴票煤油票…….没一个人可以逃离这张大网。十几年了,人活于世,梦留天中,父亲表现奇佳,就是为了证明他多么爱党爱国,希望组织上尽快考虑他从事专业对口的音乐工作。母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透了父亲的心。



当晚吃饭时,母亲忽然又冷不丁说:  “哪会是吴晗一人?是一批人吧?走着瞧!”

母亲的眼色用上海话形容是“拎得清”。当时全国知识界上上下下惴惴不安,包括那些惊兮怵兮的民主党派。

“吴晗前些年很活跃,怎么,轮到自己了?”母亲冷冷地又说了一句。

57年父亲一直在乡下劳动,妈当时重要的报纸全看了。拆北京城墙、挖皇陵、影射史学、批张三反李四好像吴晗样样有份。妈对父亲说:

”你回大陆马上被审查和下放,其实是保护了你。若你一回来就进文艺界,57年你够呛“。

父亲没接茬,却说了句重话:   

 “其实这姚文元不懂音乐,竟敢和贺绿汀争论德彪西?天多高真有人不晓得!”

父亲组织性纪律性极强,这也许是他一生唯一说过的一次对”上级“不恭的话,仅涉及艺术。文革中他受到巨大冲击与羞辱,吞下273片鲁敏納(安眠药)企图自殁,既未吭一声,更没留一个字。饭桌上母亲想了一下,抢白父亲一句:

 “不懂才能摆平,到现在你还看勿清?你们貌似懂得多,对世事其实一知半解。能当好螺丝钉就不错了"!

父母文革前摄于上海龙华,父亲右眼已没了。我祖母眼神不好,一直到去世,她都不知道她的大儿子,早就没有了右眼


我一直认为,母亲对知识界某些莫衷一是、无从自释、患得患失的弱点洞察的门儿清。她读很多书:德莱赛、杰克伦敦、哈代,狄更斯、夏绿蒂、巴尔扎克、马卡连科、大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林多喜二,鲁迅,本世纪初在北京我家中还把金庸全读了,《笑傲江湖》看了三遍。


祖母与大姑叶露茜(左二)、小姑叶小梅(左一)和父亲



1968年,老头子终于被“隔离审查”了。1969年夏,我被母亲叫去给在押的父亲送生活用品,回来见到哥哥姐姐怯生生地站在母亲前, 嗫嚅着说要被送去淮北插队落户了。母亲眼怔怔望着自己亲爱的儿女,眼眶“刷“的红了。 她强忍住跑到三楼,翻箱倒柜找出几件从香港带回来的羊绒衫,到寄卖店卖了点钱,作为哥姐插队落户的盘缠。那时家里经常穷的第二天吃饭的钱都没有。 哥哥姐姐上火车那天,上海北站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相对比的是,车厢内外哭声一片。当时送站的还有邻居及朋友八九人,母亲脸色铁青,没流泪,火车一动,她拽我转身就走。我现在能体会她当时心有多痛。


哥哥插队回沪时与我和大姐留影



我们老三届的哥哥姐姐们,整整一代中国优秀儿女,就这样喊着虚妄的口号去修理地球,耗费他们的宝贵青春。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难以治愈的创伤,民族的心在留血,后遗症影响中国几十年。


父母与姐姐摄于“文革”结束后



      

97年父亲去世后,我们突然觉得,母亲这一辈子,一生为父亲工作操劳,父亲去世,上级对母亲有没有个说法?在我们子女“蹿的” 下,母亲约了有关部门某女士。

父母回国时,某女士还是小角色,那时父亲帅气,母亲漂亮,洋范儿十足,统战需要,女士远接高迎,忙的脚不沾地。现在大不相同了,该女士主管人事,官不小,母亲却一脸沧桑,是丧夫悲泣的“家属”。见面后,该女士说:

“哎呀,小何,几十年没见了,你还好吧?”

