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 文献 壹｜关于《首都计划》

修筑中山大道历史图片

满蒙印画协会，

亚东印画辑-南京（其一），

1930年代，牛婕女士收藏

本次展览来源于一部未完成的城市规划方案，即1929年编定的《首都计划》（下文称《计划》）。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立即开始着手打造新国都，将欧美的城市规划理念及市政建设经验引入，改造这座古老的南方首都，希望以此为示范，让整个国家和国民迅速的摩登起来。1928年，国民政府邀请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全面主持对新都的规划。《计划》在1929年编定完成后断续实施，最后于1949年废止。

《计划》被誉为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方案，它不仅奠定了南京当代城市空间的基本格局和属性，也涉及了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对于“现代性”的渴望与想象。就这层意义而言，《计划》也不再只是一本城市规划方案，而同时也是一份微观的（试点性的）现代性的总体方案。它试图将古老的中国人的身体置于一个全新的、充斥着现代技术、现代生活方式的时间和空间秩序中，以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亨利墨菲肖像 

摄影师：Jessie Tarbox Beals

图片来自Schlesinger 图书馆

作为《首都计划》的主要制定者，亨利·墨菲早期在纽约执业，20年代初期来到中国，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式颇为倾心，称故宫建筑是可以与欧洲古典建筑并驾齐驱的伟大建筑形式，后续他参与设计了燕京大学、 清华学院等。后在孙科主政的广州参与广州城市规划建设，最后被前者委任为《首都计划》的顾问。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

佚名，民国灵谷塔小照

银盐纸基照片，6×6cm，1940s

牛婕女士收藏

在规划新南京的过程中，墨菲还邀请了美国本土富有盛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古力治参与（古力治主要参与了港口和工业区的规划，只在中国停留了数月便离去）。在南京，墨菲还设计有金陵女子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及国民革命阵亡将士纪念塔(灵谷塔)等建筑。 

墨菲将自己的建筑理论命名为“中国建筑文艺复兴”，核心观念就是“改良中国建筑使之能适应于现代使用。”足可称怪的是，一心想要“现代”的中国政府邀请来的外国专家其实是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的拥护者，这里就足见其时主政的精英们的心态，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下，是敌是友（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的）还需要通过合作来验证。

孙中山先生陵墓图（吕彦直油画）

脚注：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编，

《孙中山先生陵墓图案》，民智书局，1925年

其助手吕彦直(中山陵的设计者)追随墨菲的主张，希望以实践来“与流行的买办建筑对抗”（指的是当时中国的各个租界流行的建筑风格，即充斥着半殖民地色彩及异国情调的建筑风格），但吕彦直本人没能对抗得过自己有限的精力，只留下了一张首都计划的总平面图，便累倒在中山陵的施工现场，英年早逝。

国都界限图

图片来源：(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 办事处，

首都计划，1929 年，南京出版社，2018 年重印版本

国都的界线，即《首都计划》对南京的规划的最大可触及的边界。规划中的“国都界线”，南起牛首山，西跨长江至顶山（珍珠泉附近），北至八卦洲以北的常家营，东达青龙山，近乎一个围绕着南京老城的圆形。界线全长117.2公里，是明城墙长度的3倍多，界线内面积855平方公里（比新加坡略大），空间规模恢弘，以至于在当时有些不切实际。

“国都界限”现状图 （常家营两路之交叉点（现雍庄枢纽，龙池服务区附近），大山最高点（馒头山），戴山（现为岱山公墓)，马鞍山西南峰之最高点（小龙湾附近），盘城集东北之桥（现盘锦花园），水家湾之河之东堤（长芦文化体育活动广场附近））

将这样大的范围纳入规划，《首都计划》给出的理由为：其一，利用天然界限；其二，易于防守；第三，预备将来之发展；其四，地域整齐适度；其五，避免将来纠纷；其六，为便利市民游览，首都附近之名胜悉数划入界内。现在，国界线经过的各个节点，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成为交通枢纽，也有荒野、农村、城乡结合部、旅游景点、军区，但它们几乎都属于边缘地带，面临的问题和当年《首都计划》制定时面临的问题颇有相似的地方。这个边界似乎成了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都完全难以触及的空间，成为了一种哈贝马斯所谓的“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的一个象征空间。

