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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神探曹宝麟｜抱瓮出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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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神探曹宝麟

文｜于雷鸣

说起“神探”，或许您马上就会联想到狄仁杰，联想到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他们以广博的知识、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象、严谨的推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书法神探”，是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曹宝麟教授的雅号。曹先生长期致力于宋代书法史的研究。他经过认真考据，把米芾的一百多幅传世书作排出次序，这种做法史无前例。先生自谓“尝到甜头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他又花费十年心血，锁定近二百通以尺牍为主的北宋书迹，按乾嘉学派的路子，对所涉及的一百五十多位北宋书家顺藤摸瓜，探赜洞微，使得诸多历史迷局豁然开朗，水落石出。

2010年岁末，曹公应台南大学黄宗义教授之邀，赴宝岛作了题为“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证”的演讲。他从“句读”、“关键词”、“书信格式”、“书风”、“典章制度”等入手，畅谈“破案经验”，引来好评如潮。“书法神探”之雅号从此不胫而走。

一

曹宝麟不愧为“书法神探”，多年来“以勘破千年迷案，还原历史真相而乐此不疲”。作为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宋代文人、书家的异代知己，曹先生对他们的作品及生平的考证，填补了宋代政治史、文化史研究的诸多遗缺。

在曹氏看来，苏黄米起手于唐人，但又被横亘于眼前的“尚法”高峰挡住了出路。正像好诗已被唐人作完，后人只能另辟蹊径。但苏黄米不愧为时代骄子，经过一番知己知彼的权衡，终于突破前人樊篱，闯出一条“尚意”的新路。曹宝麟的研究，还使得那些早已被岁月淡忘，甚至被后世唾弃的反派和丑角，也一个个粉墨登场，亮出各自的独门绝技：

在神宗、哲宗二朝的政治和文艺舞台上，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相继登场亮相。他们使出浑身解数，通力合作，把书法这出大戏推向了曲终幕落前的最高潮。

苏轼无疑是当然的主角。他本身的人生经历和文艺天分，已足以使剧情显得跌宕起伏、丰富多彩。他是个历史上少有的通才，无论是文章诗词，还是日常器用，他都有独特的创造，而且一旦创造出来，它的生命力都会因其迷人的人格魅力而影响久远。苏氏在书法上亦开风气之先，使书法传统中任情适性的一个分支变为代表社会审美的主流，苏轼在这一转变中发挥的作用是举世瞩目的。

黄庭坚和米芾出入苏门，他们作为重要的配角，各自担当起烘云托月的作用。他们共同把“尚意”这个主题演绎得有声有色、淋漓酣畅。

章惇和蔡京、蔡卞兄弟可以算作反派和丑角了。然而撇开此辈的政治立场而看他们的演技，仍不免会在咬牙切齿之余暗暗地喝彩几声的。（曹宝麟著《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页97—98）

曹宝麟考据的米芾《箧中帖》

曹宝麟以“米粉”自嘲，数十年来一直沉浸在老米的艺术世界里。尝戏言：“‘米’与‘曹’并在一起便是‘糟’，只要不是糟糕的劣义，哺糟啜醨也还不坏。”在《米芾评传》中，曹公把老米推上了万世不祧的神坛，称他为书法王国之君主，集古出新之巨匠：

百年必有伟人出。自苏轼、黄庭坚、米芾三杰崛起，继绝开往，宋代积弱的书坛才出现了新气象。其中米元章以超人的天分、淹博的学识和卓绝的勤奋，为自己赢得了万世不祧的地位。可以说，宋代若无米襄阳，其在整个书法史的光华定会大大地逊色；后世若无米襄阳，其谈助的齿颊之间，恐怕也会淡而无味了。（曹宝麟著《抱瓮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出版，页415）

