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石刻唐诗之路考论

选自 | 《西泠艺丛》2020年第6期 总第66期 |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摘    要】

本文统计并考察瑶族地区或与瑶族相关的唐代、唐诗石刻，对瑶族石刻唐人与唐诗进行了分类阐述，总结了瑶族石刻唐诗之路的四个走向，即本土创作、湘桂走廊、潇贺古道、西京古道。瑶族石刻唐诗带有鲜明的瑶族烙印，对后世瑶族石刻诗歌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瑶族石刻　唐人唐诗　唐诗之路　特点 

处在湘漓流域、红水河流域、潇贺古道、西京古道沿线的湖南江华、江永，广西桂林、贺州、都安，广东连山、乳源、英德等地，是我国瑶族主要聚居区。周去非《岭外代答》记“入岭之途五”：“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1］唐人因迁徙、任职、贬谪、流放等因而至永州、郴州，再入桂或入粤，途经瑶族地区，留下诗文等石刻，既传播了唐代诗文，留下了石刻艺术，又反映了瑶族自然和社会环境，在瑶族地区、瑶族历史文化中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了一条带有深刻瑶族烙印的唐诗之路。

01

唐代瑶族石刻统计

要统计唐代瑶族石刻，需先确定瑶族石刻的范畴。我们认为，瑶族石刻应包括瑶族地区（含各瑶族县、瑶族乡、瑶族聚居地）石刻、虽不在瑶族地区但与瑶族密切相关之石刻。

黄钰辑点《瑶族石刻录》，对瑶族石刻做了专门辑录，值得肯定，惜石刻文本错漏过多，且收录石刻数量过少，仅二百余方［2］；所收大多是广西瑶族石刻，对湖南、广东等地瑶族石刻，收录极少，未关注和收录广西都安、大化、平果、龙胜、恭城、全州等地的大量瑶族石刻。据调查可知，尚有非常多的瑶族石刻，存于各瑶族地区。因《瑶族石刻录》收录篇目较少，遗漏过多，显然对于一地一时之瑶族石刻面貌，难以全面反映。

郑慧等著《瑶族石刻研究》，列表显示其研究所考察的瑶族石记范围，含广西201通、广东61通、湖南26通、云南1通、贵州5通、江西4通、福建2通，共计300通［3］，其中主要根据《瑶族石刻录》《广西少数民族石刻碑文集》进行考察。在时间上，认为乳源县五代大宝元年（958）《大汉韶州云门山光泰禅院故匡真大师实性碑铭》为最早的瑶族石刻［4］，而实际上，唐代中原与岭南交流已渐频繁，有不少官员、文人来到瑶族地区，他们留下的石刻对瑶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最早的瑶族石刻，绝不会在南汉，而至迟可推至中唐时期元结在道州所作的《阳华岩铭》。

凡瑶族地区石刻，均可归为瑶族石刻，而不论石刻内容、作者族属。如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广东英德南山一带、广东连州是瑶族聚居区，虽然此一区域石刻作者多不是瑶族人，而是到此地为官或贬谪至此的汉人如元结、元杰、刘禹锡、瞿令问、杜汪、李蕃等，石刻内容也不直接与瑶族相关，但不可否认，这些石刻对瑶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客观上产生重要影响。《方舆胜览》卷二十四“道州·名宦”载：  

可见元结在道州任上，安定一方，关心百姓，为地方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影响颇大。元结在瑶族地区写下的一系列诗文，既是对瑶族风景的抒写，也是在瑶族地区传播文学、书法艺术，也为今日瑶族的文化旅游创造了客观的历史条件。元结及其诗文、石刻，已与瑶族地区的历史文化相融合，二者密不可分。

广西桂林城区、南宁城区、柳州城区等，虽非瑶族地区，但因其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地位的原因，历代常有官员在此停驻、任职，因而所存石刻时有涉及瑶族者，亦是重要的瑶族石刻。如南宁西乡塘区金陵镇石鉴墓元代碑，因北宋邕州知州、广西经略使石鉴平定侬智高、深入三十六洞劝谕诸洞酋长的史实，实际与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历史相关，因此也可归入瑶族石刻。韩云卿《平蛮颂并序》，孔延之《瘗宜贼首级记》，余靖在桂林所刊《大宋平蛮碑》，孙沔、朱寿隆等四人《龙隐岩题记》等，都与瑶族历史相关，因此也应当纳入考察。

