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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时代需要Dorothea Lange，但现在我们可能更需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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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艺术家文献、档案为基础

以史为鉴，梳理脉络，与大家探讨更多观点的栏目

1934年起的美国经济危机第十年间，摄影师Dorothea Lange在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FSA)任职时拍摄的作品聚焦贫困者、社会弃儿、被遗忘的劳动者等，形成极具标志性的影像。她认为这些不仅是“纪录片”，所有的照片都是对某个地方和当地的历史有纪念价值的，值得用语言来加固。

在当代环境，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刻，像Lange这样的艺术家刻不容缓，当之无愧地记录了移民、劳工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今天仍未解决。她的时代需要Lange，但现在我们可能更需要她。

Dorothea Lange - Words & Pictures - MoMA EXHIBITION

通过对Lange照片背后的故事解析，让我们来看看时代变迁后，当时的社会纪实摄影素材是否仍然具有价值和意义。作为当代艺术的典范，艺术家是如何介入时事，担任重要角色的。

Words ＆ Pictures

America Exodus

《美国出埃及记：人类侵蚀的记录》

“所有照片不仅是所谓的“纪录片”，且都可以用文字来强化。”

文字和图片如何协同工作？Lange曾十分谨慎地将照片与文字结合起来，以传达日常生活的故事。

Paul Schuster Taylor于1935年3月15日为加利福尼亚州紧急救济管理局(SERA)撰写的报告“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农民工农村复康营地”

从1935年到1939年，Lange与政府机构合作，提出请人们注意沙尘暴干旱和大萧条的经济和环境危机。1935年初，Lange被Paul Taylor和加利福尼亚州紧急救济管理局聘为打字员，她作为摄影师的薪水尚未获得批准。他们一起工作，制作了一些报告，将他的打字分析与她的照片和手写字幕配对，这些照片和手写字幕取材于他们遇到的人的访谈。

Lange迅速记述自己的情况，以写下人们用来形容自己情况的准确词语，谈话和个人故事的这些片段常常揭示出无法立即看到的内容：位置、工作形式、旅行路线、种族和种族差异一起，这些文字和图片为政府代表移民工人和干旱难民的干预提供了理由。

《美国出埃及记：人类侵蚀的记录》Dorothea Lange&Paul Schuster Taylor, 1939, © Dorothea Lange & Paul Schuster Taylor

Lange和Taylor的地标性写真集《美国出埃及记：人类侵蚀的记录》（America Exodus）将田野笔记、民歌歌词、报纸摘录、社会学观察结果以及Lange拍摄的佃农、流离失所者和农民工的名言编织在一起。通过他们在与政府报告进行协作时所使用的方法《America Exodus》获得了一份富有同情心的文件，该文件反映了严峻的经济和环境状况以及“沙尘暴”和“大萧条”造成的个人损失。今天阅读，这本书表现为对他人的关爱和关心，也证明了Lange和Taylor作为伴侣和终身合作者的关系。

Dorothea Lange 1942年4月，拍摄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维尔国际公立学校的孩子，来自所谓的国际定居点，在国旗保证仪式上得到了展示。其中一些是日本血统的撤离者，他们将在此期间被安置在“战争搬迁当局中心” © Dorothea Lange

一国不可分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Lange将镜头对准冲突对美国人的影响。她最具影响力的一些照片是1906年行政命令及随后的命令批准将其囚禁后送往拘留所的日裔美国人。Lange已被战争搬迁管理局（War Relocation Authority）雇用，以记录下这次拘留，但照片被禁止发行。

Lange后来回忆说：“他们想要一张唱片，但没有公开唱片。” 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Lange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7岁的女孩中本英秀（Hideno Nakamoto）身上：她站在一群宣读效忠誓言的学生之中。孩子们向上凝视着，大概是在看带领他们参加仪式的旗帜或老师。Lange将相机放低，水平地记录下孩子们。这幅肖像传达出一种真诚的纯真，似乎表明了即将采取的政府行动的不人道性。

这张图片的其他变形是在旧金山拉斐尔·威尔学校拍摄的，也向中本聪的右边显示了这个女孩：板子洋子（Yoko Itashiki）。随后，他们的家人被强行转移到Tanforan装配中心，然后转移到犹他州的黄玉安置中心。（2007年，摄影师保罗·北垣树（Paul Kitagaki）采访并拍摄了两名日裔美国女性。后来的肖像代表了她们的生存和美国历史上这一毁灭性篇章。）

在准备1966年的MoMA回顾展时，Lange与策展人John Szarkowski合作，为每个部分选择图片并对其进行排序。在标题为“最后的沟渠”的部分中，兰格精心编排了一系列照片以及第一人称视角的文字：“我正在这里说些关于被鄙视，失败者和疏远者的事情。关于死亡和灾难。关于伤者、残废、无助、无根、流离失所；关于胁迫和麻烦；关于定局；关于最后一条沟。” 我们感觉到，Lange说的是她在制作个人照片时所付出的努力，她还开始在她所谓的“摄影陈述”中排列图像组。

Installation view of Dorothea Lange,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January 26–April 10, 1966

Lange的“陈述“，展示了文字和图片相互参照，链接以及有时相互代表的方式。

Lange在临终时接受采访时评论了她的作品：“你看到的就是证据。这不是图片说明，而是证据。这是人类经验的记录。它与历史联系在一起。我们追求真理，而不仅仅是制作有效的照片。讲真话是某些人的天性，这可能是一种习惯，但您也可以养成不讲真话的习惯。” Lange对摄影具有“人类经验记录”的能力的信念来自于某个人在她所记录的经验和历史中的地位。在她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Lange始终致力于观察和讲述真理。

