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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的间隙，不可译之声：《维纳斯双幕剧》译序 | 线上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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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ur Time创刊号《南方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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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的间隙，不可译之声

《维纳斯双幕剧》译序

作者黄琨是本次专题中赛蒂亚·哈特曼文章《维纳斯双幕剧》（点击查看）的译者。

黄琨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在读博士生，博士论文研究课题为近现代中国有关“非洲”和“黑人”的文化表现及社会话语，包括其生产、流通与跨国对话。她的研究方向包括种族理论、黑人理论、翻译与跨文化比较、全球化、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及移民问题；研究对象包括批评理论、文学、视觉文本、表演艺术、社会话语及思想史。

这是一次翻译的尝试。也可以说所有翻译都是一次冒险，它试图让原文与读者互相接近。

翻译常常假设了一种通透性，假设了原文与译文之间有某种对等性，假设了词汇和表达可被转译为另外一些即使不是顺理成章，至少也未尝不可的词汇和表达。

但我却不想让译文过于通透，在涉及黑人理论的时候更是如此。翻译中原文与译文对等性的建立是有代价的，其一是译文对原文的覆盖与替代，其二便是对原文无限忠诚的执念所导致的对译文之衍生性、赝品性的指责。在不同的位置，考虑到不同的现实因素，这两种代价孰重孰轻便有不同的判断。而这里更让我警醒的是前者，原因在于“黑人”、“奴隶”，以及两者在现代的自由叙事中被过度组合成的“黑奴”，都似乎太熟悉了，以至于“新翻译的”可能自然而然地汇入“已翻译的”海洋，而我希望它能够另辟蹊径，即便不是披荆斩棘，也尽量滴水穿石，勾勒一些不一样的风光。

说赛蒂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复苏了黑人奴隶研究——或开启了“黑奴作为理论”的先河——恐怕不为过。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的《奴隶制与社会性死亡》（Slavery and Social Death）从社会学的面向重新审视了奴隶所处的极端权力关系及其作为“人”之社会性的缺失，哈特曼的著作则悬置了“为人”的普遍性和规范性，直面“我们”论述乃至于接近、了解奴隶存在状态的不可能，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困境。

哈特曼延续了黑人女性主义理论传统中对种族和性别及其交叉性的批判，即关于人的类型（genre of the human）的拷问。“黑人女性”这一范畴汇聚了普遍性和特殊性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其特殊性在于对抽象化的抗拒——对于“黑人”、“女性”、或是“无产阶级”、“庶民“的抽象化，其中包含反叛和批评更为主流的种族解放、女权主义、阶级斗争传统及其与种族、性别压迫的共谋（在此不一一展开）。同时，“黑人女性”又是一个普遍性的范畴，她跨越了时空，连接起了一些迥异的个体，并探究她们境遇的相似性。她拒绝比较，却又无时无刻不在重申通过比较重置“人”的中心的重要性。

但哈特曼同时也是悲观的——这不仅仅能在非裔悲观主义（Afro-pessimism）对她的大量引用中找到根据，她的悲观主义在早期著作中已初见端倪。从最早的专著《Scenes of Subjection》（可粗译作《服从的场景》）开始，哈特曼便在面对一些难以厘清的纠缠——看似自由的出路到头来却是上下颠倒、内外相扣的迷宫，愉悦自恐慌中生长却也扎根于斯，受害者自愿招惹伤害、自主地献身奴役，貌似进步的法律改革变相延续了过往的结构……

这也与题目中“服从”（subjection）的歧义密不可分——服从既可是臣服，也可以是征服，自主与胁迫互相转化。作为它构成部分的“主体”（subject），也可译作臣民，矛盾统一之处在于主体是臣服于权力或意识形态而存在的。

档案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延续庶民研究对档案的质疑，哈特曼能采用的史料无一不把受奴役者牢牢裹挟，置于认识论的极限，只有逆着读、反着读、自行补白，才能模糊地现出底片上阴暗的成像。

哈特曼，《遗失汝母》

图片来自amazon

从史料中逃逸的冲动，延续到哈特曼的第二本专著、自传体游记《遗失汝母》（Lose Your Mother: A Journey Along the Atlantic Slave Route）。对母系记忆或血缘的追溯，让哈特曼踏上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航线，却发觉“去”终究不是“回”。若美国黑人最直接的身份是奴隶的后代，大洋彼岸的便不是失散的亲人，或者说没有人想要追究当时谁卖了谁获利，谁留了下来，而谁消失在海中。

《维纳斯双幕剧》与《遗失汝母》出版年份接近，可以说是对奴隶研究方法论进行反思、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之作——只是这一里程碑是以断壁残垣的形象面世的。《维》一文中提出的方法 critical fabulation（姑且译作“批判性虚构”），最终在哈特曼的第三本专著《恣意的生命，美丽的实验》（Wayward Lives, Beautiful Experiments: Intimate Histories of Riotous Black Girls, Troublesome Women and Queer Radicals）这本描绘二十世纪初底层年轻黑人女性“活着”的姿态的“故事书”中得到充分的实践。

哈特曼，《恣意的生命，美丽的实验》

图片来自amazon

“批判性虚构”从叙事的基本元素出发进行重组、想象、拼搭，来试演当时当地曾可能发生的事、说过的话；在档案边缘、可听声的极限，对历史真实性和材料所谓一目了然的可见性施压。但其悖论在于，通过“批判性虚构”重现被奴役者鲜活的生命，同时意味着重现本身的不可能。也就是说这种尝试不在于回归现场，而是通过对不同事件的组装，在此刻连通过去、现在和将来。

关于维纳斯，这位罗马爱神的名字已然与殖民主义历史的种族欲望密不可分。被称为“霍屯督的维纳斯”的科伊桑人莎拉·巴特曼，因其异于欧洲人的体征，被带到英法等国巡回展出。她的身体——包括性器官——在死后竟成为法国医学解剖界的奇珍异宝，用于佐证不同人种的生理差异。黑人女性支离破碎、局部放大的身体被置于以科学为名的窥淫视线中，成为原始、肉欲，甚至怪诞、畸形的符号。

但哈特曼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她笔下的黑色维纳斯，是在历史档案的僻静角落里若隐若现的幽灵。问题不是从边缘化群体的非政治实践中寻找抗争策略，而是正视这些处于历史边缘的幽灵拒绝被轻易论述的浑浊性——在这里，“真理之光”遇上了黑洞，没能照耀出光芒；在这里，急于发光的是喧嚣的，而日常的暴行照旧不动声色。

这也不仅仅是对宏大论述的反抗，更是对“只要……就能……”这类条件性乌托邦结构的不耐烦。不耐烦在于我们对相似的故事已经过于熟悉，对其日复一日的重演却无能为力。

我想起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女性，一位孤儿的母亲。当《广州梦工厂》摄影组遇到她儿子及其监护人的时候，她已离世多时。这位代理监护人是广州的乌干达社区组织的创办人，一位德高望重的女长老。她说，这位母亲沦落为妓，因缺乏医疗保障，在自己的房间里留下独子而死去——就像其他一些冒险到中国打工的非洲女性一样。

黑人女性理论能够作为全球南方、南方以南的理论吗？

她能够被翻译并成为我们的语言吗？

回答我们的会是档案的静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