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水野版云冈图集：第三窟 - 南山供秀

四十年代水野版云冈图集：第三窟野版云冈图集外景云冈石窟山西省大同市西武周山南东西大小洞窟崇真艺客

3窟外景

云冈石窟，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南，

东西绵延1公里，

现存大小窟龛254个，主要洞窟45个，石雕造像5.9万余尊。

佛像至高者17米，最小的仅2厘米，

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云冈石窟是一座石窟艺术的宝库，

集中、西文化为一体，

是举世公认的历史文化瑰宝和人类古代文明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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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拓跋部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入主中原后，为缓和日益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必须寻求一种符合各方利益的统治思想。史载北魏开国诸帝，皆为佛、道并奉，也重用像崔浩那样的儒士，在儒释道的博弈中，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最终胜出，道人统（统辖僧徒）法果提出"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魏书·释老志》），这种“皇帝即如来”的思想被北魏佛教界长期继承。虽然如此，但佛教在北魏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下诏毁灭佛法，致使“土本官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演变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事件。直到文成帝拓跋睿即位后，下诏复法，佛教又以更大的势头发展起来，云岗石窟的营造便是复法运动的重大举措。

云冈石窟的开凿按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起算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止，前后60多年。根据石窟的形制和造像风格，可分作三期：第一期开凿于文成帝时期，约公元460—465年，为著名的昙曜五窟(16—20窟)；第二期开凿于文成帝死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约公元470- 494年，主要石窟有五组，其中四组双窟(7、8窟，9、10窟，5、6窟，1、2窟)，一组为三个窟(11—13窟)；第三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年间，约公元494—524年，主要洞窟分布在20窟以西，中小窟龛自东迄西遍布崖面(4、14、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部小窟，4—6窟间小窟，大都属于这一期)。

对云冈石窟的研究自古有之，然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始于近代。1902年6月，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等在中国进行考察旅行，无意中发现了北魏石窟建筑群，随后他发表了《云冈旅行记》《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注意与兴趣，中外学者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云冈石窟研究。法国的东方研究专家沙畹，将其收集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照片与图录，著成《华北考古学使命记》。中国学者陈垣、梁思成、周一良、戴蕃豫的文章，则重在解析云冈历史，介绍邻邦的研究成果，最初的探讨以云冈石窟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来源为主。

1938年～1944年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对云冈石窟进行深入调查，并将其摄影、实测、线描、拓片、论文等研究成果结集为16卷本《云冈石窟》巨著，1951年～1956年陆续出版。此套《云冈石窟》独有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非常珍贵，在云冈石窟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

如今再版的水野清一《云冈石窟》及新近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云冈石窟》价格非常人所能承受，而且有些洞窟因特殊原因一般人也无法全方位观摩，介于此，特将水野1938年～1944年间拍摄整理的电子图片分享，以便大家对云冈石窟造像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此套电子版清晰度较高，有需要者可文末扫码获取。本篇介绍第三窟。

| 第三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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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窟主尊造像

第3窟是云冈石窟规模最大的洞窟，史称灵岩寺。开凿于北魏时期，原设计为大型塔庙窟，是座未完成的洞窟，其洞窟形制特殊、造像布局充满悬念，并且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

开窟斩山东西长约50米，洞窟前立壁高约27米。分为前、后室。洞窟前室凸出主立壁，内部一分为二，互不相通，各有一门两窗，彼此对称，顶部东、西各矗立一座高约5.3米佛塔，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现存佛塔为三层，四面开龛造像。目前可以清楚地看到塔上残存的人字棋与一斗三升棋，其余细节雕刻风化比较严重。双塔之间的中央位置有一方形窟室，主像为弥勒菩萨。方形窟室与双塔间主壁面有两孔明窗与后室相通。明窗上方有12个长方形梁孔横成一排，高约2米，宽约0.8米，梁孔向内深入转折向上垂直通顶，梁孔上方还可看到一排圆形的椽洞孔。

洞窟后室空间广大，平面呈“凹”字形，东西宽约43米，左右有南北向耳洞纵深约15米，地面残留大面积取石痕迹。洞窟形制特殊，在中国石窟雕凿史上也十分罕见。中部凸出岩柱西侧北壁雕刻“西方三圣”造像一组，主像为阿弥陀佛，高约10米，倚坐式，高肉鬓，面相圆润丰满，双眉弯曲，慈祥端庄，身穿通肩式袈裟，轻薄贴体；右手上举，施无畏印，表示可以解除众生恐惧。两侧分别为观世音与大势至菩萨，高约5.7米。

主佛西侧为大势至菩萨，头戴宝瓶冠，像丰满圆润，体态端庄丰腴，衣纹流畅自然，有“菩萨赛宫娃”之态。主佛东侧为观音菩萨，面相丰腴，表情凝重，身躯下部风化严重。其发高挽，头戴兽面化佛冠，冠饰精美，刻画细腻。关于观音菩萨最鲜明的特点是头戴化佛冠、手持净瓶，而此处的冠饰与平日里我们所见不同。其实这是化佛冠的另一种变式，因为在佛教初入中国之时，观音与大势至菩萨的区别有时难以确定，直到隋唐之时，大势至菩萨头冠上的宝瓶才清楚地创造出来，观音头冠上的化佛也应当在同时间内成为固定模式。

这三尊造像的风格与云冈石窟其他造像迥然不同，专家们根据其艺术风格对其造像的雕凿年代的认定也有差异，北京大学宿白先生认为洞窟开凿于北魏时期，而这三尊造像完工于唐初。

1975年清理上层平台时，发现一排梁槽和一些建筑遗物，说明当年窟前曾修建过规模宏大的木构建筑，据专家考证，认为它就是《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所记的灵岩寺。灵岩寺石窟北魏时是武州山石窟寺的别称，最早出现在《魏书释老志》中。文献记载，灵岩寺可容三千余人，窟内空间之大，是云冈各窟之最。相传这里曾是昙曜和尚的译经楼。

在1993年的第3窟窟前和前室地面考古发掘中，发现北魏开凿石窟留下的未完工基岩地面；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台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筑遗迹的夯土筑基等。另在三像外两侧岩体上还有数个纵列方坑遗迹与前壁方坑遗迹对应。有研究者认为：三尊像开凿时，上下空间隔层还在，在上部空间凿完大佛头部后，打开隔层凿大佛下部及两侧菩萨。这些壁面方坑痕迹在上下隔层痕迹之下，因此推测是当下部空间造像时施工脚架所留痕迹。

近年又在三尊像上方发现部分铭刻，铭刻处在三尊像上方凹凸不平的取石后的自然断面上，除非施工时有脚架可至，否则是难以到达的。所以排除游人无聊所为，也非官方敕令，推测应是匠人们对自己辛劳付出的一种印记。其中两处字迹下方有再次剔平石面的凿痕，“川（鄧、郑）州张德”铭刻（高30、宽7厘米）“德”字下方凿孔打破了字迹，而这个孔内悬挂的铁钩下方，正是主像造型的中线位置，因此可判断这处铭刻时间早于三尊像开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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