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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30展览预告 | 致附近消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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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消失

艺术小生态中的邻居



参展艺术家:刘艺超、孙亚飞、夏理佳、赵延斌、侯炜国、康好贤、刘攀、王雅慧、陈作、郭亚冠、彭璐、章烟朦、邹洪元


出品人:潘溪

策展人:段少锋


主办:WE30西区30号

开幕时间:2020.08.08 15:00

展览时间:2020.08.08-09.05

展览地点: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水坡北街30号



致附近消失的时代


文:段少锋


一个临时起意的展览


潘溪和我认识有四年的时间了,2016年第一届花家地双年展他来看了,接着2017年我在北京国际书展主办方邀请我做一个关于书展的艺术项目,我想到了潘溪的“书塔计划”,于是也邀请潘溪在国际书展展出了自己的“书塔计划”,正是那段时光我们熟悉起来,后来我搬到了后沙峪居住,时不时也拜访潘溪在孙河的“14巷”独立艺术空间,孙河的小院有点不像是城市中的艺术家工作室,现在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是里面大量的绿植,小院的深处竟然有些宫崎骏动画片里的感觉,我正是那是听说潘溪想做一个艺术小院,接下来的两三年中他几次提到过这个想法,2020年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过去后我见到了潘溪,没想到也正是这段时间潘溪把自己艺术小院建起来了,这个空间的名字为“WE30西区”,春末夏初之际去过几次潘溪的这个空间,最初看着毛坯房一般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做起来,一个月之后“WE30西区”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展厅等设施逐渐完善起来,于是潘溪提议我可以做一个展览,无非展览的形式是“自助”的,这个提法有点像是几年前颇为流行的“艺术家自我组织实践”的说法,话糙理不糙,在我看来说的是一个意思。



2017北京国际书展“书塔”宣传招贴



我想起了我最早关于青年当代艺术实践的视觉记忆,比如2010年青年实验艺术小组在环铁艺术家工作室举办的第一回展,以及2013年黑桥空的空间举办的“围村盘菜”展览,这两个展览都是刚毕业不久的青年艺术家在自己工作室空间举办的展览,展览本身粗糙而有活力,其中确实因为空间条件限制不像是印象中“高大上”的当代艺术展,但是因为年轻人的活力和真诚,展览本身的意义超越了作品陈列,这些工作室的展览现场变成了一个交流现场,同一代艺术家这样的起步成长非常重要。同样也是2013年我知道了艺术小组“ON SAPACE”在燕郊的居民楼举办一些自我组织实践的展览,燕郊距离花家地实在太远了,我错过了他们所有的展览,通过那时兴起的自媒体我看到了这些展览现场,仅仅是图像传播就使我印象深刻,那时我找各种机会来讲“ON SPACE”的活动,2015年元典美术馆邀请我策划一个青年艺术家群展时我立刻想到了“ON SPACE”,于是就有了“楼上楼下:ON SPACE的艺术实践”这个展览,展览之后不久我和谌彧在花家地小区租了一处居民房开始做单元房艺术项目,以上提到的这些艺术项目都是低成本的自助式的艺术实践,相比较耗时耗力的画廊和美术馆展览,这些展览无疑是低成本并且环保的,所谓独立空间或者替代性空间的自我组织实践如果非要强调其实验性,这种实验性在我看来就是以小博大的做法,通过一个小的艺术项目来实验未来可能转化为成熟作品的观念。除此之外,这种有趣的艺术项目在于现场的感染力和社交群体的态度是不是足够真诚,对于这样无法盈利的展览项目,真实反而变得没有包袱,因为这种艺术项目与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的名利场着实有距离。