在中国书法史上，像米芾这样的怪才绝无仅有。曹氏腹笥深厚，信手拈来，以生花的妙笔，把米元章刻画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他穿戴唐巾深衣，高檐帽碍轿顶，干脆撤顶而坐；他又有洁癖，洗手不用巾拭，相拍至干；不让人手摸藏品，展示几拒人于一丈之外；别人试他宝砚是否发墨，唾砚代水，他勃然变色，将污砚相赠；他择婿，一看到段拂字去尘，连称“真吾婿也”；在太常时屡洗祭祀官服，刺绣磨烂而遭到弹劾；办公时亦玩石不去手，拜官署前怪石为兄；死前于棺木坐卧其中，念偈句合十而终……这些乖僻的言行举止，喧腾人口，传以为笑，因而得到一个“米颠”的诨名。（《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页169—170）

在宋四家中，“苏黄蔡皆以余事临池，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更多地放在立功和立言之上”。只有米芾，“一日不书便觉思涩”，似乎更像现代意义上的“纯粹的书家”。不懂“世故”、“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他在险恶的官场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显得力不从心。“他的狡狯的应变能力只能对付没有生命的文房四宝”。在《米芾与苏黄蔡三家交游考略》一文中，曹宝麟援引史料，裒录轶闻，解读了米芾的双重人格——忽而出奇的狂傲，忽而无端的谦卑；有时莫名的慷慨，有时异常的吝啬：

我固爱元章，但却不能不把他历史上的污点和人格中的丑陋写出，因为“为尊者讳”的结果，将使人们不能全面立体地了解米芾的一生。欧阳修《朋党论》有云：“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但人世是复杂的，很难划分到泾浊渭清；人心也是复杂的，不然无所谓和光同尘。米芾与苏黄交无愧为君子，其与蔡京交则不免为小人。（《抱瓮集》，页143）

说到苏米的君子之交，曹宝麟用“老而弥笃，牢不可破”来形容。据曹氏考证，苏米订交当在元丰五年（1082年）。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对米芾来说，无疑是影响其一生名业的大事。“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老米对东坡始终如一的忠诚，尽管还有对以后仕途上提携的感恩在内，但在很大程度上当是出于这一点拨的报答”。东坡长米芾十四岁，“米之于苏虽不执弟子之礼，至少也是视为丈人之行的，他在人前人后始终保持着对一代文豪的敬佩钦仰之情。即使在东坡死后，他也未敢轻易造次。（《抱瓮集》，页127—128）

北宋苏轼寒食诗

北宋黄庭坚跋苏轼黄州寒食诗

苏轼豁达仁厚，对前人、同辈、后生都罕有不留情面的批评。他对米芾的书法大多是肯定的正面评价，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而前面八个字，实际上已成为米书的千古定评。这句话见于《雪堂书评》，雪堂是东坡在黄州的住所，据此可断定，这是二人初识时东坡的评骘。

元丰六年（1083年），即苏米订交的次年，东坡在黄州贬所又遇知己，有文可证：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苏轼的这篇《记承天夜游》，不足百字，堪称绝唱。每读此文，我都在想：与东坡一起缓行寺院，步月谈心的张怀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查遍手头资料，只检索到以下信息：张怀民，字偓佺，又字梦得。元丰六年六月，张怀民谪居黄州，营新居于江上，在其西南筑亭。苏轼命之为“快哉亭”，并作《水调歌头》相赠，“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名句即出于此。苏辙是年十一月一日又为其作《黄州快哉亭记》。

张怀民从何处、因何故被贬黄州？张怀民怎样的人生经历令苏轼发出“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感慨？我拨打电话，向神探“报案”。第二天，先生回复，“案件告破”。曹公对我讲，他是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4中发现的蛛丝马迹。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张怀民任江宁府签书判官时曾陷入一场官司。其四年后被贬黄州，与史乘契合无爽。

古人重视礼仪，在名、字的称呼上十分讲究：上对下、长对少通常直呼其名；平辈之间则相互称字。曹先生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新知润州吕嘉问言：‘昨案发江宁府签书判官张偓佺违法事’”断言，偓佺是名，怀民是字。此说纠正了九百多年来“张怀民，字偓佺”的以讹传讹。

