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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堂》访谈 | 对谈厉为阁画廊创始人布赖特·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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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厉为阁（Lévy Gorvy）画廊联合创始人布赖特·格文（Brett Gorvy）是近年来全球艺术市场里的风云人物，他于2000年至2016年期间在佳士得拍卖行工作并担任战后与当代艺术部门主席兼全球主管，2017年离开佳行与多明尼克·李维（Dominque Lévy）联合创办画廊迄今。他是在艺术市场中极少数有能力经营并交易极高价格作品（100万美金以上）的画商之一，2018年初以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售出一幅3500万美金的德·库宁作品而轰动艺术界。当Cvoid-19肆虐全球并波及艺术市场时，作为艺术市场顶端的交易商之一，画廊将如何应对现实与未来？《财富堂》网络连线布赖特进行对话，正文为录音后整理结果。

▲布赖特·格文（Brett Gorvy）摄影：Farzad Owrang

威廉·德·库宁、赵无极与艺术家遗产管理

FA：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你在德·库宁基金会的拍卖鉴定工作，可否详细地向我们介绍关于这份工作的事宜？

布赖特：我还在佳士得任职的时候，拍卖行受到威廉·德·库宁（William de Kooning）信托遗产的委托工作；德·库宁去世后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在仓库里并且是属于他的女儿丽莎·德·库宁的财产，我受邀对每一件藏品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与投保估值。丽莎去世后，因为遗产税的关系我们被再次委托进行价值评估。因此我们得以接触到更多关于德·库宁的材料，这让我们既学到了知识，又对艺术家产生了更好的理解。

FA：拍卖鉴定工作是否也包括评估市场里的作品，比如你是否会前往收藏家的家中，对他的藏品进行价值评估？

布赖特：艺术的鉴定工作大多是关于价值评估，估值的理由有很多，有些是为了卖掉作品，有些是因为收藏家想购买保险而了解价值。我们因为有着深厚的经验而成为德·库宁作品的专家。我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乐趣之一就是步入他们家中，了解藏品并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我们涉及德·库宁作品各个层面的市场，包括私人市场与拍卖。他最高级别的作品创作于50年代，价格介于5000万到8000万美元之间，这种最高级别的作品需求量是非常稀少的，所以在拍场上他的作品级别大多为2000万到4000万之间，这也是我们最有经验的部分。

▲布赖特与多明尼克合照，2019，摄影：Ben Wan

FA：有一个问题有些敏感，但大家都在关注。在2018年香港艺术博览会期间，你以3500万的 “要价"（Asking Price）卖出了一幅德·库宁的画作。随后纽约的《艺术市场观察》（Art Market Monitor）上有一篇文章表示这件作品肯定不是以3500万的价格卖出的，因为新闻稿中用的是 “要价"一词，你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交易的背景，以及“要价”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布赖特：好的，这幅画是著名收藏家，微软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去世的那一年委托给我们的。我们带入市场时开出的要价是3500万美金，这个阶段任何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公开询价，所以这就是“要价”，一般在任何一种谈判中，特别是以卖家主导的市场里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一幅重要的画作，所以我们谈判的速度相对来说很快，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做决定。“要价”是根据需求方的评估而开出的、尽可能接近的价格，这与我在做拍卖品估价的策略有所不同。拍卖行的工作方式是，开出一个较低的估价，鼓励买家对此进行激烈的竞争，最后价格往往高于估价。私人洽购是，我们会先给到一个价格，并在其10-15%的范围内进行谈判。

FA：在出售这张作品的时候是否对买家的资质有所遴选？比如，她或他承诺不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把它带入拍卖行？