元典美术馆ON SPACE展览



2020年艺术展览活动数量减少了,减少未必是坏事,至少在这样一段算得上清闲的时间可以读书思考,我认识的很多年轻艺术家在这段时间颇为积极的推进自己的艺术创作,仅以邻居中的艺术家为例,他们在过去的半年中创作出了不少新的作品,时间因为不必要的社交减少的同时留给自己的多起来了,思考的密度和广度随之增加,同时落实到创作行动中气定神闲了不少,几年前一个朋友感叹忙碌是艺术的敌人,那么这样一个社会活动层面上看上去不那么忙碌的时期对于艺术工作室是一个好事。疫情期间,人的聚集和流动减少了,这就意味着看展览的人少了,消费艺术品和艺术体验的人也减少了,大多机构应对这样的情况只能减少展览消耗,这期间无论对于艺术家还是艺术机构都是一个积累和等待的时期,伴随着稍许清闲的还有巨大的焦虑,以往习惯于忙碌的艺术群体此时更容易陷入到焦虑中。在这样的前提下,举办什么样的展览成为了问题,这时“自我组织实践”和“自助展览”又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潘溪的展览空间提供了这样的契机,我同样想到了巫鸿先生在《关于展览的展览》一书中讲述到的九十年代中国实验艺术展览案例,大多数展览在我看来都是通过自我组织实践的方式得以实现的,比如冯博一老师策划的“生存痕迹”展览,又比如徐震的“超市展”以及邱志杰策划的“后感性”展览。前辈艺术家的展览实践以及2015年前后身边朋友的独立空间展览实践,此外还有我自己参与这样展览实践的经历使得我对于这样的展览形式颇为亲切。我回想起以前的单元房的展览项目,以及元典美术馆的展览,这种临时起意性质的展览事实上后来变成了宝贵的经验和体验。



部分参展艺术家在WE30西区



综上所述,因此这次的潘溪空间“WE30西区”首展也是一个临时起意的展览,这种临时起意既有极其当下的思考,也有现实的针对性,这次所选择的艺术家群体基于“邻居”这个原则选取,他们是以往或者现在的艺术区邻居,随着艺术区的变迁,艺术家的邻居关系也在改变,而这两年艺术区越来越远的同时集聚效应变得越来越低,年轻艺术家一方面无法承担越来越高的租金,另一方面艺术区的稳定性也得不到保障,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艺术家选择放弃大工作空间进入到居民楼,大工作室的时代好像过去了,黑桥艺术区作为最后一个记忆中特征明确的艺术区消失了,之后虽然罗马湖与李桥出现了一些艺术区,但在活跃度上终究无法称其为艺术家群落了。本次“WE30西区”的首展第一个意义在于讨论我们周遭“消失的附近”与“邻居”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概念,其次是常规的疫情期间创作的交流,第三是艺术家实验性的展览实践,本次展览也有现场创作和展览设计的探索。



1005艺术区的年轻人们



这种临时起意所带来的不确定感和刺激感像是这信息时代随时变幻的特点,一切都是变化的,好的变化与坏的变化随时产生,让人措手不及,这种临时性的思考更为当下,同时极具速度感,当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读韩寒的杂文,韩寒数次提及速度感,追求速度感也许说明着这个时代的特点,在一个越来越加速度的时代,疫情陡然让一切停摆,此刻尝试速度感一样的展览反倒是刺激而有意思的事情。





一切都可能灰飞烟灭的今天


王小峰在《只有大众没有文化》一书中讲述了几个关于流行文化的例子让我印象深刻,其一,罗大佑的《童年》这首歌的作词工作持续了五六年,其二,黄舒骏的流行歌曲的写作方式居然是近乎于写论文的方式,其三,周华健的歌曲歌词部分是由作家张大春完成的,那么今天的流行文化显然更为下沉了,下沉本是一个消费领域中的概念,今天似乎适用于一切领域,随着下沉发展很多事物都已经消失了。时代在加速度,轻装上阵的人们宛如在洪流中逃难,逃难中的人们丢弃了很多东西,这些曾经珍贵的东西伴随着时代洪流远远被抛在脑后消失了。野孩子乐队在1997年兰州的演出现场唱了《消失》这首歌,歌词写道:一切都会永远消失/一切道理都不重要/一切信仰都是假的/一切生命都会永远/一切都会永远消失/一切欢乐都不停留/一切结果都是真的/一切誓言都会改变/你们的灵魂消失在你们的欲望里/你们的热血消失在你们的思想里。2004年乐队主唱小索去世收录这首歌的专辑《黄河谣》发表,当我翻出这首歌继续听时恰是因为野孩子参加了2020年的第二季“乐队的夏天”,也许野孩子乐队依然会唱这首歌,在过去的23年中太多的东西消失了,一切恍如隔世,一切烟消云散。