Migrant Mother

移民的母亲

“她说，他们一直生活在周围田野，靠冷冻蔬菜和儿童杀死的鸟类过活。”

这是Lange在1936年3月的一个雨天，由一位名叫弗洛伦斯·欧文斯·汤普森（Florence Owens Thompson）的女人和她的孩子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尼波莫的一个冰冻豌豆田边上拍的照片。当时是冬天，寒风凛冽，豌豆田都冻上了。

1936年3月上旬，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开车经过加利福尼亚州尼波莫（Nipomo）的标语“ PEA-PICKERS CAMP”。她当时是移民管理局（RA）的摄影师，该管理局是大萧条时期的政府机构，旨在提高公众对陷入困境的农民的认识并向其提供帮助。在路上二十英里处，兰格重新考虑并返回营地，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她后来回忆说：“我看见并接近饥饿而绝望的母亲，就像被磁铁吸引了一样。” “她说，他们一直生活在周围田野，靠冷冻蔬菜和儿童杀死的鸟类过活。”

Lange对他们进行了七次曝光，其中的一张照片紧紧地照在汤普森的脸上，使她变成了麦当娜般的人物，成为大萧条的标志，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该图像于1940年首次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名称为Pea Picker Family，California；到1966年，博物馆对兰格的作品进行回顾展时，它已经获得了现在的名称，加利福尼亚州尼波莫的“移民母亲”( Migrant Mother)。

“加利福尼亚州尼波莫市，1936年3月。农民工家庭。七个饥饿的孩子。母亲32岁，父亲是加利福尼亚人。由于早期豌豆作物的歉收，在豌豆采摘者营地里有目的地。这些人只是卖帐篷买东西。这个营地的2500人中大多数人都是穷人。”

在移民安置管理局成立初期，摄影师会将他们的胶卷和田野记录发送到华盛顿特区，在那里将它们分类为“批次”：胶卷被冲洗，田野记录被打印在标题页上。最好的图像将被打印并连同其键入的标题一起安装到文件卡上。但是Lange的田野笔记中没有什么与这些图像的标题相对应，而尼波莫（Nipomo）仅在1936年2月被提及。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任务：移民母亲》,大众摄影 © Dorothea Lange (1960.feb)

直到1960年6月，Lange在一篇名为“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任务”的文章中讲述了她的故事。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所以我们将原谅一些实际的错误，但是在其中我们了解了所有这些错误的关键：在旅行一个月后，她急于回家。她回忆说：“我不记得我是如何向她解释我的存在或我的相机的，但是我确实记得她没有问我…。我没有问她的名字或历史。她告诉我她32岁。她说，他们一直生活在周围田野上的冷冻蔬菜上，并以儿童杀死的鸟类为生。她刚卖掉汽车上的轮胎来买食物。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时期 Lange所拍摄的儿童

Lange开车到美国各地拍照。她在一次行动中在北卡罗莱纳州拍摄了这个女孩。您能否根据她的姿势和周围环境告诉她可能在做什么？这个女孩正在做黄油。这是艰苦的工作，但是如果您有一些浓稠的奶油和一个带有紧身盖的罐子，也可以在家中做……只要摇晃很多就可以了。

杂志是人们在互联网甚至电视之前了解周围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最受欢迎的杂志之一是《生活》，兰格在1954年和1955年发表了两篇照片集。这是关于犹他州三个镇的故事：Gunlock，Toquerville和St. George。艺术家温迪·红星（Wendy Red Star）谈到了兰格（Lange）的一个男孩和他的马的照片：

“我最初来自蒙大拿州。这个图像使我想起了我。当我长大时，在乌鸦印第安人保护区，我几乎是由马抚养长大的。看着这个小男孩的脸和他的舒适度，这让我非常共鸣。这匹马本身看起来像一道风景。而且她能够进行近距离拍摄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这个男孩的表情，他在这匹马的山峰上非常舒服，他可以对她微笑并且不怕摔倒。……就像他向她展示了他最大的热情或才华。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Dorothea Lange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加利福尼亚湾区。在大萧条时期转身捕捉旧金山街头的生活之前，她曾在工作室担任肖像摄影师。Lange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继续拍摄城市生活。在这里，她捕获了沿着主要道路行走的母亲和儿童。注意Lange如何捕捉他们的姿势，母亲和孩子的姿势。这些姿势感觉如何？他们每个人可能在想什么或感觉到什么？想象一下在Lange拍照之前可能发生的事情。

Lange为自己的家人拍摄了照片，包括她儿子抱着刚出生的婴儿的照片。根据他的表情以及他的站立方式，您如何看待儿子现在的感受？什么是焦点，什么是焦点？图像中最亮和最暗的区域是什么？考虑哪些区域包含的细节最多，哪些区域包含的细节最少。您认为Lange在哪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为什么？

Lange的启发

Lange从一个亲历过大萧条的劳作者视角来解读当时的社会情景和状况。摄影被用作一种做研究的工具，田野调查的记录。

Lange指出了纪实摄影的核心窘境：忽视了千万具有潜力的图像而去记录与历史影响力相关的，与政治权利相关的东西。这与现实主义摄影内在模糊的媒介，特别是此类摄影去情景化的特质有关。她关注到了时代中最需要被记录的生活和细节，并在时代过去之后仍然具有历史价值和意义。是作为图像记录时代图景的重要证据。在她的影像中我们看到怜悯的人文关怀和时代悲凉下的温暖。

Dorothea Lange

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1895年5月26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霍博肯，于1965年10月11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去世），美国纪录片摄影师，他在大萧条时期流离失所农民的肖像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纪录片和新闻摄影。

文字编辑：苏菲

视觉编辑：JU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