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T放映|映后谈回顾] 李佳桓——码头的异人

讲座现场，图片由OCAT深圳馆提供

1. 码头

其实接到蒲英玮的邀请今晚来深圳讲故事我挺感动，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和父母曾在深圳住过几年。当时我的父亲在科技园工作，母亲曾在海上世界附近的某家证券公司短暂地上过一段时间班。90年代的深圳，我当时还在上幼儿园，她偶尔会带我到上班的地方，让我等她下班后去楼下的麦当劳奖励我——小时侯的我很胖，能够去吃麦当劳是最多半个月一次的奢侈。但每次在海上世界，她都会时刻提醒我不要和她走丢，在户外时更是紧紧牵着我的手。她说，“小心外面的坏人把你带走，然后把你的肾卖掉！” 时间久了，兴许是我耳濡目染，每次只要走在海上世界的岸边——那个在记忆中广阔无边的岸边，当时还有人造沙滩——我都会警觉地观察起面对面路过的其他行人们，想要捕捉眉眼之间不经意的狰狞，发现谁是那个母亲口中趁人不注意掳走小孩的坏人。小的时候我很胆小，经常睡不着觉。那时，每当我在熄灯的卧室躺下，听着门外客厅电视传来的时大时小、朦胧不清的声音，我就会开始不自觉地妄想。时不时的，幻想中走丢的我会独自来到海上世界的岸边，在人群中穿梭，胆战心惊却又不乏惊奇地等待一个陌生人硕大的手掌捂住我的嘴巴，将我拉向未知的一个未来…

恐惧是一种往往交织着欲望的复杂情绪。

2. 吸血鬼 

对“外来者”的恐惧，将外来者的妖魔化，在小说传统中有着最为丰富的历史。

在美国学者杰克·哈伯斯坦（Jack Halberstam）看来，这种倾向在十八世纪末诞生、十九世纪愈发流行的哥特小说传统中达到了顶峰。哥特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怪物”(monster)的生产。随着英帝国的势力遍布海洋和大陆，英国的根本特质的定义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因此，对于非本国人（比如犹太人、爱尔兰人、吉普赛人的认识越来越强调他们的异处，而“外来”、“外国”的概念开始与寄生性的妖魔性、非生殖的性以及反英国的品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哥特小说是一种“主体技术，它生产出了异常的主体，也使与之相反的正常、健康、纯洁的主体变得可知觉。”哈伯斯坦写道。（P2）多亏这些怪物，19世纪西欧的作者们足以将各种种族和性对国家、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的威胁压缩进同一具身体。他们认为，这些怪物必须从社群中移除，以维护国家、社会的稳定。

讲座现场，图片由OCAT深圳馆提供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要属爱尔兰作家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德古拉》莫属。这部出版于1897年的哥特小说是吸血鬼流派的开山之作。讲述了一位名叫德古拉的伯爵，从遥远的他方来到英国，索取英国人的血液。在哈伯斯坦看来，《德古拉》将贯穿哥特小说传统的这种排他性提炼成了一种非常具体的恐惧，因为书中的吸血鬼体现了19世纪所有反犹太主义者对于犹太人的成见。比如，吸血鬼的身体构造和反犹太主义者对于犹太人面相的研究极其吻合：这包括十分显眼的鼻子、尖耳朵、尖牙齿、爪一样的手。而且，在斯托克的书中，血和钱这两个在反犹太主义说辞中的关键因素（他们认为犹太血统是龌龊的，而且他们嗜钱如命，是对本国经济的威胁）也标志着伯爵德古拉的腐败。吸血鬼融合了反犹太主义所构造出的犹太特性以及一种妖魔性，并将这种混合怪物表现为对英国人——尤其是英国女性——的威胁。因此，哥特小说借由犹太人为身体，将维多利亚时期有关种族、国家、性的恐惧堆叠起来，所形成的怪物融合了对外来和堕落的恐惧。

3. 傅满洲

如果说《德古拉》是19世纪哥特流派中的反犹太经典，那么20世纪，这种排他性因为全球化的推动蔓延到了其他的流派中，开始妖魔化其他的他者。1913年，英国作家萨克斯·儒默（Sax Rohmer）出版了犯罪小说《傅满洲博士之迷》（The Mystery of Fu Manchu），由此，文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亚裔反派角色诞生了。在之后的数十年间，傅满洲不断被续写、拍成电影，由不同的演员、编剧、导演加以诠释。在《傅满洲的五十度灰》中，来自台湾的学者Efe Levent提出一种推理：通过追溯傅满洲这一角色的演变，我们可以学习到西方社会的一种病态心理，即如何通过妖魔化他者来巩固自身的自由意识和文明。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出了名的崇尚美德和贞洁。这种有关性的禁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中得到延续。因此，自然而然的，傅满洲在儒默的塑造下充满了一种东方色彩的堕落，是对欧洲女性之贞洁的绝对威胁：“想象这样一个人：瘦长、肩宽，有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和撒旦一般的面孔。剃着光头，眼睛细长，瞳孔是猫眼一般的绿色。在脑海里想象这样一个糟糕的形象，这就是黄祸傅满洲。”儒默写道。在1932年的电影《傅满洲的面具》中，鲍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扮演的傅满洲传承了这种好色之徒的设定。