曹公驾驭文献之娴熟、推理之严谨，令我叹服。为扩大战果，我紧抓机遇，请先生以此创作一幅题跋书法作品：取《寒食帖》笔意，抄录《记承天夜游》；对张怀民的考证，则以小字跋尾。《寒食帖》被推为苏书第一，创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记承天夜游》乃东坡散文之名篇，写于次年。如此游戏翰墨，“原汤”化“原食”。

一周之后，我收到了先生寄来的特快专递。打开信封，淡淡的墨香与浓浓的书卷气扑面而来，令我想起《晏庐自述》中的那句话：“我把自己定位为学者，学者就得写学者字。我所认定的追求是借助适宜的书写，再现一种古典的情调和一派精致的逸韵。”

曹宝麟书《记承天夜游》2011年

曹氏跋文，俨然法官出具的“判决书”，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右东坡谪黄州第四年事也，若持与初至寓定惠院所作《卜算子》词相较，心气渐平，岂非学佛有得故耶。

张怀民时亦谪于此。仆考得即筑快哉亭之张梦得，又从东坡《水调歌头》题解知亦即张偓佺也。

张氏《续资治通鉴长编》惟一见。元丰元年十一月辛未，其时为江宁府签书判官，既为安石党羽吕嘉问所疾，则与东坡之相善亦甚宜矣。

二

曹先生对我讲：“‘书法神探’这个称号，我愧不敢当，那只不过是黄宗义教授招徕学生的噱头而已。”黄教授为什么要以此为噱头？曹公的演讲又何以被热捧？我推测可能与《抱瓮集》当年在台湾首发时引起的轰动有关。正因为两岸同人都视《抱瓮集》为“破案秘笈”，那么称曹宝麟为书法神探，自在情理之中。

《抱瓮集》收录曹氏书学论文16篇，1991年由台北蕙风堂付梓，一时洛阳纸贵。两岸书学交流，自此门扉洞开。为厘清其来龙去脉，我电话求教于当年全力促成此事的台湾明道大学教授李郁周。两天后，我收到了李先生回复的短信：

于先生：曹宝麟先生大作在台湾出版，是当年轰动台湾书法界的大事。时隔二十多年逐渐淡去，但我目前在给博士、硕士研究生讲课时，仍不时提及。此书在北京再版，尤为宏富，灌沃书坛，更无涯际了。往事历历，先生欲再表扬推赏，我也自觉有功。若有便访台，可以细说。今日仓促中检出二十多年前几则个人简略、潦草的日记，或有用处，可以影印奉上。请示尊址，以便近日内付邮。李郁周谨启。

李先生寄来的日记，与我案头的几通手札相互关联，还原出两岸学人惺惺相惜的一段佳话。故事要从白谦慎穿针引线说起。1989年9月24日，白谦慎致函李郁周：

我有一老朋友叫曹宝麟，书法史的考据文章写得很好（张隆延先生尝语我：台湾年轻一辈从文史着手考证研究书法的有李郁周，在大陆有曹宝麟）。近年来，曹兄先后发表了近二十篇书学论文，皆有相当的分量。我和一些朋友认为曹兄的考证文章在大陆书坛是一流的，希望有机会能结集出版。然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实现。我不知在台湾是否有出版商愿意出版曹宝麟的论文集。如有人感兴趣，条件可以进一步谈。我想，只要这一学术著作能出版，不要稿酬亦可以。出版者只要给曹兄百十本样书即可。

白谦慎的热心张罗，得到了李郁周的积极回应。很快就有好消息传来，李郁周与蕙风堂谈妥了《抱瓮集》的出版事宜。并约定由曹宝麟出具委托书，与书稿一并邮给白谦慎，然后再转寄李郁周。曹宝麟到邮局后，方知邮资不菲，索性直寄文珍（李郁周本名文珍，以字行），并致函白谦慎说明情况。曹先生长谦慎9岁，关系又密切，故昵称“小白”：