母亲是老江湖,该女士更不傻,两人互相对视,谁也没先开口。终于该女士说:

 “哎小何,我看报纸上,你们儿子叶小钢现在很不错了嘛!我想,您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事需要组织解决了吧?!”

文革中,我考任何文工团“政审” 都通不过。77年考大学时,母亲发了狠,对父亲说:“这次你儿子要是“政审”再通不过,我一定去机关要说法!我们一辈子搭进去也就算了,不能让孩子跟着我们再倒霉!" 

幸亏时代变了,母亲没去成: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

女士一句话往母亲心头浇了一瓢冰水。当领导当然要水平高,宁少一事,勿多一事。让你张不开嘴就是领导有方。母亲神色恬然,站起来一推桌子转身走了。她对该女士没提一句自己的诉求。回家后遭子女一通数落:

 ”你待遇为什么不提?真奉献一辈子?”

 母亲凛然:“我从没指望机关什么。你外公在南洋自食其力,我也没过不起日子,我不是靠解放翻身的。老头子要革命,我嫁鸡随鸡,帮他做点事。从张胖子(华克之)开始,我辅助老头子,从没想过要报酬。”

 “但你们回大陆后,审查二十几年,工作生活都没被安排好!”子女们说。

多少年后,母亲与介绍叶家参加革命的姑父杜宣再度重逢。杜宣旁是表姐贵未明


母亲冷然道: “大军渡长江的时候,后面有多少抬担架的?多少摇橹的?死了多少人?这些人没想过要什么回报吧!我就是抬担架的。其实随大潮下不难,但想要有模样,得有目标,既要聪敏,也要有手段,更要有贵人!你父亲有本事,大音乐家,文史哲数理化样样拿得出手,四国外语,打架都是专业的,他甘愿当螺丝钉,除了工作从未想过索取,你们用一生想想为什么”!


母亲来北京看望刚大学毕业的我





母亲这一生,开始和父亲一起和国民党斗,在香港和港英当局斗,回国后又与“审查”斗,文革中与 “红卫兵” 造反派”和“工宣队”斗、与动乱、与无法无天及欺压、侮辱、伤害她的人斗。文革中,父亲被关押,没有生活来源,她靠绣花,以呕心泣血之璀璨换回少的令人发指的工钱,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与无法形容的生活窘迫斗,母亲从来是赢家,没输过。但在她最需要为自己利益争一争时,她没对自己年轻时和父亲一起为之掏心窝子玩命的组织提任何要求。


母亲与我女儿小咕




母亲有次在香港半夜替父亲去送文件,刚从半山罗宾臣道出发,街上“砰”一声枪响,父亲霍的站起来熄了灯。两小时后母亲回来,见父亲全身湿透,紧张冰凉地还站在那里,真拿脑袋掖在腰带上过日子。


有次父亲去澳门送机密,到半夜仍未回香港。母亲心焦火燎,当机立断通知上下联络人赶紧“失踪”。半夜港英水上警察署打电话通知母亲。拿证件去领人。原来父亲澳门办完事没赶上回香港轮渡,擅自租个小机船让船老大送他回香港,在海上被港英水警截住,关了两个多小时。母亲穿了件闪闪亮光的紫红色旗袍,装腔作势去了警察局,把“大音乐家”接回家。父亲为什么要连夜赶回香港?一问,原来第二天一早电影公司的片子要录音,去澳门搞革命,回香港搞艺术!从澳门到香港,现在飞翔船要航行一小时,五十年代小机轮,怎么也得开两个多小时吧?在警察局,父母让警察大半夜打电话给大导演李翰祥,证明第二天一早是给李的电影录音才作罢。为此老头子挨了狠尅,妈也气的半死。


我笑了:“你们生活不是挺有意思的么!”


