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县城的背后 | 贾樟柯和他的汾阳

文：段少锋

写在前面的话

2007年我还是个高考复读生的时候我在山西晋中市太谷县的网吧里看完了《站台》这部电影，那时我喜欢逃学去外面上网，偶尔打开了这部文艺青年传说中的电影，这部电影最初引起我注意的不是剧情而是电影的时代背景和县城的风景，这一切太熟悉了，虽然我是八零后生人，对于九十年代初的乡村和县城的记忆被激活了，而后才是电影的剧情，那时我恰好在青春极度的迷惘期，我的青春处境不见得比崔明亮好到哪里去，更何况电影的最后，崔明亮早已经习惯了县城的日常生活，在曾经为之呐喊兴奋的汽笛声中昏昏睡去，崔明亮的理想就这样随着汽笛声去了，而实际上这是我很多县城或者乡村同学的宿命。

贾樟柯《站台》剧照

从2008年开始我写过不少关于贾樟柯的文字，有些发在博客，有些写在当时颇为时髦的校内网等地方，这些文字大多如青春期的情书一样被遗弃在了巨大的互联网信息废墟中大多无处寻找，后来看了所有贾樟柯的电影，每次看都有新的体会，年纪增长了，对于《站台》的理解也不一样了，这部电影前后看过不下二十次，同样也是2007年我从山西图书大厦买了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的《贾樟柯故乡三部曲》的一套书，而后这套书山东画报出版社重版过。这几本书大学前后读过几次。在青年的困惑期贾樟柯和他的电影对我的意义非凡，这种情感因素以至于我无法客观的评价他的电影。多年后的现在我想起来这些电影和那时的迷恋，与其说我喜欢贾樟柯的文字和电影，不如说是那时看电影的自己的青春记忆太深刻，生活中灰蒙蒙的气息就像是“故乡三部曲”中的县城和大同一样。

2013年本科毕业恰逢贾樟柯在中央美院实验艺术系招收研究生，我毫不犹豫的报考了这个专业方向，托欧阳江河老师介绍去蓟门桥的贾樟柯工作室见到了贾樟柯，前后聊了一个多小时，具体说什么早已忘记了，后来两年考研没考上就放弃了，可能贾樟柯不想要一个粉丝考生，或者我可能更适合做当代艺术的实践，我现在还记得那个下午拿着买的水果在工作室外等待贾樟柯到来的感受，毕业之际的忐忑、迷惘，一如复读时的心情，也好比崔明亮在漂泊中的感受。

沃尔特·塞勒斯《汾阳小子》海报

贾樟柯的汾阳

我先后看过两部关于贾樟柯的长纪录片，戴米安‧欧诺的《小贾回家》和沃尔特·塞勒斯《汾阳小子》，这也是迄今为止两部极其完整的讲述贾樟柯的纪录片，这两部时间点上完全不同的纪录片将贾樟柯不约而同的定位为县城青年，在纪录片中将贾樟柯拉回到距离北京和电影同样遥远的县城，了解贾樟柯必须回到他的起点，对应的是了解县城青年贾樟柯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之后和此相似的还有许知远的十三邀对于贾樟柯的采访同样在汾阳展开，虽然汾阳早已从县城成为地级市，但是贾樟柯依然是县城小子。围绕着贾樟柯的故事以及他电影的故事似乎都离不开汾阳这个地方，按照时间顺序先后集中看《小贾回家》和《汾阳小子》，以及最近的许知远的十三邀对于贾樟柯的采访，一个县城青年青年的成长历程清晰可见，一个是正在成功的国际导演，一个是受挫的成功导演，一个是俨然如乡绅的成功导演，无论落寞，辉煌，成功亦或挫折，县城变成了导演贾樟柯最好的讲述自身经历的背景。

贾樟柯的电影中是中国小县城历史的缩影，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演绎至今，从《小武》到《江湖儿女》，贾樟柯的大多数电影离不开他所熟悉的县城，即便是《世界》和《天注定》这样与汾阳县城关系不大的电影也大多描述的也是现实小人物的命运，这些人物如此真实就像是我的县城同学一样，要么在县城过上平淡简单的日子，要么出走县城进入到城市。贾樟柯的电影讲述的本质上是县城青年失败和失落的那部分情绪，即便是出走的人最终他们又怎么样了呢？同样是小地方经历过县城生活的我回到山西老家的县城时依然觉得自己是失败的。无论多么拼搏进取，缠绕着县城青年的失落情绪中一定有焦灼和挫败感这两样东西。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不变的情绪，每一个看到贾樟柯电影的县城青年才会深有体会。

