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法并重、法中寄情：“唐书尚法”的历史考察 - 西泠印社

意法并重、法中寄情：“唐书尚法”的历史考察

选自 | 《西泠艺丛》2020年第6期总第66期 |

文/蔡罕

浙江传媒学院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摘要】

本文对唐代书风按隋至初唐、盛唐和中晚唐三个阶段进行了历史考察，分析了“唐书尚法”的历史成因，认为“唐书尚法”是唐代书风的主流，“书意”“尚情”是唐代书风的支流，意法并重、法中寄情的现象贯穿在唐代书风的发展主流之中。

【关键词】 唐书尚法　唐代书法　尚法　尚情

明清以来的书论，大多以“唐书尚法”来概括唐代的书风。“尚法”即是崇尚书法的法度、法则。尽管一个“法”字不可能全面概括近三百年唐代书法艺术的复杂面貌，但是以“尚法”来概括唐代书风的时代特征，还是基本符合事实的。研究唐代书风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弄清“唐书尚法”的表现与历史成因，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唐书尚法”及其成因进行分阶段的历史考察，从而得出更为客观，更为全面的结论。

01

“唐书尚法”的阶段性考察

从唐代书法的历史来看，“唐书尚法”经历了隋至初唐、盛唐和中晚唐三个阶段的变化。

在隋至初唐的第一个阶段，“尚法”主要表现为南北书风的融合与“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对唐楷法度的建立。我们知道，书法美学从魏晋开始，便一直在寻求规律，探索法则。由于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政权的南北对峙使得南、北方的书风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北碑以“气”胜，表现出壮美的特征；南书以“韵”胜，表现出秀美的风格。隋朝统一后，南北书风已显现出融合的趋势。从隋朝的《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等传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南北文化的交融给书法带来的影响，唐代成熟的楷书由此可见端倪。由于隋朝国祚短暂，南北书风的融合直到“初唐四家”的出现才得以完成。“初唐四家”可谓“唐书尚法”的创立者，他们以王（羲之）字为宗，融会南北书风，各自对唐代书法新风的树立做出了贡献。所谓“虞世南得其美韵”“欧阳询得其力”“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其清”，即反映出他们在崇尚晋人书风的基础上，“各得右军之一体”［1］，并融入北碑雄健、凝重、谨严的优秀养分，从而形成平正有序、刚柔相济的初唐楷书之法度。

初唐之“尚法”不仅体现在书法实践，还体现在当时的书学思想。虞世南《笔髓论》中所提出的“冲和”主张，即体现了初唐“尚法”书学的审美原则。虞氏说：“其道（书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攲，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2］“冲和”之道，即是隋唐之际南北书风交融的一种折中原则。六朝书风妍媚，文风萎靡，实与初唐国家图治求强的社会要求不相符合。北朝书风尚“气”，阳刚劲健，两者交融调和，既符合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崇尚、倡扬，又与现实社会需要营造进取向上的社会精神氛围相吻合。“冲和之美”即反映了初唐“尚法”的审美理想。

此外，初唐“尚法”还体现在欧阳询、唐太宗等人的书论中。欧阳询的书论有《三十六论》《八诀》《用笔论》《传授诀》等，这些书论在讲述法度问题的同时，也贯穿着“斜正如人”的书学思想。欧阳询认为书法要做到“斜正如人”［3］，既要“澄神静虚”“临池志逸”，放飞思想，更要“端己正容”，严肃对待。这种“斜正如人”的书学观，反映着初唐“意法并重”的“尚法”思想。重意，即是对六朝意韵书风的承袭；重法，即是对法度的追求。“意法并重”的书学思想实则反映了初唐书法“尚法”的要求。