按上述范畴进行统计，就目前所见，唐代瑶族石刻情况如下表：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瑶族地区”，是以现时的瑶族空间分布为参照的，而不从纵向上考虑瑶族在何年代迁入该地区。瑶族的迁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迁入各地的时间也有所不同，但不论何时迁入，只要现时当地有一定比例的瑶族人口居住，他们就会受到这些地区石刻和文化的影响，因而这些石刻，应归于瑶族石刻范畴。

02

瑶族石刻之唐人唐诗

在初步统计所得32方与唐代瑶族有关的石刻中，涉及具体名姓的唐人有韦敬办、韦敬一、陈集原、张九龄、元结、韩云卿、韩愈、李蕃、刘禹锡、元杰、陈师德、陈骈、李渤、沈彬、杜甫，共15人，其中韦敬办、张九龄、元结、韩愈、刘禹锡、杜甫等有石刻诗，或是著名诗人。32方石刻中，含诗9首，如下表所示：

此表中，杜汪、杜子是父子三首集杜集元诗，所涉杜甫、元结诗多首，不计入。在唐代瑶族石刻中，颂词、铭属有韵之文，如韦敬办《六合坚固大宅颂》中的颂词三章、韦敬一《智城碑》中的颂词七章、元结《阳华岩铭》中的铭文，亦不计入。传柳宗元在灌阳文市镇花石岩有石刻诗一首，但因其未见于柳集和《全唐诗》等文献，只见载于康熙、道光、光绪、民国《灌阳县志》［6］，亦因地形等条件限制未能现场考察，此“柳诗”亦未计入。

综观唐代瑶族石刻中的唐代文人或唐诗，有三类：

第一类是本土士人及其作品，如广西上林韦敬办、韦敬一，广东韶关张九龄、广东罗定陈原集。上林地处广西中南部，紧邻都安、马山、大化等县，是瑶族、壮族聚居区。都安是瑶族自治县，上林县内有镇圩瑶族乡，马山县有里当、古寨2个瑶族乡，均近《六合坚固大宅颂》《智城碑》石刻所在地。《六合坚固大宅颂》《智城碑》作者韦敬办、韦敬一是当地唐代羁縻州首领。2003年，上林唐碑唐城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上林两块唐寿，其刊刻时间早于广东罗定《龙龛道场铭》，且以其字数、规模看，是真正的“岭南第一碑”，“从唐碑的排名中，《大宅颂》碑应属第一，《智城碑》第二，上林唐碑是当之无愧的‘双星’”［7］。《六合坚固大宅颂》中的一首五律，诗曰：

对于这个“坚固大宅”，首领写下这篇颂，分三章，极写宗族远源泉流长，世代相袭，自己的统治深得民心，万众欢心之后，文尾的这一首五律，写了当地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由于山高水隔，因而易守难攻，大宅永固，自有豪迈之气。诗与颂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上林另一块唐碑《智城碑》的作者韦敬一，从作者姓氏、所处地点和年代等看，应与韦敬办是有关系的。从韦敬办五律看，韦敬一的《智城碑》虽无诗歌，但其诗歌创作的能力、欣赏的水平，应该是具备的。  

张九龄，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初唐诗人，其《过浈阳峡》原刻于浈阳峡石壁急流处，今已损毁［8］。其诗曰：

韶关英德一带，也是瑶族聚区。今英德瑶族主要在牯塘镇，有联山瑶族村。英德南山、碧落洞、浈阳峡、观音岩等地石刻，尤其是名人的摩崖石刻，无疑对当地、对瑶族产生影响。张九龄是唐初粤诗之帜，此诗写浈阳峡风景，水深壁高，岸树成荫，令人心生流连爱意，写景简洁自然，感情真切朴实。张氏曾任桂州都督，兼岭南按察选补使，有《巡按自漓水南行》诸诗，清代汪森《粤西诗载》录其广西诗多首，知其所到之处亦为多瑶族地区。 