布赖特：不。即使是拍卖会，交易的过程也是非常微妙、民主的，谁先进场，谁表现出最大的兴趣，谁就能最先达到那个刚刚好的价格并先于任何人达成交易。在这个市场，尤其是顶级作品市场，买家可能不是几百人，但作品是顶级的，并富有历史价值。2017年到2018年的全球艺术市场，特别是亚洲，异常火爆。有人告诉我们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出售这些作品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我们在博览会开幕前几天宣传这件作品，并在艺博会开场的几个小时内就成交了。对我们来说，私洽业务意味着出售作品时对隐私的重视。消息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网站或 Instagram上，这是私人交易的保密性。我们得到的作品可能是从艺术家或收藏家里拿到，而私洽算是二级市场，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评估，寻找最有可能的买家，我就有这样的经验。而对于艺术博览会里任何一位有知识的朋友，只要他知道那件作品是可售的并产生了兴趣，如果他先来，就有可能从我们这里买到它。

▲在纽约工作室的德·库宁，摄于1987年12月17日

FA：非常感谢你。2017 年厉为阁举办了一个威廉·德·库宁和赵无极的联展，结合东、西方艺术市场上的两位巨头，你能为我们讲讲其中的故事吗？

布赖特：其实在我离开佳士得之前，这个展览就已经在策划了。几年前多明尼克·李维（Dominique Lévy）找过我，那个阶段我们是朋友，她知道我和威廉·德·库宁家族以及基金会的关系很好，就提出了这个想法。那时候她有一些来自赵无极基金会的资产。她觉得结合两位艺术家呈现一个联展是非常好的想法。但其实赵无极本人并不认识威廉·德·库宁。他在1957-1958年来到美国，想去拜访、结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他想认识德·库宁和杰克逊·波洛克。可惜的是杰克逊·波洛克那时已经去世了，我想他最后也没有遇到德·库宁，相反，他遇到了弗兰茨·克莱恩那一帮艺术家们。在那个阶段，很多纽约客都已经搬到了城外，住在汉普顿区。但我想从那时起，赵无极看到了一些作品，他的风格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语言表达上更开放、自由了。这两位艺术家之间的平行展览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作为一个画廊很有趣味的事情便是大众教育、介绍某位艺术家给相应的观众。赵无极在中国或是亚洲是一位巨擘，但他在美国却没有那么出名，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把赵无极介绍给西方藏家的机会，正如我们也把威廉·德·库宁介绍给亚洲观众一样。展览非常成功，很多收藏家都因此购买了赵无极的作品。我们看好赵无极的价格，而2018至2019年印证了我们的推断，艺术家价格持续上涨，6500万美元的拍卖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时，这也给了我们信心，促使我们在2018年把那幅德·库宁的画作带到了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这对整体市场是有所助益的，我们看到苏富比那个时候在香港举办了一个私洽展览，展览中德·库宁的作品也引起了大量的兴趣。我们注意到此后很多重要的德·库宁画作被中国、新加坡、韩国等亚洲收藏家购买。

▲威廉·德·库宁，《无题 XII》，1975年作。油彩、画布。202.6 x 177.2 厘米 (79 3/4 x 69 3/4英寸) © The Willem de Kooning Foundation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摄影：Tom Powel Imaging

FA：这有很有启发! 艺术品交易本来就是关于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你的举措扩大了德·库宁的亚洲收藏基础。虽然现阶段尚未发生，但我想将来如果在上海或香港有一个博物馆级的威廉·德·库宁展览，你之前所作是有所贡献的。

布赖特：其实我们正有此计划，比如将那个双人联展巡展至香港。我们的事业中很大一部分是普及教育，把这些画作带到大家面前并创造市场。我们与许多美术机构谈了此想法，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在香港很少有举办大型展览的场地，并且大部分的艺术机构都有长期计划。未来这个展览还是会发生的，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酝酿。我认为那个双人联展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虽然两位艺术家们是平行工作、未曾步入对方的工作室，但我们观察到了这两位同代艺术家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在1949年发掘自身绘画语言、走向成熟，他们两位都十分长寿，一路创作到生命最后阶段。而对于我们整个项目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西方艺术带到亚洲观众面前？项目实际上的本质在哪里？它并不只是流于表面的东西。我们真正带来的，既要有质量，也要有影响力。它不仅仅是两个艺术家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也是思想的交叉与融合。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亚洲、美国或欧洲的项目非常有趣的原因之一。

