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莱恩 | 武士道和武士伦理 - 暴风骤雨

武士道和武士伦理

詹姆斯•L. 麦克莱恩著，王翔译

节选自《日本史 1600-2000：从德川幕府到平成时代》，海南出版社，2020年06月。

中世纪的武士故事首先为武士们描绘了理想化的行为准则。战争时期，例如 12 世纪晚期的源平之战以及动荡不安的战国时代，人们期望武士是英勇、意志坚强、武艺娴熟的骑手和剑客，以自己的姓氏为荣，忠于主君，随时乐意赴死。在叙述 12 世纪晚期平氏和源氏两个家族之间战争的历史小说《平家物语》中，已经对这种精神作了一些最富有感染力的表述。其中最著名的情节之一是，一位为源氏家族效命的武士熊谷次郎发现有个孤身一人的骑手。“临阵脱逃是不光彩的！”熊谷次郎喊道，“快回来。”那个骑手就是武士平敦盛，一个善吹笛子的美少年。平敦盛勒住马，转过身来，两个对手开始交锋。熊谷次郎很快把敌手掀翻在地，揪住平敦盛使他动弹不得，“揭下他的头盔正打算砍他首级时，却发现他只有十六七岁”。熊谷次郎想起了与平敦盛年岁相仿的自家儿子，决定放这个年轻人一条生路。但就在这时，50 名源氏的武士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本想放过你，”熊谷次郎叹息道，“但到处都是源家的武士，你不可能逃脱。由我来杀你会好一些，因为以后我会为你祭祀祈祷。”平敦盛回答说：“取走我的首级吧，别浪费时间。”

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想象的是，许多武士并不总是能实现如此崇高的理想。当战争形势对他们不利时，有些武士临阵脱逃，许多武士只有在他们的主君保护他们，给予他们奖赏和恩宠时才保持忠诚。在其他情况下，有些武士卖身投靠出价最高的买主，甚至仅仅为了增进自己的私利在战争中改变立场。不过，以樱花作为他们的象征，还是表达了大多数武士借以衡量自己的理想的那套行为准则。因为正如樱花在绚烂盛开时，有可能突然被风吹走、驱散，武士也有可能在荣誉的巅峰丧失生命。

17 世纪期间，武士见证了史诗般的战争岁月渐渐远去，成为遥远的历史。当武士从凶猛的勇士变异为暗淡无光的贵族，生活在繁荣的城市，为兴盛的城市消费所包围时，许多人开始认真思索在和平的新时代做一名武士意味着什么。严格强调义务和责任的新儒学为他们提供了一些行为的指导方针。1615 年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度》开始关注在新政权中武士使命的双重性。法令这样开始，“修炼文武艺能，包括弓马之事，须专心致志”。

对新武士伦理最早的阐述之一，出现于宫本武藏的《五轮书》。宫本武藏1584 年出生于日本中部，他后来声称自己首次杀人时年仅 13 岁。三年后他跟随自己的主君参加了关原之战，和那些主人因战败而丧命的其他武士一样，宫本武藏成了一名浪人（没有主人的武士）。浪迹全国时，他皈依了禅宗，并成为一位取得高度成就的书法家和画家，还练就了“二天一流”的新剑术（使用大小两刀，即一之太刀与二之太刀的剑术。—译注）。根据他自己的记载，在他游历全国期间参加的 60 多次剑术决斗中他皆获全胜。1640 年，宫本成为日本西南熊本藩大名的剑术教习，1643 年，他退隐于一个山洞，在那里写作《五轮书》。

尽管宫本武藏常与人决斗，他亮出的观点却谴责对死亡的崇拜，宣扬武士必须总是为了成功而奋斗。“武士之道是不屈不挠，决心向死的，”宫本武藏写道，“虽然不独武士，僧侣、妇女、农夫同样乐意为尽忠或者雪耻而死，但两者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武士学习兵法是基于超越人类的极限，由此为我们的主君和自己获取名望。”陈述了这个涵盖一切的原则后，宫本武藏继续解释武士战胜对手的方法。他的许多建议都是技术性的，包括如何握剑以及躲避和进攻时步法的重要性等等，但是他也非常强调精神准备。在某一章中他告诫说，要“研究对手的情况，观察对手的个性特点、优势和弱点、才能高下等等。要出乎对手的意料，把握攻守的节奏，先发制人，这是要点”。他敦促道，一旦你占据上风，便要乘胜追击，“主要是使敌人从心底认输。只要他们还抱有希望，他们就几乎不会溃败。但假如你让他们丧失信心，你就不必再理会他们”。