小白：今赴邮局，闻文稿超过一斤，挂号航空便需五十余圆，费用不訾。为免无端支出，决定直寄文珍。开缄致歉。即颂新禧。宝麟顿首。十二月廿六日中午（引自1989年12月26日《曹宝麟致白谦慎函》）。

看了曹宝麟寄来的《抱瓮集》书稿，李郁周激赏不已：

曹氏考勘书迹，其能力两岸无人可及，盖彼由王力门堂走过，“例不十，法不立”，从古语入手，以当时人习惯用语入，内容可无疑矣，此法昔人未有之。再配合书迹手泽、收藏、印记、著录，则几天衣无缝也。见此人之文，余可封砚矣（引自1990年1月16日李郁周日记）。

1990年3月24日，李郁周在日记中写道：

曹宝麟再自安徽芜湖寄其《抱瓮集》之图片，多自书上直接剪下者，另有数文又以繁体字誊抄一过，用心实甚惊人。彼将此书视为平生力作矣！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李郁周为编校《抱瓮集》竭尽全力，同时也为印刷环节不畅而导致的拖延感到懊恼：

近十天皆为曹宝麟《抱瓮集》的校稿而投注所有的时间，至今校完三校，大概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了。这本书在我的手中一年半，竟然没有印好，实在窝囊……预定暑假内出书，不得再延期了。曹氏文笔甚好，有许多古语融于现代白话文中，读起来顺口，并未诘屈聱牙。读过此书，若细细品会，文笔应该会进步。在台湾已读不到这种文章，遣词造句，皆从古文的基础来（引自1991年7月30日李郁周日记）。

1991年9月27日，李郁周在日记中写道：

《抱瓮集》出版，给曹宝麟写回信并寄三册书去，悬宕二十个月的书终于面世，实在令人气结也。

2006年12月，《抱瓮集》增订本在文物出版社梓行。曹宝麟在《后记》中言明：“《抱瓮集》一九九一年在台北蕙风堂出版时，印数只有一千，以后也未见重刊。除了返我一百本以抵版税外，那九百本的‘流通量’确实微乎其微。”“直至今日，还时而有闻风者来电来函索购此书，才使我感到有出版一个增订本的必要。”“十四年以来，又稀稀疏疏地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作为补充，遂使本书的分量增加了将近两倍。”“至于本书的命名，仍沿用‘抱瓮’二字，因为我觉得舍此则无以传神地体现结撰之蠢笨而已。”（《抱瓮集》，页668）

台版《抱瓮集》大陆稀见。我有幸淘得一册。曹公凝视良久，如晤故友，感叹世间万物，适于所适：

此拙集初版付梓于台北蕙风堂，唯印千册，退吾百数，以为版税。遂分赠海内友好，未期永占他人书格，故旧黜新纳，孰谓非宜。今流落网店，为吾友于君雷鸣斥六百元取得，扉页具款皆已褫去，盖已逆料事有今日矣。然万物适于所适，乃为二适焉。甲午七月。曹宝麟谨题。

我案头的《抱瓮集》增订本，扉页亦有曹先生题字：

宣威沙漠，驰誉丹青。千字文句，又见世说。未考先后。曹宝麟。

寥寥数语，既似开宗明义的介绍，又如一篇拟收录而尚未写就的论文，还有点像警情通报，大有“立案侦查”的态势。曹公这“放笔一戏”，举重若轻，宛如杂技高手，在钢丝上腾挪翻滚，以如飞的速度完成一系列高难动作。字里行间，先生书写时的优雅与从容依稀可见。如此大家风范，怎不令人击节？！

三

曹宝麟在北大读书时，曾自刻一方“辛楣同乡”的白文闲章。辛楣，即嘉定钱大昕，乾嘉时期的朴学大师。曹宝麟也是嘉定人，以“辛楣同乡”为印，或许是想表明，此时他已对乾嘉诸子的治学方法推崇备至并跃跃欲试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曹宝麟将乾嘉考据之学引入古代法帖的考证和宋代书法史的研究。他非常自信地说：