“消失”变成了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无时无刻要面对的问题,时间消失,空间也在消失,伴随着时空消失,依托于此的记忆也近于模糊,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试想自己生活过学习过的物理空间有多少在发展的潮流中留下来了?空间消失了,记忆何处寻觅,消失在更大的空间上是关于乡愁,年少离家步入城市生活的车水马龙,回看故乡多少依然如记忆中的样子?所谓乡愁是一个巨变时代中的稳定主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愁,这种乡愁在迁徙日渐频繁的今天更为明显,和上一辈稳定生活在城镇的父母不同,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打工潮和大学扩招潮进入到了城市,早早告别故乡成为大城市的第一代移民,每次回到老家都深刻的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消失,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消失无非还是空间环境被改变了,空间的改变促使邻居逐渐趋于消失,随着时间流逝老街坊一个个故去,而随着城镇化的步伐和外出务工的步伐新一代人的邻居关系也趋于消亡,邻里关系的淡薄预示着今天现实处境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科技的进步看似使人距离拉近了,而现实却是另外一番光景。



社会学家项飙著作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face to face group”,不仅仅村镇如此,城市生活中同样如此,比如以前的大院或者胡同,以及职工家属楼都有这样的乡土社会的意味,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face to face group”逐渐消失。去年许知远在“十三邀”这档节目中采访了社会学家项飙,项飙以早年做的关于北京的“浙江村”研究闻名于世,他所谈到的恰恰就是“附近的消失”这一概念,项飙如此说:“(现在国人)他对周边世界是没有一种沉浸进去、形成一个叙述的愿望或能力”, 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附近消失了”而与此同时“只剩下家和世界” 。邻居关系的消失是我正在体验到的项飙先生所说的“附近的消失”,于乡村生活而言已然如此,于今天都市中忙碌生活的人们更是如此。我们今天的附近越来越趋于互联网虚拟化,从线下的附近转变成为了线上的“社群”,比如微信群就是一个现实可见的社群。附近的消失同时意味着虚拟形态的社群出现,社群相较于以往扎扎实实的附近大为不同了,首先语言交流的方式变了,从face to face的方式转变成为信息对信息的虚拟形态,既然是虚拟的交流伴随其中的语气、情绪随之被过滤了,所谓社群的交流越来越趋于务实,或者基于共同爱好,这种社群的危险性在于信息过于集中某一个共同兴趣,社群内的共同兴趣的信息加强了这种黏性同时,又有可能变得更为极端化。



艺术家朋友在罗马湖艺术区郭亚冠工作室,2020



社群构成和邻居构成恰恰都是本次“附近的消失”展览艺术家的特点,他们既是现实中的朋友和同学,在美术学院毕业后成为了艺术区的邻居,随着艺术区的变迁邻居关系瓦解,新的艺术区邻居和旧的艺术区邻居在某个稳定阶段也曾经是邻居,邻居成为了同学和朋友身份之外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关系,艺术区的小生态中邻居互动不可或缺,在关于已经消失的黑桥艺术区、1005艺术区、环铁艺术区的记忆中不少都基于这种艺术区的邻居关系。2020疫情期间慢下来的生活使得我有机遇重新构建消失的邻居关系,我和身为艺术家的邻居一起喝茶,一起聊天,甚至于一起唱家庭卡拉OK,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趋于频繁,与此对应的是微信中邻居社群的活跃度比以往更为热烈,社群和邻居变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正是基于项飙先生所说的“附近的消失”以及我自身“附近的重建”,此外还有一系列对于今天文化和生活的反思产生了这个临时起意的展览,但是思考过程和附近的重建过来来看,这个展览一点不仓促,因为在过去和现在的邻居关系中,这些艺术家早已经彼此熟悉,正是因为这种熟悉才使得临时起意的急就章呈现成为可能。