贾樟柯《故乡三部曲》山东画报出版社

中国严肃文学，文艺电影以及当代艺术中“乡愁”的问题如果未来有精力写出一篇论文一定很精彩，从2013年前后我有意识的收集关于“乡愁”的材料，之所以感兴趣我想应该是刚毕业在北京工作时的心境所致，同时也是因为你贾樟柯电影对我的深刻影响，我隐约觉得乡愁是一个巨大而丰富的主题，这个材料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中才发现“乡愁”的丰富性，它涵盖了电影，文学，当代艺术，流行音乐，社会学著作，报告文学等诸多层面，从乡愁角度出发贾樟柯绝不是小地方青年的乡愁的个案，刘小东的金城，王小帅的贵阳，许巍的西安，苏阳的银川，莫言的高密，项飙的浙江村，梁鸿的梁庄，熊培云的村庄，袁凌的故乡等等，这个单子可以一直拉下去，乡愁的产生始于人的迁徙和流动，伤痕美术和伤痕文学也是一种乡愁，乡土文学也是乡愁，改革开放之前的乡愁基于人口的政策性流动，知识青年的上山乡下，之后回到城市，青春记忆与土地和村庄紧密相关，乡村成为了一种乡愁的意象，陈凯歌拍出了《黄土地》，阿城写出了《孩子王》，城市青年的乡土青春记忆成为了一种乡愁。而之后的乡愁则是地方知识青年通过高考改变自身命运进入到城市生活中产生的，十年前我读到崔卫平先生的《我们时代的叙事》这本书，其中有一篇就谈到了“本地青年”的概念，以往电影学院招生大多在北京上海西安这三个大城市设置考点，所以考入电影学院的多为大城市来的青年，而后来电影学院的招生范围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小地方的青年人有机会考入到电影学成为电影工作者，这其中就有来自贵阳实际上在美院附中上学的王小帅，来自江苏东海县的张元，以及来自山西汾阳的贾樟柯。这些外地青年成为了电影导演时“乡愁”抑或个人自传性的叙述成为了一种趋势，这一点与美术界同时期的新生代的”平视角“颇有相似之处。要注意的是在贾樟柯的可见到的叙述中，陈凯歌的《黄土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崔卫平《我们时代的叙事》封面

今天的年轻人是否一样有乡愁呢？答案是肯定的，打开快手和抖音的世界，翻开班宇和双雪涛的小说，另外一种乡愁展现开来，无论狂欢，搞笑，还是戏谑，乡愁的底色最终是伤感而愉悦的，这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我每每想起故乡的夏天，草木葱郁，阳光穿过树叶洒在地上，秋后的庄稼成熟，村庄的空气中飘着果实的气息，我想到这些时却是难过的，我分明闻到的是城市的柏油路和汽油的气息，却在某一刻想起阳光和树叶，想起那些气味和温度，整个人迅速又回到遥远的村庄和县城，那一刻我是伤感的。

贾樟柯《站台》片尾剧照

附：贾樟柯笔下的县城

我是一个在山西汾阳县城长大的孩子，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被称为“一位来自民间的导演”。后来很多人问我，是怎样的机缘，让我这样一个来自“基层”的人，想要去当一名导演？我想，如果非要有一个直接的契机，那就是1990年，20岁的我看了一部电影，名叫《黄土地》。

当时的我，一下子就被电影表现的黄土高原所震撼，可令我惊叹的是什么呢？是电影这种表达方式，所具备的包容性和可能性，和它所传达出的丰富的生命体验。于是我决定，我要搞电影，我要考北京电影学院！

当时的我已经从汾阳出来，住在太原南郊的许西村。我在山西大学的美术考前班里报了名，每天上半天课，想着大学毕业后能进一家广告公司搞搞平面设计。

我当时的邻居里有农民、水果小贩、跑长途运输的卡车司机。那些日子里，我有过任何一个从小地方到大城市讨生话的人，都可能会有的经历，啥都做过，给商家写美术字，给饭店画招牌。这些经历令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不要去迷信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机构，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导演 贾樟柯

贾樟柯《站台》剧照

县城生活非常有诱惑力，让人有充沛的时间去感受生活的乐趣。比如说整条街的小商贩都是你的朋友。修钥匙的，钉鞋的，裁缝，你都认识。人处在热烈的人际关系里面，特别舒服。但是如果每天都不离开这片土地，还是相当枯燥。早上起来躺在床上，缝隙之间会有一种厌倦感。