唐太宗的书论主要有《论书》《指意》《笔法诀》和《王羲之传论》等。作为帝王，唐太宗的书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初唐“尚法”书风的发展走向。总的来说，唐太宗的书学思想也有意、法两个层面的内容：意，是强调“书意”“（书）先作意”，提倡“神气冲和”，认为“未解书意者”“类乎效颦未入西施之奥室也”［4］；法，即是尚骨力，重法度。自言“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5］。唐太宗还推崇王羲之，褒扬创新，他认为只有王羲之的书法既有骨力，又能创新，故“尽善尽美”［6］。唐太宗这种褒扬创新，崇尚阳刚之美的美学思想，正是贞观时期欣欣向荣的社会文化思潮和精神氛围的典型表现，是初唐“尚法”思想的主流价值取向。

总之，初唐“尚法”是对魏晋以来所形成的南北书风进行融合后的一次规整，并在用笔上形成“唐法”的过程。从总体上看，“唐法”减少了魏晋笔法中的侧锋与绞转成分，注重中锋、强调起收笔的顿挫和提按，从而使魏晋时的笔法在唐代变得规范、概括和简化。书法的法度之美在初唐书法中得以明显的体现。

盛唐是“唐书尚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尚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创立了与大唐盛世相辉映的楷书新法度，二是开创出“法”中见“情”的唐草，实现“意”与“法”的完美结合。前者以颜真卿为代表，后者以张旭、怀素为代表。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大唐进入盛世，这使得初唐崇王所形成的潇洒流丽、端严遒劲的书风已与盛唐雍容华贵、开放浪漫的社会风尚不相吻合。直到丰腴端庄、气势雄浑、气度开张的“颜体”楷书出现，才真正形成了唐代书风，标志着“唐书尚法”进入盛唐的新格局。另外，人称“癫张狂素”的张旭、怀素所写的狂草，包括颜真卿的行书，又将“唐书尚法”带入了一个以“意”为主，“意”与“法”完美结合的新境界，开创出与盛唐气度高度吻合的唐草。总之，“颜体”与唐草反映了盛唐书法在“尚法”与“尚情”上的完美结合，它是唐代的美学精神、时代的审美意识与艺术观念在书法艺术中的能动展现，它与唐画的丰丽、唐塑的丰满、唐诗的丰采是互为响应、一脉相承的。

中晚唐是“唐书尚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尚法”将唐楷的规范推向了极致，其代表人物就是柳公权。柳公权的书法人称“柳体”，从总体上看，柳体的形成是固守颜真卿定格的楷法的结果。同时，我们也看到柳体对魏晋以来的楷书，尤其是唐楷是一次集大成式的整合与归结。柳公权籍颜体之势，力变右军之法；又以初唐楷法的瘦硬为颜体的过于丰腴增加了骨气。其用笔出自颜体，却避免了横细竖粗的习气；他效法于欧、虞中心放射的结体，更添一份疏朗峻逸之神气。在中晚唐，柳公权可谓唐代楷法集大成者，他的楷书有欧之峻劲，有虞之遒润，有褚之灵动，有颜之雄茂。柳体的出现，将“唐书尚法”推向了一个极致，也为后人学习楷法提供了入门的规范程式。但是，由于柳公权楷书过分求“正”，使“柳体”书风定型化倾向十分明显，前后期风格基本一致。这种过于求正的书体也埋下后代“台阁体”拘泥于楷法的隐患。

总之，“唐人尚法”，主要体现在健全并完善了楷书的构造和基本技法。楷书的雏形出现在汉末，经魏晋钟繇、王羲之之手而逐渐规范化，而唐代则完成了楷书发展的最后定型。“唐书尚法”有一个从意法并重，崇尚骨力，到“尚情”，重视神采、追求豪迈的阳刚之美，再到强调法度，甚至拘泥于技法技巧的嬗变过程。

02

“唐书尚法”的成因

唐代书法形成“尚法”的风尚，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唐代特定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下的必然产物。

首先，唐朝社会法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滋生唐书“尚法”的重要文化土壤。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唐朝的社会步入法治的正轨。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书法家，必然要顺应时代的需求，去探索书法的法则，建立法度，并以此来指导书法创作。这应该是唐书“尚法”的最基本的因素。

