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T研究中心 | 图书馆藏书] 《科学、存在与政治——走向科学的民主化》

《科学、存在与政治——走向科学的民主化》

in OCAT Institute Library

孟强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真理、存在与政治是同一个问题，科学民主化是科学赢得政治合法性的有效途径。

——《科学、存在与政治》

如今，科学已经成为一项公共事业，由科技专家与产业、政府人士，乃至社会公众一起共同构造。它不再是一项纯粹的理智事业，技术手段对自然与社会过程的深度介入，可能会引发不可逆的后果，甚至带来生态的、社会的和伦理的风险。由于涉及不同的利益，政策歧见与争议也不断延伸，尤其在一些涉及公众健康与安全、动植物保护和环境等敏感议题上，可能导致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甚至还会引发族群分裂。要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方式和新的协同机制。正如拉维兹（J.R Ravetz）所言：“科学的进步已经成为政治事件。”

从思想史上说，流传至今的科学观念与政治观念起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科学作为知识（episteme）被定位于理念世界，而政治则被束缚在洞穴之中。《理想国》的政治规划是用“知识”克服“意见” （doxa），用科学拯救政治，将政治合法性奠基于知识合理性。

如今，当科学业已介入政治生活， 知识/意见的坐标系业已无法充当思想指南时，《理想国》的政治规划必须重写，指导方针是将民主作为科学之政治合法化的途径。在“理想国”破灭之后，科学不再高居理念世界之庙堂，它必须学会与“洞穴人”共处，并通过共处而重新赢得政治合法性，以免自己沦为霸权。这一规划有赖于重构当下的科学观念与政治观念，将认识论、存在论与政治学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科学、存在与政治》是一本关于科学的政治哲学论著，它讨论了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以及与此相关的物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是继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1922—1996）之后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研究的重点。书中还涉及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对“规训”的讨论，基于微观政治学来探索科学规范性的来源。

作者首先考察了当代思想界的“实践转向”，接着在科学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动存在论”的思想路线。通过考察布鲁尔（David Bloor）与拉图尔之争，作者认为，科学哲学应当放弃认识论范式并走向存在论，同时认识论的科学观念也应该让位于存在论的科学观念。能动存在论坚持生成（becoming）决定存在（being），处于“内在性平面”中的诸异质性能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决定了实在、知识、真理的形态与性质。据此，科学既不是超越性理念，也不是对世界的静态表象，更非社会建构。它意指一个后人类主义的、异质性的、开放的动态实践场。

为了拆解科学与政治的对立结构，作者论述了“宇宙政治”这一概念，即政治从根本上涉及异质性能动者之间的非等级的共存方式，而科学作为一个动态的实践场恰恰内在于宇宙政治。因此，科学是宇宙政治的，但绝不是柏拉图“洞穴政治”的。

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福柯看来， 存在具有历史性，主体的存在方式是历史构成的。然而，将事物排除在历史存在论之外有欠妥当。于是，作者追溯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与拉图尔对“物”的看法。二者均认为，物作为聚集与政治学具有内在相关性。区别在于，海德格尔否定了对象的聚集性，拉图尔则坚持科学对象亦有聚集性。之后，借助拉图尔的“实像主义”，作者探讨了建构性（聚集性）与实在性之间的关系：建构与实在是统一的，科学对象的超越性恰恰奠基于科学实践的内在性。这样，实在并非外在于政治 ，它恰恰是政治的产物，存在论政治学 （ontologicalpolitics）或事物政治学变得可能了，即认识论、存在论与政治学是统一的。

与通常的科学政治学研究不同，本书不涉及诸如科学民主化的组织形式、科学与政府的关系史、科学家的政治角色、民主的制度性安排等主题。作者重点关注如何在认识论与存在论层面重构适当的科学观念与政治观念，从而为科学民主化开辟学理空间。作者认为，科学的政治批判不应采取先验批判的方式，而应当是参与性的、实践性的。参与性批判不仅有望为科学的政治合法化提供根据，而且将为科学民主化构想奠定基础。作为宇宙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科学应当在“城邦”之中赢得自己的政治位置，而不能以真理之名免除政治责任。转向科学实践，正是要恢复现代科学的真相，重塑认识论和存在论图景，从而为调和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找寻理论可能性。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即寄希望于民主与科学，开启民智、解放个性。自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愈来愈多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知识”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科学成为一种力量，它与民主的关系也随之变化。科学的权威性奠基于知识合理性。然而，知识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分属不同的范畴。作为政治合法化手段，民主观念自近代以来逐渐深入人心。根据民主理想，任何权力的实施都应当在受众面前赢得合法性，否则将沦为霸权。如今，科学尽管已经深度参与政治生活，却一再凭借知识合理性而抵制政治合法化要求。在众多科学家及其支持者看来，科学具有最高程度的知识权威性，公众没有理由加以拒绝。在大众看来，作为政治力量的科学可以凭借其自身的知识合理性而逃避政治合法化要求。结果，科学与民主之间呈现出一种紧张关系，围绕新兴科技议题引发的各种如转基因、垃圾处理、核电站等争议便是有力佐证。因此，在当今社会，我们更应当像福柯那样采取永恒批判的态度，将科学与民主置于历史的新位置，以此推动二者不断发展、前进。

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