首都城内分区图

图片来源：（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

首都计划，1929年，南京出版社，2018年重印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首都计划》将南京按功能分为8个区域。分别是公园、住宅、商业、工业等区域。

除下关一带及紫金山陵园、五洲公园外，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及上等住宅区，政治区东南为营房及军用飞机场，还有郊外住宅区等；江东门南部沙洲一带有飞机总站，其北有工业区及工人住宅区，由下关和记洋行至三汊口为码头；浦口江岸为水陆交通中点，附近为笨重工业区，还有住宅区等；莫愁湖、雨花台、大头山为公园，幕府、紫金两山之间有住宅区；八卦洲一带尚有需要，适用笨重工业。（苏则民著，《南京城市规划史稿》，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光辉城市

图片来源：（美）弗兰姆普敦著，《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 第4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足见《首都计划》的制定者是关注世界的城市规划潮流的，并注意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选择性的使用，而公认的分区理论实际上直到1933年才在《雅典宪章》上确立。在1936年，卢毓骏在柯布西耶《明日之城市》出版该书不久后就翻译出版了中文版，但现代规划/建筑设计的潮流并未能在民族政权这里获得机会，这使得整个中国的现代主义如同现代性本身，并未与欧美达成共识。无可奈何的落伍，也是某种事实。

巴黎城市计划（建筑协会研究生项目）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Postgraduate Programme）Filipe Lourenco, Paris, 

The Metropolis of Tomorrow and Its Un-Planning

华盛顿城市计划，来自美国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

（National Capital Planning )

巴黎可以被称为是一切现代城市（和“首都”）的起源，华盛顿的设计师朗方的主要规划理念来自巴黎，而《首都计划》的主要决策者孙科钟爱华盛顿，故而墨菲在南京的路网规划中大量使用华盛顿规划中的棋盘式和蜘网式。在中央政治区的设计上，也完全以华盛顿为对象。虽然使用了中国宫殿的样式以及中轴对称的布局，但是心中所想还是华盛顿的国会山建筑。

日耳曼尼亚，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与巴黎、华盛顿这些效仿对象相反的面相，则是《首都计划》中所显示的政府在施政方面的强力，如刘纪文被传为佳话的强拆行动，在整个《首都计划》的执行过程中也屡见不鲜。今日在南京城市空间中承担塑造城市筋骨的中山大道，究其本质，与纳粹德国的日耳曼尼亚规划中的胜利大道竟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企图用一条史诗级的道路去打造一条贯穿全城的纪念碑，并以此呼起民族与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1979年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大型市政建筑的规模也完全超出了建筑结构本身所能承担的极限，也与日耳曼尼亚式的“人民大会堂”在用意和操作难度上暗合。尽管以中华正统和现代文明的形象自居，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却认为南京有一种浓郁的普鲁士风格：

“在这里，新的林荫大道，无情地切除了许多陈旧的房屋和酒店，宏伟的建筑一个接着一个地拔地而起。官员们的小汽车，沿着这些光亮的柏油路疾驰而过。官场上的政客一个个佩戴徽章，身着或者是长袍马褂或者是时髦的翻毛皮领上衣，到处招摇，出席这样或那样的会议。威武的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着镶金边的匕首，无忧无虑的年轻飞行员们穿着皮夹克，而神气活现的商人们则穿着美国品牌的衣服。”

（赖德霖，伍江，徐苏斌主编，《中国近代建筑史 第3卷 民族国家 中国城市建筑的现代化与历史遗产》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年6月）

伪满洲新京规划地图（日）越泽明著，

《伪满洲国首都规划[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8月，扉页图

相反的，同时期的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的打造却展现出了某种超越了国族的亚洲主义倾向，这一点也体现在伪满洲国的代表建筑伪满皇宫最后却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风格的建筑这一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某种属于亚洲的建筑形式呼之欲出，在建国后的民族主义建筑中依然能看到它的影子。从这意义上说，三种大相径庭的意识形态最终却在建筑，这一空间、实体化的精神形式里得到了统一，汇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