广东罗定为瑶族聚居区，曾为岭南瑶族社会中心。罗定《龙龛道场铭》，序文与当地道教活动相关，铭为四言韵文。作者陈原集，唐代泷州（罗定）人，时官拜“冠军大将军行使左豹韬卫将军”，为“上柱国颍川郡开国公”，且“世为岭表酋长”，其祖父佛智、父龙树等，是岭南地方名人，影响很大。《龙龛道场铭》曾被视作“唐代岭南第一碑”“岭南诸碑”之冠，反映了唐代文学对岭南和瑶族地区的影响。

第二类是中原诗人在瑶族地区的石刻或石刻诗，如元结、李渤、沈彬。元结任道州刺史，在永州朝阳岩、祈阳浯溪、江华阳华岩及寒亭暖谷行装，留下诸多石刻。在江华县，其《阳华岩铭》乃瞿令问三体写就，成就传世经典，多次为人拓印，今仍保存完好。元结在江华县，留下的石刻诗是《说洄溪招退》：

元结与“洄溪翁”的交往，还有《宿回溪翁宅》诗。除了石刻诗，元结在道州、经永州时，均有不少诗文作品。在元结笔下，既有风景之胜，又有《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游右溪劝学者》等反映民生、关注现实、稳定社会等的诸多作品。《新唐书·元结传》记述了元结在道州的治理情况，可见其在当地的影响：

元结开创阳华岩石刻等，在离开阳华时，瑶族民众亦“立石”赞颂他的功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石刻在瑶族地区的影响和运用。

李渤，字澹之，成纪（今甘肃省泰安市）人，一说洛阳人，唐代大臣，年少即颇具文名，博学多才，有“李万卷”之称。宝历间，李渤任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观察使。在兴安时，疏渠道，固堤防，植陡门，在灵渠建设利用上贡献尤大，后人在兴安建“四贤祠”、在桂林建“七公祠”以祀之。兴安、全州、灌阳一带，也是瑶族聚居区，都有瑶族乡。李渤在桂林有石刻五古《南溪诗》一首：

◎ 《留别南溪》石刻  李渤

沈彬，字子文，筠州高安（今江西省高安市）人。《唐才子传》卷十载：“（彬）自幼苦学，属末岁离乱，随计不捷，南游湖湘，隐云阳山数年，……《画山水诗》云：‘须知笔力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顿难。’……有诗集一卷传世。”广西阳朔居住着汉、壮、瑶族等多个民族，有福利镇龙尾瑶族村等瑶族聚居区。在阳朔碧莲峰，沈彬题刻《阳朔碧莲峰》：

作者用陶潜彭泽植五柳、潘岳河阳种花之典，喻阳朔之美景，生活之美好，但此二者都不如阳朔碧莲峰更美、更适宜居住。全诗典雅又率性自然，韵味无穷。

◎《云涛九派》石刻

连州、连山、连南、乳源这一片区，是瑶族聚居区，有瑶族自治县、瑶族乡、瑶族村。唐代诗人韩愈于贞元十年（794）被贬连州阳山县，在连州应司户参军王弘中之请，命名“燕喜亭”并作《燕喜亭记》。在清代，韩愈在连州、阳山的影响，反映在石刻中，有徐祺刻“云涛九派”石刻、戴熙书刻《燕喜亭记》、重刻“鸢飞鱼跃”等。《燕喜亭记》由清代诗人、书画家、兵部侍郎戴熙书刻，惜此碑于“文革”时毁坏，仅留下“泽”字。［9］韩愈题“鸢飞鱼跃”，至少在广东阳山、连州以及广西贺州文明阁等地的多次刊刻，可见韩氏在岭南的影响。“云涛九派”石刻位于连州小北江入阳山县境交界处的龙湫滩。在每字一米见方的“云涛九派”之下，刻有韩愈诗《宿龙宫滩》：

龙湫滩，唐时名龙宫滩，韩愈过此，夜半听涛，残雨生凉，遂起思乡之念，环境与贬谪情感相互交融。

刘禹锡贬连州，有《连州刺史厅壁记》，未有石刻诗歌。但我们知道，刘氏文学创作在瑶族地区定是有所影响的。刘禹锡有《阳山庙观赛神》《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诸作。《阳山庙观赛神》：