其二，唐朝重视对书法（尤其是楷书）的学习是形成“尚法”书风的社会基础。在唐代的教育及科举、铨选制度中，书法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受到了高度的重视。马宗霍在《书林藻鉴》说：“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学书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又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曰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7］唐朝“书学”中的学生，除了专业课程的学习外，还必须做到“暇则习隶书”，这里的“隶书”指的就是“楷书”。在科举制中，唐朝加重了才学考核的分量，在设定的“才学”考核中，“书学”就为其中之一。在吏部铨选人才时，“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关。《唐会要》记载，“吏部取人，必限书判”［8］，同时还要求“楷法遒美”。这也透露出唐代重视“楷法”的消息。既然如此，天下读书人想要科举入仕，就非得擅书（楷书）不可，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书之“法”（特别是楷法）的完善。

其三，儒、道、释经典的整理、抄写，对唐代书法“尚法”的时代特征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唐朝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使得儒、道、释三教在唐代都获得了长足进展，并逐步走向融合。各种经典的整理、抄写工作，成为唐代文化事业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方面。经典的整理、抄写，无疑会刺激社会对书法需求的增大，给书法提供了发展普及的机会。抄写经典一般以通行易识的楷书为之，这就使得善写楷书者大量涌现。抄经以楷书为体，经生为此为业，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楷书的发展。我们也从唐代楷书大师创立的楷书书体中，明显地看到其与民间经文书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颜真卿《多宝塔》就有取法于唐人写经的一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抄写经典是推动着唐书形成“尚法”风尚的群众基础。

其四，宗儒为主，儒道相融的思想文化，是唐书既“尚法”又“尚情”的思想基础。就像“玄学”构成晋书之“韵”的思想基础一样，“唐书尚法”也有其产生的思想基础。初唐时期，政权统一，人心向治，统治者在社会各个领域建立了相应的法规来巩固新建王朝，使得正统的儒家思想在初唐时期又回归其主导性的地位。宗儒的思想对书法而言主要体现在对“中和”之美的推崇，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初唐四大家”的书法都追求一种平正的秩序美。安史之乱后，“经世致用”的儒学再次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以致出现了像颜真卿这样积极入世的书家，化古出新，打破了王羲之书法的规范，重新开创了与盛唐风范相一致的雄强奇伟、宽博沉厚的楷书风格。晚唐时，儒学地位因佛道盛行而受到动摇，唐末时重建儒家政治、伦理道德之风炽盛。这反映在书法上，就是重振法度，柳公权的柳体就是“心正法正”,清刚肃重的儒者风范。

在宗儒的同时，李唐王朝又尊崇道教。由于唐代实行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使得儒、道共同发展，并逐渐融合会通。盛唐时期，社会显现出更为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文化氛围，这就有利于书法家在思想上从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吸取养料，从而造就了唐代书法艺术多元性和共融性。儒家尚“中庸”，以“中和”为美，追求的是中庸合度的法度之美。道教则主张“道法自然”，它既以“虚静”“无为”“绝圣弃智”的态度认识世界，又有着清虚直任、羽化成仙之逍遥、浪漫的情怀。所以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唐书一方面遵循法度，另一方面追求浪漫情致的表现，在浓郁的浪漫之风中，重意向，尚自然，以诗的直觉方式去把握书法艺术。这也正是唐代书法既“尚法”，又“尚情”，将严谨的“尚法”与癫狂的“尚情”的完美结合的审美思想基础。

03

结语

近年来，学界对“唐书尚法”提出诸多质疑，有的提出唐代书法既“尚法”又“尚情”；也有的认为：“唐书尚法”不能全面概括唐代书法艺术的复杂面貌，也不能准确地揭示出有唐一代丰富深刻的书法艺术思想的本质。［9］无疑，这些观点对于唐代书风的深入研究都是十分有益的、积极的探究。但是，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唐书尚法”确是唐代书风的一个主流，“书意”“尚情”是唐代书风的支流，就像有唐一代尽管佛、道思想盛行，但儒家思想始终是社会主导思想一样，只有对唐代书风进行分阶段的历史考察，分析其成因，我们才能得出更为客观、科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