《五轮书》总是周而复始地回到剑术的问题上来。最终，宫本武藏的书阐明了一个更普遍的观念，即武士之道是取胜之道，任何人都必须建立自己的生活秩序，以便实现为自己设定的任何目标。对宫本武藏来说，那是“武士道”的核心—一个人不能拥抱死亡，相反，作为完成人生任务的一个途径，应该努力现时现世地实现征服，获取荣耀。这个目标反过来要求武士总要做好准备，了解敌人，明白自己，时机一现便果断行动。

山鹿素行对于武士应该采用的伦理标准持有不同观点。山鹿素行 1622 年

出生于日本中部，青年时期前往江户拜儒学专家林罗山为师（一说他 6 岁或9 岁已经随父亲迁居江户，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前往”之说。—译注）。为广岛附近的赤穗藩大名当了多年的学者顾问和军事教习后，山鹿素行返回江户，于 1660 年创办了他自己的研究儒学和兵法的学校。他写了有关儒学研究、兵法和日本历史的多部著作，但最不能让人忘记的是他推动了“武士道” 的形成。

在他的《武教本论》和《士道》（山鹿素行的著作有《武教本论》《武家事纪》《武教全书》等，《士道》为《山鹿语类》中的一篇。—译注）里，山鹿素行力图解答一个问题：在一个人们不必再征战，但是也无补于生产和流通经济的社会里，武士该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作为一名学者，山鹿素行曾经受到中国儒学传统的早期著作如《易经》《春秋》等的吸引，它们代表了对理想儒士的一种想象—饱读诗书，堪为国家效命，道德高尚到他的个人行为提高了大众的道德水准。随着国家进入太平盛世，山鹿素行在他的不同著述中主张日本武士应该效仿过去的儒家圣贤，致力于成为道德和政治的领袖。

为了担负起这种责任，山鹿素行继续道，武士应该致力于“钻研学问”，正如幕府的《武家诸法度》所申明的那样。他们有责任像往昔理想的中国儒士一般，精通音乐、诗歌和其他艺术。此外，他力劝武士们培养一种建立在“诚”这个概念基础之上的个人美德。在中国的儒教中，“诚”被认为不仅是支撑了所有其他形式的良善的主要美德，也是主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在神道教传统中，“诚”的概念有细微的差别，它有它自己的一些表示何为真实、真诚、纯洁和诚实的观念。

山鹿素行认为，武士信条最高尚的表现是，在作为主君的武士和职官的同时，闪耀道德楷模的光芒。“士之职，”他在《士道》中写道，“在于省其身，得主人而尽奉公之忠，交友笃信，慎独重义。” 山鹿也没有忘记，武士对大名和将军应履行的义务中还有军事的成分。毕竟，近世早期的武士是绵延几个世纪的作战传统的承继者，而且天皇仍然委托他们保卫国家，因此，他们应该保持健康，练习军事技能，学习战术战略。不过，山鹿提醒武士，他们已经步入一个新的时代，他们作为文职的责任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他们最应该关注的事情已经不一样了。

首先，武士必须行事以“诚”，也就是说，武士官吏不应该凭狭隘的私利行事，相反必须只能受“诚”“纯”意图的驱动，以符合道德理想和公众评价，实行仁善的管理。而且，山鹿素行号召武士重新确定他们效忠的对象。以前，武士都是对个别大名宣誓尽忠，但是在 17 世纪，大名不再仅仅是武士团的指挥者，同时也已经成为领地的统治者，肩负着随之而来的对领地内人民进行统治的责任。与此相应，武士也进入了一个更加非人格化的社会。因为在近世早期，武士的身份是终身的，所以他要向大名家族，而不是某个碰巧在某时成为大名的人宣誓效忠，从更抽象的意义看，甚至是对他服务于其中民众的领地尽忠。最后，因为每个武士家族首领担任的公职通常都是世代相传，所以要求他们的忠诚必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1700 年，就在山鹿素行重新修正了武士行为的伦理准则的几年之后，武士山本常朝在他的主人肥前国佐贺藩藩主锅岛光茂于 73 岁去世后，表达了强烈的几乎无法自制的仪典式自杀的愿望。虽然主君死时武士称为“自殉”的自我牺牲，从来没有成为特别普遍的现象，但是在日本中世纪，偶尔会有武士选择和主人一起死在战场上，或者在他们的领袖落入敌人之手时剖腹自杀，也有些家臣把这种忠诚的终极表现带入和平时期，在他们的大名正常死亡时也自杀殉主。17 世纪中叶，自我牺牲蔚然成风。那些蒙受主人特别恩宠的武士，似乎越来越多地认为以自殉结束生命是件自然的事情，其中一些当然是把传统的表现忠诚的必为之事付诸了行动。“主人死后切腹自尽是当今风尚，”某大名在 17 世纪 30 年代写道，“他们认为这种行为值得称道。”不过，有些人比较会算计，他们牺牲自己是因为知道后人会因此得到丰厚奖赏。还有些人自杀是出于悲痛。大名和年轻家臣之间的同性私通在武士的生活方式中是正常的、被认可的。大名死后，他的前情人们常常因为悲伤，心甘情愿地追随他而去。