《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

二诗都作于连州（阳山），都写到“蛮”或“徭”；虽有“征蛮”“蛮军”内容，但也有对风景的描绘，有“竹歌”“瘴云”这样的岭南地域特点的反映，有浓厚的地方和民族色彩。

第三类是虽未至瑶族地区，但后世有唱和或集句者，如杜甫、元结。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寒亭暖谷石刻中，有杜汪《寒亭集杜诗》1首及《暖谷集杜诗》1首、杜子是《寒亭集元结诗》1首。

杜汪《集杜工部句咏寒亭》：

杜汪《集工部句题暖谷》：

杜子是《集元刺史句咏寒亭》：

集句诗中“六月风日冷，炎天冰雪生”“温温有风味，忆昔李公存”“时节方大暑，忽若秋气生”之句，恰与寒亭暖谷之特点、相关历史人物相合。杜汪二诗，虽然篇幅较短，但涉诗多；杜子是诗涉诗不多，但篇幅较长，亦不让其父。综观全诗，均具一定诗境，属集句中的佳篇。集元，是因为元结与阳华岩、寒亭暖谷的关系，而集杜则约略可见杜诗在宋代的影响和接受。宋诗虽然有所谓“宋调”之用典、议论等特点，但面对山水题材，宋人还是表现出了对唐人作品的喜爱。

03

瑶族石刻唐诗之路的走向和特点

瑶族石刻中的唐代石刻、唐诗石刻、后人所刊唐人作品石刻，呈现了瑶族地区的唐诗之路。这条唐诗之路，其路线走向大致有：

一是本土文人创作。如前所述广西上林韦敬办、韦敬一、陈集原、张九龄等。陈集原、张九龄与中原往来密切，是著名文人，他们的创作与中原文学、地域文化都有密切关系。上林县韦敬办是“岭南大首领”、韦敬一是“廖州大首领”，故他们的创作 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六合坚固在宅颂》开篇即云：“维我宗祧，昔居京兆，流派南邑。”作者自认其源乃“居京兆”，这也许有攀附之心理在内，但无疑他们的文学素养、文学创作是有渊源的。学而有自，在本土兴起、创作，是瑶族石刻唐诗之路的第一个走向。

二是湘桂走廊唐诗。由湘入桂，基本有陆路、水路，更多的时候选择水路，即沿湘江而入漓江进入桂林。在这一条线上，有永州朝阳岩、兴安灵渠、桂林等地留下众多石刻。元结、柳宗元等在永州朝阳岩有石刻，如元结《朝阳岩铭》《游朝阳岩诗》、柳宗元《渔翁》诗等均刊于此地。因永州当地主要是汉族，这里暂不列入瑶族石刻。但永州、朝阳岩是唐代诗人进入桂州（桂林）的必经。李渤在入桂后，在兴安有治水之功，在桂林有诗歌石刻。这是瑶族石刻唐诗之路的第二个走向。 

三是潇贺古道唐诗。潇即潇水，贺即贺水。潇贺古道，由湖南永州零陵区经道县、江华、江永至富川、钟山、昭平，是古道大致路线。这条线上，瑶族聚居，石刻众多。江华县阳华岩、寒亭暖谷有唐人元结多篇石刻作品，有宋时的集杜甫诗、集元结诗，至昭平（今贺州市黄姚古镇附近）而有文明阁内民国梁端章重刻韩愈书“鸢飞鱼跃”。这是瑶族石刻唐诗之路的第三个走向。 

四是西京古道唐诗。西京古道，大约与今之京珠高速之粤北段一致。在这一段，乳源、英德是瑶族石刻的集中地。在此一线偏西的连州、阳山，也归为这一条线路。韶关市英德南山、碧落洞等是石刻集中地，有元杰、张九龄、李蕃等人所刊石刻，而连州、阳山则有刘禹锡、韩愈石刻。他们在此任职，因有创作，留下影响。这是瑶族石刻唐诗之路的第四个走向。

