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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情细读(20)1961-1962 短暂的抒情小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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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情细读” 是一个针对展览 “动情:1949 后变局中的情感与艺术观念” 的线上推送,对展览进行梳理和补充。线下展览于本周日闭幕,当天下午我们会进行三场与展览相关的线上讲座。


本期是 “动情细读” 的最后一次推送。在过去三个多月里,我们用“细读”的形式,将 1949 后变局中错综复杂的隐含话语一一点出。这是一个创作自主性逐渐消减的政治运动时期。在了解其中复杂的政治、社会和艺术语境后,我们希望能更好地观察每个个体在他自身的环境中是如何与时代磨合,如何在社会中自处,如何在艺术上得到发展。


武德祖,《人物》,1948年,纸本铅笔,12.5×21.5厘米


1959 年,党内对大跃进中产生的问题有所觉察,并开始纠正 1958 年的左倾思想。与这种政治上的纠偏呼应,文艺界也于 60 年代初期开始纠正 1958 年的偏差,从激进主义的立场后退。与之相对的 “右倾“ 指的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能够保持自身的特质。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和展览里,“情感” 成为了美术实践者自持的一种空间,他们在这里拥有了一定的进退的宽松度,通过情感生产完成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的角色切换。以下这些可以在公共空间中讨论和看到的创作,部分地释放了郁结在艺术家心中无法表达的因素。


1961 年,郑君里执导的电影《枯木逢春》上映,故事讲述童养媳苦妹子在十年里的命运变化。这部影片的视角从革命历史转向当前现实,关注普通人的现实处境和悲欢离合,但故事仍然具有浓烈的政治象征意义。半年多后,电影剧作家瞿白音于《电影艺术》杂志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较为真实地表达出对新时代电影创作的困惑和批判。作者提出从艺术内部理解现实主义语境中 “创新” 的含义,指责主题先行、艺术性服从于思想性的创作条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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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新貌·第二组》(1961年),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西藏写生画集》,196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也是在 1961 年,中国美协举办了挪威、匈牙利和丹麦等地的艺术家群展,其中包含爱德华·蒙克。在这一年,北京也举办了 “上海花鸟画展”,林风眠的四件作品《夜》《渔舟》《秋鹭》《野泊》也在其中。漫画家米谷看完展览后,在《美术》杂志上撰文《我爱林风眠的画》,把林风眠充满抒情色彩的画比作 “醇香的葡萄酒” 。花鸟画作为一种传统文人画的分支,在五四以后被认为是属于旧的封建文化,建国后则被认为无法反应现实生活和公共话语,也不可能靠转变题材进行改造。作为一种享受阶层的闲情逸致,花鸟画一直受到冷落。林风眠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方式,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某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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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康纳”美术展览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1961年;米谷《我爱林风眠的画》美术 1961年5月


1962 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二十周年。在 1962 年的文艺座谈会上,“文艺八条” 正式提出,提倡文艺和创作的多样化。《文艺报》同年发表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绘画领域的思想宗旨也与其一致,即 “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是为 “新”(引自《北京美术家座谈纪要》一文)。在这一时期,“人民” 和 “群众” 代替了 “阶级” 和 “工农兵”,这是一种政治宽松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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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专题,《文艺报》1962年5、6月号;本刊记者,《北京美术家座谈纪要》(1962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全国美展座谈会),《美术》杂志1962年第4期



也是在 1962 年,《美术》杂志主编华夏以 “孟兰亭” 为化名,掀起了一场围绕画家石鲁,并延伸到国画笔墨问题的讨论,讨论持续了两年之久。传统笔法与新时代题材之间的紧张关系,创新和传统的对峙在石鲁的创作上集中体现:激情的情境建构,强烈的革命色彩和群众意识,突破传统的笔法又对话于传统的精神,写生与造意的驳杂混用。人们无法把石鲁创作中的不同因素在新时代的美术框架中一一对号入座,某种程度上透露出这一时期美术讨论的框架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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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兰亭(《美术》杂志编辑部化名),《来函照登》,《美术》双月刊1962年第4期;李恁(《美术》杂志编辑部化名),《与孟兰亭先生商榷》,《美术》1963年第1期


1963 年,邵燕祥创作的文章《小闹闹》被指责是宣扬资本主义的人情味儿,是 “烦琐的家务事和卑微的儿女情相结合的典型”。1964 年,《美术》杂志编辑部公开与三年前刊登的《我爱林风眠的画》一文撇清关系,并批评林风眠的创作是不健康的,“和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群众的情感意趣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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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1933—),《小闹闹》,《上海文学》1962年6月号



到了 1964 年,成立八年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宣布解散,在这个学院里任教的老师,包括卫天霖、李瑞年、吴冠中,张安治等都在美术系统中先后遭受过冷遇,他们也与那个时代 “格格不入”。这所学校的教学方法、教育理念至今仍缺乏梳理,我们只能从如上几位画家当时那些带有很强个性的画作中揣摩他们的心态和绘画方法。这些画作中不少都偏离了时代的主色,着力于日常的、风景的、美的创作。同年,北京市文化局向上级申请撤销北京市青年美术补习学校,曾经为一些业余爱好者和创作者提供学习的地方,也被迫结束。


1961-1962 年间所开辟出的创作空间最终渐渐闭合,左倾思想重新酝酿而生,60 年代最终以 “我们” 全面消解 “我” 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个人表达也在此后受到残酷的压抑。

(编辑:黄文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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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艺术师范学院(1956—1964年)筹建委员会成员之一、画家李瑞年和学生在北师大和平宿舍门口;画家蒋兆和在给北京师范艺术学院1961届学生上课;北京市青年美术补习学校(1961年)相关档案文件



“动情细读”往期回顾!


(1)知音与孤独

(2)生活常情

(3)距离的组织

(4)共情政治的驱策

(5)海岬上的瞭望

(6)“情”的现场:1956-1957

(7)“情”的现场:1961-1962

(8)前苏联的观念主义实践

(9)罗曼蒂克的观念主义

(10)情感:解析观念主义的一个角度

(11)知音与孤独——吴大羽、倪贻德、梁锡鸿

(12)赵文量、杨雨澍

(13)学贯中西与交织的情感:张安治、戴泽

(14)解冻与伤痕

(15)日常琐事可以作为绘画的主题吗?

(16)“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17)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情感

(18)海岬上的眺望:内外互动中“情”的想象和投射

(19)“印象主义是不是现实主义”




线上展览进行中!


“2020春季·Collect+艺术周”在“Collect+”小程序平台举办线上展览,中间美术馆准备了一场“2019年展览回顾”展,重新带领大家回看过去一年我们所做过的四个重要展览,从中也可看出我们一贯的研究脉络。欢迎点击下方小程序前往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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