FA：你觉得一位艺术家在去世前，是否有必要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做遗产管理或鉴定真伪的工作？比如赵无极，他的基金会是2012年在瑞士日内瓦成立的，最近出版的赵无极画册在今天的交易市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布赖特：基金会有点复杂，这一切都取决于艺术家生前住在哪里。艺术家成立基金会主要是为了保护作品，当艺术家去世后，作品最终要到一个地方去交税，有些国家像美国有相当严厉的州税，如果你的作品在美国且没有基金会，大部分的作品都会被卖掉来抵税。所以对于一些艺术家来说，作品需要放到基金会里去保护。这几乎就像博物馆将作品作为历史性记录保管起来，不过那是为税收而准备的。而针对艺术家作品出版的大块头全集图录（Raisonné）的学术要求是另一会事。它给人知识，从市场的角度看也给购买者提供了信心。当作品被收录在图录中，意味着它被艺术家的遗孀或家族中的某个人所证实（Authorization）。图录在现在变得非常重要是为了保持声誉。对于一个买家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买的是真品，特别是对于市场上的那些超高价格作品而言。有了图录，你就可以去了解这幅作品的一些关键信息，比如参加过多少次展览、曾经出现什么大型收藏中、最近又卖给谁了。像毕加索这样高产的艺术家，他的全集图录是多卷的，因为他每天都在创作。如果你是毕加索买家，你需要确保你的收藏是收录在图录中的。

▲赵无极，摄影：亨利·卡地亚·布列松

画廊经营，当前的危机与疫后市场

FA：厉为阁画廊既有在世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已故艺术家的遗产。在中国大陆的画廊业中关于已故艺术家的经营经验是很少的，你能给我们一些介绍和建议吗？

布赖特：我觉得每家画廊都是经营画廊的人的一面镜子，我们是一群从佳士得、苏富比这样的拍卖行里走出来人的组合。我和多明尼克是在1999年认识的，我们回溯历史，在佳士得工作的经历让你对二级市场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为拍卖品不是直接从艺术家的工作室，而是从收藏家或画廊那里拿来的，这就是我们所受的训练。因此，我们作为画廊有非常强大的二级市场项目，包括西方蓝筹艺术家，作品涵盖了整个 20 世纪和21 世纪。另外，画廊还代理了一些在世的艺术家，比如说丹·科伦（Dan Colen），我们与高古轩、MDC 画廊共同代理他的作品。还有一些老艺术家，比如帕特·斯蒂尔（Pat Steir），她在亚洲非常受欢迎。她刚满80岁。德国艺术家昆瑟·乌克（Günther Uecker），他已经90岁了，皮耶·苏拉吉（Pierre Soulages），他已经100岁了并且还在创作，我们刚刚为他做了一个线上展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艺术家那里直接拿来的作品，是画廊业务的一级市场部分。很多画廊都是专门做一级或二级市场的。而我们在这两个领域都有耕耘。