三个艺术小生态中的邻居


除了已经消失的黑桥艺术区,1005同样是我熟悉的同时也是消失了的艺术区,围绕了两个消失的艺术区我以往写过不少文字,1005艺术区在母亲河渔业附近,这个艺术区在以往熟悉的大艺术区之外,1005像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区域,艺术区的大铁门内外完全是两个世界,门外的道路夜晚漆黑,门内有可能灯火通明,在其中的艺术家主要是我这一届河下一届的美院同学,1005艺术区是一种后大学宿舍时代的状况,这其中的邻居关系像是同学和朋友关系的延伸,本次展览刘艺超,夏理佳,孙亚飞,赵延斌均来自1005艺术区,他们在1005艺术区居住时曾经是邻居,在这种邻居关系中从日常生活蔓延到创作领域,我相信他们肯定会在艺术上进行交流,1005艺术区持续的时间很短,后来1005的青年艺术家分散在北京各处,对于这些后大学时代的艺术家来讲或许他们才真正毕业了。



艺术家朋友在方糖聚会,2020



罗马湖艺术区集中产生于2015年之后,罗马湖附近的艺术区是分散的,这种分散中又有局部集中,郭亚冠,陈作,章烟朦,邹洪元,彭璐是罗马湖艺术区相对集中区域的邻居,恰好这块区域也是我常去的,罗马湖艺术区的生态更为混杂一些,各个年龄层次以及各个美院毕业的艺术家聚集于此,他们所从事的艺术创作类型也是多样的,其中本次展览所选择的艺术家也是上下两届的艺术家同学,而后他们在艺术区的变迁中最终在罗马湖稳定下来。相比较于1005艺术区后学生时代的状态,罗马湖艺术区年轻艺术家生活和创作上更为成熟一些,像是1005艺术区的后续,罗马湖的艺术家多为职业艺术家状态,其中的艺术家也在缓慢的流动,比如本次展览策划中章烟朦离开北京去往上海工作。



1005艺术区的年轻艺术家朋友们,2015



方糖确切来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区,甚至也不能称其为艺术区,方糖作为居民楼更像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其中年轻艺术家占据了一些比例,侯炜国,王雅慧,康好贤,刘攀都是方糖的居民,同时他们工作室都在自己的居住空间内,相对于以往艺术区的大空间,居民空间更为狭小,同时方糖正因为是居民区而极其稳定,方糖的邻居更为贴近现实世俗生活意义上的邻居概念,尤其在2020疫情期间,方糖的艺术家群体一起喝茶聊天,一起家庭聚会,同时也围绕着艺术谈论,这种客厅即是工作室的状态像是2000年代初期的花家地艺术家群落,因为空间限制,方糖的艺术家群落创作形式主要以架上绘画为主,而本次展览中方糖艺术家带来跳脱于绘画之外的艺术形式的尝试。



已经消失的1005艺术区


罗马湖附近


方糖,2020



以上三个艺术小生态的艺术家是本次“消失的附近”展览所选择的艺术家区域,之所以称其为小生态是基于今天当代艺术发展的现状所决定的,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近年来艺术区的萎缩,越来越多的艺术群落被打散在北京周边,年轻艺术家距离城市中心地带越来越远,在这种分散的状态下大的艺术生态就是碎片化,在碎片化中有局部集中,这种局部集中就形成了小生态,小生态中的艺术群落邻居关系超不过十户,正是这些分散的小生态形成了整个青年艺术的大生态的面貌。



1005艺术区的聚餐


罗马湖艺术区的聚会


方糖的艺术家们



本次“附近的消失”展览所关注的是一个当下的话题,而这种“附近的消失”在2020特殊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在亲密关系面临危机的今天,如何面对“消失的附近”?如何在隔离生活之后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总的来讲,这是一个看上去不严肃,却又实际上伤感并且严肃的展览,之所以伤感和严肃是因为话题本身的沉重。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览让今天的人们同样思考上述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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