我以为碑帖文字远比锓板后的文集之类可信，因为有书法风格堪作保证。它们尽管大都是一些信札、文牍，等等，但其文献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在这片园地里，似乎随便翻翻，就能拾到秦砖汉瓦，如果深深地挖下去，恐龙化石在等你都未可料，全看你是否耐得寂寞，吃得艰辛了。（《抱瓮集》，原版自序，页2）

恰此时，曹宝麟与黄简订交。时至今日，他对白谦慎的牵线搭桥依然心存感激。曹先生并不讳言，正是当年黄简的热情相邀，成就了其书学体系的奠基之作：

我的“处女作”是《〈宋徽宗书蔡行敕〉考》。当时黄简先生初至《书谱》，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他拟出不少专题，“历代帝王书法”即是其中之一。由白谦慎君推荐，辱命分撰一篇。我在学校图书馆素蟫灰丝的卷轴间发现了此敕，同时依稀感到其中未解决的问题，似乎是留待我进而探索的机缘。未料一翻《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蔡行”之名竟赫然在目！于是便按图索骥，顺藤摸瓜，写成了这篇今天重看已觉惭赧的文章。既生契机，其后真一发而不可收，改变了我学术研究的大方向，数篇涉及重大公案的商榷文章也相继问世。（《抱瓮集》，原版自序，页1）

宋徽宗书蔡行敕（左右滑动查看全图）

警察破案，靠的是证据。过分析蛛丝马迹，最后找到真凶。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书法神探”的撒手锏，就是把文字作为文献来考证。在曹宝麟看来，一件尺牍，少则十来字，多则百余字，从考据入手，抓住关键与要害，就等于找准了突破口，就可以排闼直入：

依存于书法的文字资料，大多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东西，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各大博物系统的研究人员，要么亵近而不屑为，要么虽做犹未尽善，于是我便拣到了一个便宜。现在看来，我的一发而不可收拾，似乎得益于自身的两大优势，一是书法爱好，二是工具背景。仅具其一，不是无视文字内容，就是罔顾书法文本。（曹宝麟《抱瓮余话》，载《中国书法》2007年第4期）

“书法爱好”，是曹先生的自谦。众所周知，他对书学研究的深度、书法创作的高度绝非常人能及。曹宝麟继承王力先生“例不十，法不立”的衣钵，长于训诂，精于史学，如此“工具背景”，也是考据的必备素质。有了这“两大优势”，“嫌犯”再狡猾，也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

曹先生说：“《抱瓮集》也算我的‘一本书主义’吧，已靠它得了不少奖。说来惭愧，二十年所积，也只区区42篇论文而已，其中大部分是编写《中国书法全集》的副产品。按照该书的体例，考释部分字数限制在一千左右，一旦碰到可以深挖的富矿，就只好另作长文铺陈尽之了。

如‘北宋名家卷’中文彦博的《定将帖》，原本是仅仅11个字的便条而已。或许是因为过于简略的缘故吧，千余年来，似乎无人对此作过某种解读的尝试性努力。但我偏要顶真，经过一番考证，认定它很可能是熙宁八年（1075年）大名安抚使文彦博命令下级拟定公文的备忘录。此帖揭示出王安石变法时新旧两党对治水问题的尖锐斗争，那么这11个字，几乎没有一字可以轻易放过的了。

