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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丨恰同学少年：北大教授贺卫方的重庆火锅气（6.2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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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北大教授贺卫方的重庆火锅气

（学号0289号的贺卫方同学）

2018年的一月，我从杭州坐高铁回北京，遇到青岛往杭州方向高铁在半道上发生事故，导致我在漫天飞雪的回京路上堵了8个小时。车到江苏溧阳，停了两三个小时不止，列车也不开门，坐在前面的小孩扯开喉咙放声啼哭，我无处可逃，感觉自己在封闭的空间中很是抓狂。

望着窗外飞雪，想起一桩趣事，遂打开手机戴上耳塞听贺卫方老师讲他在西南政法大学读书时的经历，其中教罗马法的老先生，那个出生在江苏溧阳一座小村庄的周枬教授，英语、法语、拉丁语、德语都顶呱呱，就是普通话说不好，一口溧阳方言，同学们全部听傻。我听着听着不时一个人笑出声来，此前的不安渐渐平静下来。

我常说贺卫方老师是谦谦君子，宽仁儒雅，我没有说过但心中却很爱重的一点是贺老师身上还有一股子浓厚的山城火锅气，麻辣滚烫，耿直豪爽，不得拉稀摆带。我跟张思之老爷子见面，对话肯定是四川话，老爷子抗战时期在三台生活过，一口流利的川话，我觉得亲切，他被蓦然拉回往昔时也有同样的亲切。贺老师亦然，有时候吃饭我故意用方言说：酒嘛，水嘛，贺老师就会肝筋火旺地用重庆话接下句：喝嘛。这种时候，心中会无端升起一种同类的欢喜。

那年夏霖出事，我说贺老师您写点什么吧，贺老师袍哥人家的架势就出来了，爽快地跟我说：燕子，明天交作业。我知道，这与他们同样有西政经历相关，也与山城重庆浸淫日久养成的品格有关。

（西政时期的贺卫方和他的老师同学）

说起贺老师去西南政法大学读书，这可是个典型的上错花轿嫁对郎的故事。一代法学教授是从高考数学只考4分开始起步的。

1977年，17岁的贺卫方第一次参加高考，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编采系，第二志愿差一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处有笑声，太瞧不起北大了），第三志愿报的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数学只有4分嘛，落榜了。1978年，山东省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是340分，贺老师考了348分，北广、北大、北师大、人大，全部都不敢报，山大也力不从心，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就报了省重点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自信满满地在家里等录取通知书，8月份的时候，邮递员拿着一个信封到院子里大喊：“你们家有好事了”，信封地址是“西南政法学院”，拆开一看是录取通知书，都没报志愿嘛，简直太荒唐了，重庆，重庆又在地图上哪里？

1978年10月2日，18岁的贺卫方坐上了从烟台开往重庆的火车，到了学校就去了解情况，方知那年西政刚刚作为全国重点院校恢复招生，广告做得不好，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学校，他们在山东总共招17个人，结果只有15个人合格，当时的法律专业还是绝密专业，政审要求家庭政治背景要清楚（不是清白)。到山东录取的招办老师为了补够名额就去山师要人，那时候各个学校之间通力协作，山师同意让他们在上线考生中选，这就把贺卫方选中了，阴错阳差地从中文系的渴慕者变成了法律系的学生。贺老师讲起这段魔幻经历，自己都忍俊不禁：早在1974、1975年，如果有人说你别太悲观，将来你会成为北大教授的，我肯定认为他疯了，这怎么可能？你吃错药了吧？怎么可能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但是后来，人的命运就是这么神秘吊诡，极富戏剧色彩。

当年全国法律专业一共招生700人，西南政法大学在全国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录取了365个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另外还有两个师资班60多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400多个学生，生活在歌乐山下、嘉陵江畔一个狭窄、破败、满是泥泞的校院里边，所以大家都戏称西政为“稀烂政法学院”。

糟糕的学习环境中，却是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生于1946年，最小的1963年出生，基本上是两代人，以至于班上一个1962年出生的女同学，把同班另一个男生叫了半年的叔叔，后来发现不对，我们是同学，凭啥叫你叔啊？校园里长达一年时间就这么400多个学生，没有高年级的同学，这400多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经历缤纷多彩，相互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不同地域文化也在渐渐交融。

（西政时期的贺卫方老师，及30年后重返西政）

宿舍里的室友来自四面八方，四川的、河北的，还有一个生于1949年，在江苏泗洪县做教育局秘书的室友，考分高，语文非常好，贺老师以为自己中学就发过“豆腐干”了很有优势，到了班里才知道这家伙比自己好多了。贺老师说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不仅是知识的多元、广泛，还在于学生来源广泛、多元，高校不仅仅是各种各样的学科汇集成为一个大学，学生本身也形成了一种相互之间的文化交融。

