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现场 |“沙龙沙龙”巡展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展览开幕✌️

2020年8月30日，周日16时，展览“沙龙沙龙：1972－1982年以北京为视角的当代艺术实践侧影”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昌岗校区）开幕，占据美术馆的二和三号展厅，展期近一个月，至9月24日。该展览三年前首展于北京中间美术馆（2017.1.8-2017.5.7)，此次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共同举办，是两个美术馆在展览学术上的首次合作，通过巡回展览的方式与广州美术同仁进行分享与交流。开幕式由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展览执行人侯俞伊主持，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王璜生、北京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和策展人刘鼎先后发言致辞。

展览“沙龙沙龙”由艺术家刘鼎和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共同策划，是他们长期开展的“从艺术的问题到立场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响”系列研究的第三部分展览，此展将1972至1982间的十年看成一个研究与想象空间的时间段，并以北京为主要视角，考虑思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脉络之中与之外并存的多维度和多面貌的思考、艺术创作和实践，以及艺术历史的叙述。展览共分为八个章节，分别为：个体肖像、愁绪、主题与风格、革命话语中的现实主义、短暂的合流、1976、变动中的私人与公共空间和印象派与形式美。此次巡展加入一小部分广东艺术家在这一期间的创作和相关文献材料。策展人刘鼎也根据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展厅特点特别设计了展览的陈列。

 个体肖像 

1970年代中后期，不少艺术家在创作中将自己、身边的家人与朋友、以及周遭的普通人作为观看与刻画的对象。透过这些画作、雕塑与摄影作品，不仅能看到一个最普通的创作题材的回归，也看到了艺术家在经历文革对于人性的极端扭曲之后从最朴素的角度重新思考人的尝试。这些肖像调动了多样的艺术风格；在内容上流露出不同的情绪、情感、表情、状态和性格，还原了人本来的、自然的面目，是艺术家在变动情境下的一种自我内心的释放。

 愁绪 

1960年代末期，在文革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之中和之外，仍然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创作现象，在有限的缝隙中出现了相对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抑郁、沉闷、愤怒、恐惧、惊慌、尴尬、困顿等情绪继续在一些处于潜流状态的创作中找到出口，在极端的年代中开辟了一个感伤主义的空间。这股潜流也为70年代末“伤痕”思潮的出现和蔓延积蓄着呼之欲出的动力。

 主题与风格 

文革结束初期，尽管题材和创作手法已经从文革时期的管制中被松绑出来，但艺术家们仍然深受“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时期以来“主题先行”的创作方式所影响。当官方释放出对文革期间由于批评文革而入狱并被枪毙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进行悼念的信号时，主题一致、内容相仿的作品中出现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包括从现实主义的雕塑到超现实主义的画作等多种多样的面貌。

 革命话语中的现实主义 

新中国文艺路线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党内左翼文艺领导者在四、五十年代前期所主张的文艺规范。周扬既是其中的一个决策者，他的言论又是连接早期左翼文化的成型、体制化和文革结束以后提出新时期文艺路线的一条重要线索。尽管在不同时段里，他也曾受制于或受害于“极左”框架内的调整和动荡，并且最终做出了扭正“极左”文艺的努力———他的文艺理论已历史化地深嵌在“极左”政治之中，是他的共鸣和回想。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今天作用于我们的思想和种种学术活动之中的基因，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矛盾的位移、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边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讨论和思考的空间。

 1976 

 变动中的私人与公共空间 

1971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容纳艺术的物理空间也相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艺术家与艺术专业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城，画师和艺术家们在完成分配的任务之余，可以在私人的时间进行创作。自我组织的松散的艺术团体成员们也常共同外出写生、作画、交流。1979年春节，闫振铎与庞均共同发起的“新春风景静物画展”，开创了在北京各大公园中由画家发起、与官方协商得到认同而自发举办画展的风潮。壁画创作也因新时期文艺政策的变化而重获新生，包括用以装饰酒店、饭店和外国领事馆的“宾馆画”，以及1979年由张仃主持发起的首都机场候机楼壁画项目。这样一些社会与私人空间的存在，为不在政治规范中的创作和艺术探索提供了难得的缝隙。

展览现场图：黄锐作品《街道生产组的挑补绣女工》（布面油画、1980）

展览现场图：李晓斌摄影作品，从左上起顺时针依次是：《1980年北京北海公园在公共暗箱倒胶卷的素不相识的男女》、《1980年5月2日北京樱桃沟公园，四月影会组织的拍摄活动》、《北京圆明园，“星星画会”、“四月影会”、《今天》杂志团体中的一些成员和一些文艺爱好者，星期天经常到圆明园聚》、《1980年5月2日北京樱桃沟公园，四月影会组织的拍摄活动》

展览现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