文彦博定将帖

又如薛绍彭的《危途帖》，对其中一字的识读，就比徐邦达先生原先考释的内容增加了开掘的深度。做学问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汉阴丈人抱瓮出灌虽不逞机心，排斥桔槔，但毕竟还是利用了陶埏。我的考证，也充分借助于前电脑时代的检索工具‘引得’，只是其覆盖面以外的典籍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手段，这也是迫不得已。徐邦达先生曾对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北宋书家作品做过考证，做就难免出错，他的《古书画过眼要录》最早是在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那里面可谓错误百出。于是，我的考证就拿他当靶子了。我并非揪住徐先生不放，只是觉得他做得太简略，往往没有经过缜密的考据就武断地下结论。故宫藏书那么丰富，但他读得不够。我拿他作参照，也应了做学问的一句老话，‘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前人‘百密难免一疏’，那么后人就有事情可做了。踵事增华毕竟也是肯定前辈功绩，体现生生不息的学术传统。今后有人研究宋代书法史，肯定要拿我作参照。他可以把我的某些观点推倒重来，也可以修正并继续做下去。”

陆机平复帖

曹宝麟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古汉语词汇学，这一专业背景使他常能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问题。一些古人习用的词汇，每每成为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平复帖》是否为西晋陆机所书的笔墨论辨中，曹氏抓住帖中貌似寻常的“寇乱”一词，与徐邦达先生“反复论难而声气壮”。他坦言，“对《平复帖》中‘寇乱’所指为永嘉之乱的认识——我早就亮出底牌——是基于遍检《全晋文》和《晋书》，拈出相同用例的八个例句，经过类比分析后逐渐形成的”，若有异议，“要么重新查阅一遍鄙人据以立论的两部巨著，冀希于我或许隐瞒着对己不利的使用‘寇乱’一词的例句，要么另行找出这两部书之外的使我不攻自破的证据”（《抱瓮集》，页71）。永嘉之乱发生在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这是铁定的。再查陆机生平，陆机“生于东吴永安四年（261年），卒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抱瓮集》，页61）。至此真相大白，《平复帖》“案发”之时，陆机过世已九个年头，显然“没有作案时间”。曹氏遂得出结论，“既然在‘寇乱’前九年陆机已作古，那么《平复帖》不是陆机所书可谓洞若观火”（《抱瓮集》，页65）。文字内容的考证并非易事，既需要扎实的文史功底，也要有高度的学术敏感。正如薛龙春先生所言，今天我们借助古籍数据库，在数秒之内即可检出《全晋文》《晋书》中有“寇乱”一词的例句，扪心自问，我们具备这样的学术敏感吗？如果曹宝麟当年未提出质疑，我们会想到检索这个词吗？（薛龙春《忌目治而尚实证——论曹宝麟〈抱瓮集〉的研究路径》，载《中国书法》2007年第4期）

曹宝麟说：“吾友石开，喜欢搞笑，说《抱瓮集》可当推理小说来读。十几年前《书法报》组织名家开列必读书目，石开推荐者竟有《抱瓮集》。其实，对这种比较‘另类’的书籍，感兴趣的读者应该很少。”石开此言，谑而不虐。书中不少文章，涉及笔墨官司，仔细品读，还真有点诉状和答辩状的味道。1983年第2期《书谱》杂志，刊发徐邦达先生《柳公权〈蒙诏帖〉辨伪》一文，徐氏认为，帖中“出守翰林”一词，“实不合当时居官者职守称谓通例”，理由是翰林在禁中，何谓“出守”，进而认为《兰亭续帖》中的柳公权《年衰帖》称“蒙恩放出翰林”，远比“出守翰林”顺畅，因之确信《蒙诏帖》是以《年衰帖》为“原底”而又妄改的“不太高明的仿书”（《抱瓮集》，页36—37）。面对权威，时年37岁的曹宝麟发出了“此文所辨，颇觉未安”的感叹，遂以《书谱》为阵地，连发《〈蒙诏帖〉非伪辩》《〈蒙诏帖〉非伪再辩》两篇檄文，锁定关键词“出守”，征引柳公权的同僚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院记》等文献资料，经过一番考证，得出结论，“在唐时官吏陟黜，即从此官署迁往彼官署，不论离开国门与否，官场通语皆可得谓之‘出守’”，称以此认定《蒙诏帖》为伪作明显站不住脚，“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还是‘维持原判’为好”。（《抱瓮集》，页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