随着 17 世纪中叶自殉事件的增多，对这种风俗的批评也在增多。山鹿素行谴责了这种情绪化的自私行为，认为它破坏了建立一种理性且制度化地忠诚于领地及大名家族的新准则的努力。与此同时，幕府和许多大名政府都遗憾许多有才干的人物的不必要损失。锅岛光茂在 26 名武士为他的父亲殉死之后，于 1661 年在佐贺藩宣布禁止这种行为。三年后，幕府效法锅岛光茂，在《武家诸法度》中增补了禁止自殉的条文。因此，锅岛光茂死后，山本常朝只能打消自杀的念头，放弃武士的职责，退隐到佐贺城堡以北几公里处一个偏僻的小寺院里。

山本常朝从 1710 年到他死于疾病的 1716 年之间，把他对生命和责任的

思考写进 1300 多则实情逸事里，结集为《叶隐》一书。这本书不加掩饰地否定统治阶级以及如山鹿素行那样的知识分子驯服武士的努力。山本常朝很少如幕府《武家诸法度》那样，提倡“钻研学问”。在某一点上他承认“学习是件好事，但它更经常地引向谬误”，而且，“在极大程度上，我们欣赏自己的观点，变得热衷于辩论”。和他的反智识主义相结合的还有他对艺术的蔑视。“精通艺术的人如同蠢人，”他宣布，“谚语说‘艺术有助身体’，它只适用于其他地区的武士。对锅岛家族的武士来说，艺术毁坏身体。在任何情况下，从事某种艺术的人是艺术家，而不是武士。”

和现实社会的贫乏相比，山本常朝称赞了关于个人忠诚的古老理想。“要说如何做一名武士，”某个故事开篇就说，“其基础首先在全身心侍奉主君。”山本肯定大名和家臣之间的深厚情谊。他回忆起锅岛光茂曾经温言赞赏过他，并把他自己的蒲团和夜便服送给他。“啊，”他慨叹道，“如果是古昔，我会在这个蒲团旁切腹自杀，披上这件夜便服，追随主人而去。”

除了强调绝对忠诚，《叶隐》的许多篇章还赞美死亡。“武士之道，”这本书开宗明义地说，“即知死之道。”（对这句话的理解有很多种，如“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武士道者，乃发现如何死得其所之道”“所谓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等。——译注）在山本看来，做一名真正的武士的关键是学会体面地死：

人应该日日盼死，这样当死亡来临时就能死得平静，灾难发生时不会如担心的那般可怕。事前用徒然的想象折磨自己很愚蠢。每朝平定自己的情绪，想象自己被箭、枪、矛、剑击中撕裂，被巨浪卷走，被烈火焚烧，被雷电、地震击倒，坠落悬崖，不幸染病，或遭遇意外的那一刻。朝朝在脑中死一次，你就不会怕死。

《叶隐》没有在偏远的佐贺藩之外广泛流传，山本常朝对死亡的痴迷也让他的大多数武士同道不安。不过，他的观点还是在许多武士中引起了共鸣，并作为武士阶级准则的一部分而幸存下来。武士最早使用“武士道”这个词是在 17 世纪，当时他们正沉思他们存在于一个瞬息变换的社会的意义问题。近世早期武士固守的传统观念如勇气、忠诚以及甘愿面对死亡的恐怖仍有意义，但是他们也在过去的思想基础上增添了新的理想，构建了当时的武士之道：争取成功是美德，人应该读书，而且要为终将降临的机会做好准备；动机的纯洁非常重要；一个人可以通过为藩地政府和人民效劳，履行自己的身份所固有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