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能力与西方艺术家、亚洲艺术家共同合作，我们在亚洲建立团队的时候，有一件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在亚洲的团队要完全由亚洲人来管理。我不想成立一个人们经常看到的、西方画廊的亚洲分支机构，比如在香港，某画廊总部从纽约或伦敦请来一位总监来监管并运作画廊。这不仅是语言上的问题，也是文化上的问题；这样缺少一位了解当地文化、社会、经济的管理者。我们的亚洲团队的总监李丹青来自中国，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不仅对收藏家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对这里的艺术家也有深刻的了解，也是她介绍屠宏涛给我们的。画廊在香港正在展出他的作品，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年的下半年会在伦敦展出。一个可以与我们每天沟通、并能准确地了解当地艺术家的亚洲团队，能向我们、也向美国人或是欧洲人推荐屠宏涛的作品。我也自己拥有一件他的作品。艺术市场的弹性优势是，它不仅有收藏空间，整体也不会被某个区域的经济表现所影响。我有时在思考是什么让亚洲的收藏家拓宽了视野，并如此兴奋地参与到国际购买中来？老实说，如果你想以投资的心态去购买的话，西方也是一个更安全的领域，但你也要有一个广泛的艺术家“投资组合”（Portfolio）。我认为今天任何一位藏家都是抱着价值观去收藏的，他们用他们的热情去购买，他们尽可能多地与艺术住的久一些。但是大家还会想，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它在未来的潜力是什么？当你看那些在国际上热门的艺术家们，他们的艺术语言动人、开放，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共同性，消弭了人们理解的边界。所以就像我说的，我们也在研究这种造物，并试图搭建相应的关系。

▲赵无极全集图录1935-1958，图片截于赵无极基金会官网

FA：疫情之下。现在纽约的状况如何？有没有人可以进入画廊所在大楼？你又是如何管理画廊业务的？

布赖特：三周前我们关闭了纽约空间，然后是伦敦。在香港，我们还能保持画廊的开放，但只能通过预约来参观。纽约这里，情况继续恶化，只有必要的业务才会被允许开放与经营。除了亚洲团队以外，我们全球团队都是在家办公。但因为有了像 Zoom、微信或Instagram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随时沟通。我现在可能每天花六七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上面。我们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确保团队与客户的安全，同时能够正常运作并找到销售的方法。其中一个挑战是，你如何促进一些销售？这个周末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需要我们处理：一位收藏家想看艺术品，但他无法出行，他身在美国但不在纽约。我们就把画作送去给他看，收藏家进到一个安全的空间看到作品，并把它买下来了。以往需要几个小时的交易大概花了一个半星期，但生意还是有的。

FA：现在市场供给方的情况如何？在关于未来不确定的情绪下有没有一些收藏家在现在把作品寄售给你们？

布赖特：我觉得首先你要管理现有的寄售作品，这前三周的感觉像是过了一年。危机下，画廊管理是第一步，我们为确保每个职工都能进入我们内部的电脑系统、都能工作打下了基础。第二步，我们开始接触很多客户，老实说，现在还不是开始卖作品或谈作品的时候，但有些人的确想听，他们在家隔离很是无聊，想找事情做。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想出一些有趣的方式来让他们参与进来，比如LGTV项目。在这个的阶段，我们主要出售的是代理艺术家的东西，如帕特·斯蒂尔、恩里科·卡斯泰拉尼（Enrico Castellani）、屠宏涛和昆瑟·乌克，他们的作品都是画廊正在进行的项目。

▲屠宏涛个展内景，厉为阁画廊香港，摄影：Kitmin Lee

FA：在第一期LGTV中你和李丹青进行了对谈，她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段时间有一些藏家声称一些画商在这个阶段给他们提供的作品是曾经很难买到的，并且有很大的折扣。对此，你怎么看？很显然，这个阶段一些画廊面临着两难：是为了保持现金流而大打折扣卖出作品，还是继续持有这些价值连城的库存并等待未来市场的转好。