母亲眼一瞪:“你以为拍电影!他要真失踪,所有人马上都得消失。我才二十几岁,说不怕,那是瞎讲”。


那件紫红色旗袍质地极棒,金光闪闪,母亲带回上海后再也没机会穿,实在与时代不符,一直挂在三楼衣柜里。著名沪剧导演商周是我家邻居,他太太郎丽娟,是上海最时髦的太太之一,最觊觎这件旗袍,一天到晚来我家试,因身材太胖,怎么也穿不进去。文革中曾拿到寄卖行去卖,在“太资产阶级‘,死活卖不掉,最后只好拿回家,现在不知去哪了。


说起香港往事,我们子女们忿忿然。老太婆森然道:   


 “情治人员一过气,甭管编内还是外围,等于用完了的抹布,人人唯恐弃之不速,无论CIA还是KGB,哪国都一样,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现在组织对你们父亲如此,比张胖子、沈安娜强多了,你们就烧高香说声感谢吧!”

 ............


  

2009年,母亲到澳门看我演出时留影





“张胖子”华克之,中共最令国民党闻风丧胆的职业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令人骄傲的秘密工作者。1935年11月1日,华克之成功组织刺杀了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震惊全国,名满天下,当时他还不是中共党员。汪精卫命大,中三枪仍未咽气,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捉拿华克之,华逃到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华想参加“抗大”,毛泽东认为,当时国共要合作,参加“抗大”身份一公开,国民党来要人,不好办,还是去南方局,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经廖承志与潘汉年介绍,毛泽东亲自批准,华克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和香港,华是潘汉年最得力干将。此事显示当年逸群绝伦的毛泽东胸中韬略过人,处处高人一招。


 
五十年代初,华克之在中共中央调查部任一司长。当时司长可是很大的官。潘汉年事件后,他身陷囹圄。他没殁于国民党特务天罗地网般的追捕和绞杀中,却被关在了革命成功后中国共产党自己设立的监狱里二十二年。

华克之


1981年3月,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同志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责成中央纪委复查潘汉年案件。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个错误不仅使潘汉年同志长期蒙受冤屈,而且牵连许多过去同他有工作联系的同志,使他们也长期蒙受冤屈。沉痛的历史教训,全党要永远引为鉴戒”。



夏衍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在纪念潘汉年90诞辰的一篇文章写到:
 
“我们怀念潘汉年同志,同时也怀念那些受“潘案”株连,历尽坎坷,又过早离世的同志们。其中不仅有党员干部,也有一批对党作出重要贡献的党外人士,他们多是当时有相当社会地位的进步人士。他们不为名,不图利,甘愿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斗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著名中央特科成员沈安娜



沈安娜1948年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会议中任速记员(台上右二,离蒋介石只有五米)

父亲去世后我才有机会和母亲谈到这份决议与夏衍的文章,我说:



“妈,好歹你也是一定的贡献,哈哈”。


母亲脸上毫无表情。她沉默许久,只淡淡的说了一句:”你抓紧做自己的事,爸会高兴的”。



母亲2008年在香港
近年来有个1949年5月如何对待地下党的“最高指示”曝光,无法证实,也无法确认真伪。十六字秘密方针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父亲1954年从香港撤回大陆,肯定不知道这一方针。他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有这方针。辛亏他不知道,我希望这是谣言。母亲对这传说未置任何评论,父亲去世后,她一直住在香港。老太婆绝顶聪明,云淡风轻,油盐不进,咸的淡的,冷眼看世界。我最后一次在香港与母亲推心置腹谈话,记得很清楚。老太婆目光炯炯,说:




“充满理想的,十之八九要败于世。不用和小人斗,因为他们和谁都过不去。爱因斯坦讲,世上两种无限,一种是宇宙,另一个就是愚蠢了。你可要记住:这辈子你只作音乐,不要做其他。否则就是愚蠢,万劫不复“。



母亲在2010年



在我心中,母亲永远美丽。她心明眼亮、独立思考、果敢坚毅、善知进退,相夫教子,慈悲贤良。她的优秀品质我永远铭记于心。



我与母亲在香港(2013年)




母亲与全家人过2017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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