瑶族石刻唐诗之路的四个走向，形成的唐代石刻、唐诗石刻、唐人石刻，记录和描述了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瑶族地区的秀丽风光、民族风情、社会发展、宗教信仰等丰富内容，更记录了唐代诗人的岭南足迹、诗歌创作和思想心态等。综观瑶族石刻唐诗之路，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带有鲜明的瑶族烙印。表现为：经过瑶族地区的诗作有瑶族风景的描绘，有瑶族风情的描写。虽然主要以水路交通为主，但因涉及瑶族地区，所描写的往往是山高林密洞幽之所在。瑶族在选址过程中，因其政治、历史原因，往往选择山高林密之地居住生产生活。“除部分居住在丘陵、河谷地带外，大部分均散居于五岭、十万大山、都阳山、雪峰山、罗霄山、六韶山、哀牢山等高山之上。这些地方海拔一般在1000米至2000米之间，村寨坐落周围，竹木叠翠，风景秀丽。”［10］在瑶族石刻唐诗中，《六合坚固大宅颂》写道“近渎纵横越，梦岱去来阑”；张九龄《过浈阳峡》有句“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杜汪、杜子是父子集句诗，无不写出了瑶族地区的特殊、美丽的居住环境。这样的环境中，往往又是长寿环境，元结《说洄溪翁招退》诗中即云：“溪边老翁年几许，长男头白孙嫁女。问言只食松田米，无药无方向人语。”写出了仙翁之高寿，长寿的自然养生秘密。

二是突显杜诗韩文的影响。在众多唐代诗人中，其影响和接受程度在各个时期是不同的。杜甫作为“诗圣”，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古文“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歌、古文影响巨大，这在瑶族石刻中得到印证。杜甫未到过江华县，但江华寒亭暖谷石刻有宋代杜汪集杜诗二首，并宋江西诗派影响甚大，有“一祖三宗”之说，其一祖即杜甫。相比较而言，元结与杜甫同时代，杜子是有石刻集元结诗，只因元结曾到当地任职。与杜甫并称的“诗仙”李白，其诗豪放飘逸，多涉名山大川，杜汪不集太白句而集子美句，应也是杜诗影响的一个侧面反映。

韩愈文名诗名俱高，在瑶族石刻唐诗中，有诗一首，即其《燕喜亭记》在清代由戴熙刊刻；文一篇即其《宿龙宫滩》在清代由徐祺刊刻；而其题写的“鸢飞鱼跃”则在清代和民国在阳山、连州、贺州等地历经多次重刻。从体裁、形式、篇幅等方面看，韩愈在瑶族地区文化史上的地位显而易见。

三是对后世石刻诗歌产生影响。唐代是瑶族石刻的开创期，瑶族石刻较少 ，瑶族石刻诗歌数量则更少。宋代是瑶族石刻的发展期，石刻数量相对唐代要多出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主要集中在湖南江华、广东连州和英德、广西富川和桂林等地的宋代瑶族石刻，多达110方（处）以上。这其中，题名类石刻（与今之“到此一游”相近）较多，诗歌次之。在明代短暂低潮后，清代瑶族石刻诗歌数量，较宋代更多出数倍。在文学史上，宋代江西诗派尊杜，明代文学复古标举盛唐，清诗则比唐诗、宋诗二者的总数尚多出很多，呈现作家作品数量的井喷，这在瑶族石刻诗中亦是如此反映。如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龙眼岩“瘴地灵岩”诗壁，在一块不足6平方米的石壁上，竟然刻有清代诗歌达16首之多。宋代、清代瑶族石刻诗歌的大幅增长，得益于唐诗，得益于瑶族石刻唐诗的影响和滋养。

瑶族石刻唐诗之路，是一条瑶族历史之路，也是一条诗歌之路。其内容丰富、民族特点鲜明，具有重要的民族文化价值，文学、艺术价值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瑶族石刻与瑶族文学研究”（批准号：18BZW182）阶段性成果；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1］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页。

［2］黄钰辑点：《瑶族石刻录》，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3］郑慧、蓝巧燕、陈妹：《瑶族石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4］同上，第2页。

［5］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42页。

［6］蒋芳生：《柳宗元〈花石岩〉佚诗考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第2期。

［7］覃圣敏：《广西上林唐碑唐城学术研讨会综述》，《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8］《英德摩崖石刻》编委会：《英德摩崖石刻》，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04页。

［9］曹春生：《连州石刻史话》，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10］李庆福：《瑶族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