布赖特：我认为买家臆想了这种可能性，但卖家还没有到那一步。我们还在一个不确定阶段，没有人真正知道作品的价值变成什么样，市场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艺术品市场和股市最大的区别就是股市每天都在交易，你可以看到波动。对于艺术品市场真正确定价值的公共平台是拍卖会，即使是在另一个公开平台如艺术品博览会上大部分的成交都是未知。这个曾经决定艺术品市场好坏的平台推迟了，所以市场会不会下行还是反其道行之，我们根本不知道。往往在混乱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找机会进行套利，以一种清道夫的心态来寻找交易。我们是不会降低我们的价格，除非我们一直以来有的折扣，像艺术家惠允的10％那样，并且，有些艺术家并不高产，像最近我们从苏拉吉处得到了三幅新画，我们已经卖掉了其中的两幅，价格都是定下来的，我们不会因此而改变。但如果对于卖家所拥有的一些藏品，对应的市场非常平淡不太可能看到上涨，这段时间可能是他们出售的好时机，甚至一些损失都不过分，因为随后可以用该款项来购买更好的作品。在一个低迷的市场中，你能做的最优选就是一直买最好的作品，不要降低标准，不要买那些平庸的作品，因为在市场回归之际，会先从顶部恢复，而平庸的作品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上涨。

FA：美国重要收藏家之一唐·马龙（Don Marion）的遗产被三家画廊代理出售，而不是如常在拍卖行亮相，你对此如何评价？

布赖特：这对唐·马龙的遗产来说是完美的。对于大多数艺术遗产来说，通常律师会觉得它必须在拍卖会上出售，因为这是建立一个公开价格的方式，然后他们可以向国税局或政府证明他们的受益人是谁并且交税。与此同时，拿下唐·马龙的遗产出售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一直坚信人们需要创造幸运。他们只有两到三个星期的窗口，因为他们与唐·马龙遗孀的关系，所以拿下了以往是拍卖行主导的订单业务。唐·马龙的收藏中不乏顶级作品，即使收藏家没有看到这些作品的实物也可以购买，像史蒂夫·怀恩购买了毕加索的画作，他明白那件作品是什么，并有着足够的信心。

▲布赖特·格文Instagram截图

FA：你可能不是第一个用Instagram来推广和销售艺术品的交易商，但肯定是在艺术市场上最振奋人心的那位，能不能再详细说说这个故事？

布赖特：2016 年11 月是我在佳士得的最后一段时间，我决定自己最后一个大项目是在拍卖季期间，在香港会议中心举办一场私恰展览。这是一个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画展，它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当时拍卖行在考察藏家对于私洽业务的兴趣。其中有一幅创作于1982年的肖像画叫《苏格·雷·罗宾逊》，巴斯奎特一张非常重要的画作。我凌晨1点半从纽约起飞，凌晨5 点半降落在香港，跨时区旅行，大约16 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就在我起飞的时候，我在Instagram上发了这张作品图片，告诉大家，这幅画两三天后会在香港展出，我把这幅画和西蒙和加芬克尔（Simon & Garfunkel）的一首歌搭配在一起。飞机上没有 Wi-Fi，一落地，我的手机满是信息，有很多短信和语音留言，其中三条留言是来自于曾经看过这幅画的人们，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展览要举办，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有一条是来自于一位艺术顾问的询价，她代表美国的一位收藏家。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以2400万美元的要价完成了交易。所以，这是我在Instagram上交易高价作品的一个例子，也鼓励人们更经常使用Instagram推广艺术。与此同时，我认为正在发生公共卫生事件迫使我们加快运用社交媒体与互联网，当我们走出这一特殊时刻之际，我们会更加尊重这些技术并对它的应用有更大的开放包容。

FA：我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厉为阁画廊是否依存于拍卖市场？一般来说，近年来全球艺术市场的增长是非常依赖高价顶级拍品的，那是拍卖行主导的领域，这也是你们画廊业务与他们大幅重叠的一个领域。