父亲很多次强硬地用父权来帮助我走了正道。每到升学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同学流失，他们基本上成了流氓跟小偷。我妈妈觉得银行工作特别好，就想让我去银行，我父亲说不行，他得考大学。我就按他说的考，果然没考上。我父亲其实也知道我考不上，我的数学都没有超过15分的。最荒谬的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说贾樟柯你来做这道题。不会做。老师非常意料之中地笑笑说请问这是一道立体几何题，还是一道解析几何题？我真的分不清啊！然后我们老师说，出去，就把我给轰出去了。我中学数学老师想象我就是邮局门口蹲着的小流氓。

我第一次高考的志愿是我爸我填的，南开大学。因为我爸高考报的志愿就是南开大学。他不管我是不是倒数第一名反正要填一个南开，就像父子都在做梦一样。落榜之后我爸爸逼我去读补习班，我就说我在创作。我很叛逆的，我高二先是热爱齐秦，后来又跳霹雳舞，头发到胸那么长。现在想起来非常荒谬。我的张狂已经都耗尽了，之后我能看到长头发下的幼稚，真的开始拍电影时我看了长头发艺术家就有点“哎呀算了”。

贾樟柯《小武》剧照

高考落榜是1989年，过了那一年我开始想写东西。1990年我写了一篇小说投给《山西文学》，当时我们那儿有一个老作家田中赞，他看了我的小说后说，这是个苗子。那年我去太原，是山西省作协搞了一个读书改稿班，全省十几个被认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集中在一起，作为山西作家的后备军。那时候有一种安排，就是我们写得再有一点成绩，就会让我们吃这碗饭了，包括可能变成太原户口，变成一个作家。

1991年，我看了《黄土地》。看完后我真的找到一个想做的事情了，就是拍电影。之前我是风筝，爱干嘛干嘛。后来我跟田中赞说我想考电影学院，我想拍电影，他非常忧伤。

我为电影愿意输。电影学院考了三次，我没有想过放弃。那个时候我有一两个表兄弟做煤矿，想拉着我一起干，我没去。从落榜到23岁考上电影学院期间，诱惑其实挺多的，有可能我对电影的爱好一降落就变成开煤窑的了。我喜欢电影不是为了给生活带来转变。对我来说只有能拍电影和拍不了电影两种区别，是在精神层面上。拍电影内心的东西可以讲出来，会有很多旅行，世界会变得很宽，会有话语的权力，这些当时都不清楚。当时我觉得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考上，要么考到超龄不能再考。 

贾樟柯《小武》拍摄现场

我后来拍《站台》，片头就写献给我的父亲。那时候我父亲还在世。

我的性意识大概二三年级就有了，就是天然的好感。初中开始谈恋爱，基本是秘密的，老师不允许，也不能让其他男同学知道，他们会觉得谈恋爱的男孩子比较面。那种感情的交流非常微妙，也非常敏感。

最美妙的是默契。比如俩人有好感了，会发现每天变得一起上学一起下学，一前一后，不约的，完全靠默契，骑着车没人的时候并排说两句话。这多感动人。如果中午上完操一打开文具盒，发现里面有块巧克力，那已经是严重程度的恋爱了。这种感情交流的方法对我后来的电影都有影响。

汾阳中学是百年老校，1907年由英国传教士创建的。汾阳中学几任校长都非常有趣。那时候全国都在追求升学率，可我们下午只上两节课，课后学校所有的东西开放，图书馆、阅览室、美术教室、体育场，爱玩什么玩什么。我们那个图书馆藏书不多，但是它订的报纸跟期刊非常全，像那时很时髦的《新华文摘》都有。那种气氛，要是一个有心人的话，在那个学校跟时代完全不脱节。

贾樟柯《小武》剧照

最近我在汾阳中学的贴吧看到一个学生写的东西，说我们现在那个校长“早上，去了办公室，望着他房间里的奇花异草，陷入沉思；中午，去汾太园消费；晚上，去罗浮宫泡妞；早上，望着他的奇花异草，想罗浮宫的女人。”我觉得他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贾樟柯。现在汾阳中学的孩子也知道汾中出过一个导演叫贾樟柯，有时候也会谈，但基本上都是不屌。

我现在从来不去夜店，从来不混。因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黑咕隆冬的，七八个导演围几个老板在那儿弄几个女演员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感觉很有势力，那个我中学都试过了。我现在过得很素淡。