不同地域文化在宿舍的卧谈、铁路的散步中互相交融传递，高年级的同学和低年级的同学形成了文化上的“互补”，小同学对大同学都是需“仰视方得见”的那种感觉，大同学不但学习读书甚至文革偷书都很有经验，包括打架也很有经验。而对当时的老师来说，见到了第一届学生就仿佛父母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一样，因为他们已经是十年或者是更长时间没能从事法学教育了。1978年恢复招生，这些老师们，有些已经被下放超过二十年了，他们从社会的各个角落爬将回来归队，又进入到了高校领域，又可以教他们二十年都疏离了的专业—法学。贺老师回想西南政法那个时代的师生关系密切程度特别感喟，老师们闲着没事就跑到宿舍里跟同学们聊天，聊得昏天黑地，有些老师是为了跟学生下围棋，输急了眼，晚上也不回家。

那是一个满怀热情的年代，老师们也特别鼓励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校图书馆有位图书管理员肖廷秀老师，对于爱读书的学生尤其关心。你去借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借了第一册，他就会记住贺卫方借了第一册，然后说：第二册现在被借走了，复本量不多，书回来我再告诉你。结果第二册刚还回来，她真的一路小跑到学生宿舍去通报：书回来了，赶快去办借阅手续。图书馆对学生借书采取了最大限度的鼓励措施，中文书一次可以借二十本，外文书可以借五本，研究生不限量。贺老师说他亲眼见研究生的大师兄借书是挑着大扁担，到图书馆借了两箩筐书颠颠儿地回来的。

南京、重庆、武汉一直被喻为中国三大火炉，重庆夏天炎热潮湿，老师们经常自费到街上去买冰棍，到食堂借许多碗，每个同学面前碗里放一根冰棍。到了冬天，21天寒假，重庆山东往返要八九天，皮厚馅薄不划算，贺老师就呆在重庆等过年。每到过年那几天贺老师都变得特别抢手，老师说：卫方初二到我家吃饭吧。他说：初二我安排出去了，初五晚上还有空。老师赶紧定下来：初五，初五说定了哈。

（西政78级9班毕业照，能认出贺卫方老师的是真爱）

这次游学我原想找一处跟北大有关联的地方，贺老师说：重庆，重庆！他倒是常说，重庆那个地方的民风他特别喜欢，肝筋火旺的，喜怒哀乐皆溢于言表，喝酒，喝嘛，三伏天吃火锅，光起个膀子，街边边一坐，白酒走起。他承认，这种民风对西南政法的学生影响很大，同届的，后几届的，包括新一代的，他们身上多少都沾染了一点重庆的火锅气，袍哥气，讲义气，互相抱团，互相提携，贺老师对研究一个大学如何受到所在地文化的影响很有兴致。

1978年的中国只有两部法律，一部《宪法》，一部《婚姻法》，其它法律全没有，82宪法还要等到那一届学生本科毕业才出台。那一届学生的知识的面向、知识的传承，和今天的学生特别不一样，如果老师民国期间接受的高等教育、法律教育，他们会把民国时期的那套东西传承给学生，留学国外回来的又会偏重西方法律史。开篇提到的周枬先生，1949年前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罗马法博士，是当时中国教罗马法最好的先生，学校把周老先生聘来，结果没人听懂他讲的是哪国话，后来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说跟周枬先生是溧阳邻村，语言相通，于是周先生在课堂上讲一段，邻村的老师翻译一段，讲的是中文，翻译成中文。

法律方面的书本稀缺，学校尽可能地去邀请安排像周枬先生这样的课程，也包括从其它学校请一些其他老师讲课，弥补学校师资力量的不足。法律虽然是专业，但学法律的人不能只知道法律，一脑门子只读法律书的人可能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法律人。一个美国著名的法官说过，一个只懂得法律的人可能会成为法律的敌人。所以这一代的学生有一个特别大的坏事变成了好事，就是当时可读的法律书少，反倒可以阅读许多与专业无关的书籍。贺老师个人愿意读西方哲学史，读多了以后，思维就会发生变化，观念也会变得不一样。文学、音乐也是贺老师的爱好，他讲钱钟书、内藤湖南几是信手拈来，前天还跟郝建老师大段大段地商榷关于王西麟音乐的话题。

西政第一届的学生至少知识的视野是开阔的，作为首届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西政学生占了当时半壁江山，其他像北大、人大、吉大学校加起来才相当于西政的规模，78级学生毕业后纷纷占领滩头涂地，一些好的位置都被疯狂地瓜分了，有许多同学变成了在司法界、在法学界、在其它一些领域的名人。西南政法的老师每每说到78级，都言是不可复制的神话，也有人说是法律界的黄埔一期。贺老师自己诠释说，这与时间有关，与规模有关，与当时所培育出来的对西方法学传统的尊重有关，与个人经历所带来的批判精神，以及重庆当地的民风也有关。

6月26日-29日，贺卫方老师将故地重游，回望曾经美好的山城岁月，愿与鹤师同行吃火锅喝小酒聊大天儿的朋友速度来报。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高人指路

【行程安排】

6月26日

抵达重庆，入住酒店，晚餐见面会，晚餐后有兴致即可上鹅岭公园观山城夜景

6月27日

上午上黄山抗战遗址，法国水师兵营。

下午坐长江索道抵达渝中半岛，参观朝天门沧白路城市阳台和洪崖洞、解放碑步行街、重庆人民大礼堂；登船两江夜游，船上晚餐！

6月28日

上午李子坝公园，磁器口古镇。

下午白公馆、渣滓洞、樊建川防空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