布赖特：不，我们是画廊，有我们自己的项目。但艺术市场是一个国际社群，它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拍卖和画商的业务也是有关联的。一些藏家会在拍卖会上举牌，也会通过私洽购买作品，很多藏家只喜欢通过二级市场私洽，或者是通过艺术博览会上购买。同时，我们知道拍卖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公开的价格。我们在为卖家提供咨询时，有时会建议藏家针对某一些优质的作品，将拍卖作为出售的渠道，因为公开竞价，使得作品价格实现最大化。我觉得现在来看情况比较复杂，拍卖还未发生，没有人知道拍卖市场会发生什么，而且我们也看到唐·马龙遗产出售的例子。现在市场上很多意愿是私下出售，一对一销售。我觉得能从低迷中走出来的画商们是经验最为丰富的，他们对画作了如指掌，经历丰富。而我们也经历了2001 年或2008年艺术市场的低迷。我觉得作为一家画廊，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多地提供更多的渠道与信息给藏家们。同时，我们在思考艺术为何，艺术不是为了救人，而是给人以希望。就像格哈德·里希特说的那样，它是希望的最高形式。而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即使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你也会发现收藏家们的执着、他们的热情、与那些让他们坚持下去的东西。就像2009年苏富比拍卖会上，有一幅安迪·沃霍尔的画作以800万到1200万的估价拍到了4000多万，创下了当年安迪·沃霍尔市场最高价。这是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好作品，藏家们被它深深地吸引，这让我们作为一家画廊，看到了最大的希望。

▲厉为阁画廊香港外景图片

文章全部图片致谢厉为阁画廊

作者简介：

张腾为《FA财富堂》杂志特约撰稿人，写作者，文化经济学研究者。2015-2017年任独立艺术媒体“燃点Ran Dian”市场代表，现居住于上海，为多家媒体撰稿。早年文章见于凤凰网“读药”读书频道，现今文章见于《典藏今艺术》，《艺术新闻中文版》，《艺术碎片》，《ArtAlpha艺术阿尔法》，《Elle家居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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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Lévy Gorvy

由多明尼克‧李维 (Dominique Lévy) 和布赖特‧格文 (Brett Gorvy) 创立的Lévy Gorvy 厉为阁精心策划有关现代、战后和当代艺术的项目，展现创新思维和专业慧眼。李维是备受尊崇的画廊家，在2012年开设同名画廊。而格文是前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部主席暨全球主管，更是二十世纪艺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和先驱。二人在2017年1月携手合作成立Lévy Gorvy 厉为阁。

Lévy Gorvy 厉为阁代表众多关键战后及当代艺术家，包括恩里科‧卡斯泰拉尼 (Enrico Castellani)、Gego、森戛·能古蒂 (Senga Nengudi)、卡罗尔·拉马 (Carol Rama)、卡琳·施耐德 (Karin Schneider)、皮埃·苏拉吉 (Pierre Soulages)、帕特·斯蒂尔 (Pat Steir)、弗兰克·斯特拉 (Frank Stella)、昆瑟·乌克 (Gunther Uecker)、郑相和 (Chung Sang-Hwa)，以及伊夫‧克莱因 (Yves Klein)、罗曼‧欧帕卡 (Roman Opalka)、舍梅恩·里希埃 (Germaine Richier) 等艺术家在内的遗产经营单位。Lévy Gorvy 擅长二级市场私人洽购，聚焦于阿尔贝托·布里 (Alberto Burri)、亚历山大‧考尔德 (Alexander Calder)、威廉‧德·库宁 (Willem de Kooning)、卢齐奥‧丰塔纳 (Lucio Fontana)、阿尔佩托‧贾科梅蒂 (Alberto Giacometti)、巴布罗‧毕卡索 (Pablo Picasso)、罗伯特‧雷曼 (Robert Ryman)、赛‧托姆布雷 (Cy Twombly) 和赵无极 (Zao Wou-Ki) 等艺术家的作品。自2017年5月起，画廊将四位艺术家新增至早已星光熠熠的代表行列：丹·科伦 (Dan Colen)、马歇尔·雷斯 (Martial Raysse)，以及特里·阿德金斯 (Terry Adkins) 和弗朗索瓦·莫尔莱 (François Morellet) 的遗产管理机构。2019年，画廊宣布代理德国艺术家尤塔·柯特尔 (Jutta Koether) 和中国艺术家屠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