贾樟柯《小武》现场工作照

人的性格千差万别，我有个同学最大的兴趣就是养兔子，然后养猫养狗，根本不爱看书，那就是他的性格，你不能强迫他去图书馆里面看书。我越来越不在乎所谓小人物这个说法，胸中装着天下你就不是小人物。

我越来越理解我的工作，它很原始，我记录的是我自己，我留给世界的是我的一个看法，它有参考价值。我们为什么需要费穆，需要安东尼奥尼，我们为什么要看沈从文，要看张爱玲，我不需要答案我都知道我工作的价值。没有过去就没法认定现在的自己。我从来不会怀疑它。

人生有意义，不是虚无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当人生结束之后，我有痕迹留在世界上。

——导演 贾樟柯

选自《县城与我》一文

附：2017年旧文：在汾阳县城遇见贾樟柯

一年多没回山西，回太原就约到了老杜，老杜今年和我念叨最多的就是“要多回山西啊”，我也一直在想，我回山西做什么，除了双亲还在，我实在找不到现在我能在山西做什么，仿佛依旧青春年少，心中只有远方和别处，回家父亲有一次突然说，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我才知道我已经不是少年。在太原，我因为老杜多呆了一晚上，然后就是韩宏，我们居然都跑到了汾阳，韩宏哥和我从未谋面，我后来发现很多朋友聊得来的有很多都是从未谋面的，我和韩宏哥说，我还挺想去汾阳的贾家庄，韩哥说明晚贾导要来，我说那得去，于是我和老杜临时决定就这样年底跑到了汾阳。

山西我去过的地方不少，汾阳是属于印象中很熟悉的一个县城，虽然我从未去过，我会对那里有很多想象，对于一个不胜酒量的人来讲，对于汾阳的想象除了汾酒之外就是贾樟柯了，我依然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电影是在2007年，太谷中学不远处的网吧里，那年我复读第三年，二十一岁。对于一个处于类似电影情节的人来讲，感动自己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看电影时悲悯到的自己，多年后的现在我依旧热爱《站台》，它对我的安慰意义超越电影，其实是文学的，这部电影让大多数县城青年后来对于类似情绪的表达变的有些多余了，换言之，我曾经一度心中想去说的话，基本上这部电影都说出来了。

贾樟柯《站台》剧照

电影除了给人讲故事之外，还能帮人说话。我想《站台》乃至故乡三部曲对于一些人是如此。

我潜意识中我是属于八十年代的，虽然我那时只是出生，我经常会对于那个时代想象。恰好《站台》也是那个时代的事情。每个人对于时代的总结不尽然相同，贾樟柯的《站台》和娄烨《颐和园》都不一样。《站台》太像是我们的生活了，我想十几年前的观众看到他，反应反倒是不真实的，他们肯定会想：这个也是电影吗？而十几年后的现在，直播时代已经到来，全民直播，直播就是真实了吗？其实电影和影像解决不了真实的问题，那么剩下的就是真诚了，有一天我读新京报讲到了快手这个软件，我下载并且把里面的视频看了一晚上，我看到的是现在的县城青年想表达的是什么。我看到了的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县城青年的印象，他们孤独，渴望被关注，直播恰好满足了这个诉求，我后来在汾阳文峰塔下看到几个男孩在鼓捣音响，他们用手机拍摄，貌似直播，我和朋友说那一定是快手的直播，作为一二线城市长期居住的他们当然会问我什么是快手，我想，如果回到十几年前，假设贾樟柯那时是个互联网时代，直播的时代，会是什么样子，也许这几个文峰塔下唱歌的青年，他们中间或许会有很好的导演，他们都有讲述和表达，被关注的欲求。

回到太原，我和老杜因为韩宏兄临时的邀请我们决定去汾阳，很少有一个地方，以至于汾阳这样一个山西小城市会对我有这样的吸引力，我想象的汾阳之行都是在吻合我想象中它应该有的样子。

汾阳，2017

我们从太原出发，山西的空气污染还是比我想象中严重，尤其是穿过清徐的时候，pm2.5检测显示到了七百多，我们几乎是穿越浓浓的雾霾到了汾阳的，到了汾阳医院我们见到了韩宏介绍的陈宏耀兄长，陈宏耀在汾阳医院工作，自己研习书法，我们午餐后跟着他参观了汾阳医院的院史馆，一个小城市的医院历史被梳理的清晰可见，资料丰富超乎我的想象，而且他们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这样一个教会建立的医院的历史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我对于汾阳的好感更强烈了，陈宏耀做的工作在我看来也是相当有情怀的，以至于这个城市在我看来都是对于文化对于历史充满情怀的。是什么能支撑他们去做这样细致的事情，我想更多的是情怀，韩宏后来酒后和我聊到凌晨四点多的更多涉及的也是情怀这两个字。

汾阳，2017

离开汾阳医院，我们去汾阳城各处去寻找贾樟柯电影中的场景，我也好奇，经历电影拍摄后的十余年，这些旧场景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会变成什么样子，汾阳市场和老贾的旧居自然好找，还有教堂，还有那些熟悉的旧街区，大多依稀还在，我凭借着对于电影的熟悉去寻找印证他们的存在，努力想象电影的那个时代，想想也是二十年了，二十年，在这个城市这些还保留下来了，我们去了文峰塔，塔歪了，景点没什么人，只有玩快手的青年在那里歌唱，这个城市的冬天燃烧着煤炭，所以灰蒙蒙的，夕阳中天是黄色，风景也是黄色，像是旧照片，都是老家熟悉的煤烟的气息。这里生活的人，对于他们，十年可能是一个模样。

汾阳，2017

最难找的武家巷《站台》海报中的那个景致最难找，我依稀记得好像有书里说起过是法院附近，我们就跑过去了，在旧街巷中我和陈宏耀兄长询问游走，最后真的找到了那个旧的门面，它一点都没改变。窄窄的巷子中留着电影中的气息，依旧车来人往，空气中依旧是煤烟的气息，我想这些在过去的二十年，乃至于三十年没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是远处矗立的高楼，他们一点点蚕食掉这些属于记忆的物理空间。或许总有一天这些一成不变的景致也最终只会留在照片里，胶片里，直到我们的故乡成为一个时间点而不是一个地点。

汾阳，2017

印证完电影中的场景，我们驱车到了贾家庄山河故人家厨，那里即将召开的是一个家厨的答谢会，我和老杜还有他的妻子坐在汾阳人中间，《站台》开始的情景就在眼前，他们用汾阳话寒暄客套，就像《站台》中等待演出开始一样，我们等待着贾樟柯的出现，韩宏兄介绍了几个汾阳的朋友，有的居然是电影中的角色，有的则是以前汾阳中学沙派的成员，韩宏还给我们讲他之前山大开星期五酒吧的故事，都像是过眼云烟，却清晰可见，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在我想象中都隐约可见，因为这些地方都熟悉，无论是山西大学附近，还是许西，我想他们变化并不大。

汾阳，2017

八点多贾樟柯终于到了，活动如期展开，主持人是《山河故人》里面三明的扮演者，同时也是家厨的经理，主持风格看似轻松，其实紧张，期间的文艺汇演十分贴合这个城市的气质，有李洪运女儿表演的《姑苏行》，这支笛子曲我当年放到mp3时候煞费周折，我把电影中的视频截取了，最后转为mp3格式才放到机子里，它伴随着我很久。老贾兴致所至，也随歌起舞，也尽兴唱了《乌兰巴托的夜》，这些都属于我记忆中某个片段的旁白一样，歌声响起，我想到的是自己的青春岁月。

汾阳，2017

歌舞之后自然是喝酒，到了汾阳不喝酒怎么成。贾樟柯是这个过程中的绝对主角，拍照，签名，合影，我想这样的事情他早已习以为常，只想说，愿你半生出走，归来仍是少年。贾樟柯回到汾阳比以往其他场合看上去更自在，他依旧少年。

酒后有的人醉了，我扶着韩宏兄回到了酒店，夜幕中他看上去更像是个诗人，虽然他说自己不写诗，他说他的生活就是诗，我们一聊就是一宿，直到凌晨四点，硬是从醉酒聊到了酒醒，然后大家昏沉沉睡去。韩宏兄那晚说了很多酒后的话，也是心里的话。我想我们之所以一见如故，只是因为我们有着类似的偏好和故事，虽然我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

汾阳，2017

第二日凌晨一大早我们就迎着新鲜的雾霾踏上了返回太原的路上，因为雾霾和煤灰，清早的沿途风景反而更像是黄昏，而真正到黄昏的时分我回到了属于我的县城，人们说的是我熟悉的口音，吃的是我熟悉的食物，我想故乡就是你走到哪里都逃不出去的归宿，他像是影子一样伴随着你，恰好回家前我读了熊培云先生新书《追故乡的人》，他说故乡是牢笼，我们都一样，一生都活在故乡的记忆里。

段少锋

2017年1月25日写于娄烦县城

注：最后两张图片引自郭洋的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