1960年代的“性革命”将西方的性认知翻盘。至此，西方社会不再鼓吹弗洛伊德式的性压抑，而是宣扬性的宣泄和解放，以此解决病理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傅满洲重新回到银屏，这次由克里斯托弗·李（Christopher Lee）扮演，然而他却已面目全非。他不再放荡、堕落，反而充满性压迫的症候。相比于30年代，60年代的电影产业对于性已经高度开放了。然而，整部电影中，当克里斯托弗·李扮演的傅满洲穿梭在监禁着半裸女人的地下囚牢中时，他却正眼也不看她们。在那些经历了性解放的白人男性眼中，傅满洲的可恶之处自此已从他的放荡变成了他的性压抑。

4. 科技东方主义

“傅满洲”这个反派角色被认为是西方推想小说中科技东方主义的开山之作。在大卫·S·罗（David S. Roh）、拜特西·黄（Betsy Huang）和格蕾塔·A·纽（Greta A. Niu）编辑的《科技东方主义：推想小说、历史和媒体中的亚洲想象》里，科技东方主义被定义为“在文化生产和政治言论中从技术角度（不论是技术落后还是超前）对亚洲和亚裔的想象。[1] 虽然傅满洲创作的年代，亚洲技术并没有开始腾飞，但技术的确是傅满洲系列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傅满洲在在该系列丛书中被设定成一个药师、化学家。有一幕，傅满洲博士计划绑架欧洲工程师以增强中国实力，这表明东方人缺乏技术实力，并渴望西方技术。而另一幕中，他被描述为“集整个东方种族的所有残酷狡猾和智慧于一身，并拥有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科学资源。”

[1]the phenomenon of imagining Asia and Asians in hypo- or hypertechnological terms in cultural productions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讲座现场，图片由OCAT深圳馆提供

有关科技东方主义，三位继续写道：“如果说东方主义作为一种管控、遏制表征的策略将亚洲禁锢在了传统、前现代的意象中，那么，科技东方主义呈现了更加广泛、动态、甚至不乏矛盾的图像，这些由东西方共同参与建构的图像形成了一个经历着极速经济文化变革的东方景观。”这里有趣的一点是，科技东方主义的构建并非只来自西方；受全球化的信息流通影响，东方的文化生产场域开始吸收、复制、挪用这些策略，加以改写以为己之用。比如，在中国经济腾飞之前，科技东方主义幻想的对象往往是日本，这尤其在赛博朋克中彰显。但日本之后却又吸收了这种想象，随后参与了赛博朋克的文化生产（比如《攻壳机动队》），而这种文化生产中，一种日本民族的根本主义似乎重新复活了。“换句话说，西方制造的日本竟得以在两头巩固种族优越感和民族主义。”

随着中国经济、文化腾飞，科幻的笔似乎在当下被握在了我们的手中。我们要构建怎样的想象，塑造怎样的人物和叙事，能够在批判、嘲讽这种可被视为殖民、帝国主义遗产的科技东方主义的同时，不跌入某种挥之不去的二元对立，不去重演某种民族主义色彩的情感绑架呢？

5. 异人的礼遇

在华裔科幻作家姜峯楠（Ted Chiang）的短篇小说《你一生的故事》中，一群外星人乘着太空飞船来访地球。因为他们的长相，他们被人类认为七角兽。由于不明七角兽的来意，美国政府聘请了语言学博士路易斯和七角兽进行交流。最终，通过学习七角兽的非线性的语言，路易斯掌握了时空穿梭的能力，阻止了世界各政府向七角兽发出的战争。故事中，语言这种最远古的技术被这些异人作为礼物赠予人类，并促成了他们的共生。在宇宙的眼里，你、我、吸血鬼或七角兽，或许半斤八两，相去无几。

今天说到的“异人”一词，其实来自2019年由艺术家许家维、何子彦担任策展人的亚洲艺术双年展。展览名为“来自山与海的异人”，当中的“异人”灵感来自日本古语“稀人”(marebito)，此概念由日本民族学学者折口信夫 (1887–1953) 所提出，原意指的是带着礼物，远道来访的神明。这些访问通常发生在特殊场合，与这样一种超脱的存在相遇总是不可思议，如果能以恰当的方式回应-如仪式和庆典，他们将赐予知识和智慧当作礼物。

策展人写道：“我们以‘稀人’延伸而来的‘异人’指涉众多的‘他者’——不只是灵体与神，还有萨满、异国商人、移民、少数民族、殖民者、走私者、党羽、间谍和叛徒等。于我们而言，异人是一个中介者，是我们与另一个世界沟通的管道。透过与异人相遇，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自我、所在之社会，甚至是物种的界限。这是来自异人的礼物，而有些礼物是很难得的。”

让我们再倒带回到哈伯斯坦关于哥特文学的研究来结束今天的讲话。通过阅读伊芙·塞吉维克（Eve Sedgwick）有关哥特的研究，哈伯斯坦提醒我们，驱动怪物和神怪小说的生产和阅读的是一种“愉悦的恐惧感”。换句话说，怪物同时激发了恐惧和欲望——对他者的恐惧和欲望，以及对潜伏在读者本人中的那个“他者”的恐惧和欲望。或许，我们不能没有这些怪物，只有通过它们，我们得以认识和庆祝我们每个人自身的魔性。”

讲座稿由李佳桓提供

讲座现场，照片由OCAT深圳馆提供

——关于“怪物”与“异人”

“我最近开始对“怪物”特别感兴趣，我发现其实这种“怪物”在小说传统中有很强的塑造性。吸血鬼等形象绑定了当时所在的社会语境中各种的排他性。而到了后现代，也就是目前，因为这个塑造性被发现了，很多恐怖片里其实已不再有这样一个具有浓重象征或指向性意义的“怪物”了，导演也不怎么用怪物来做政治性的表述。

我所感兴趣的是“怪物”的塑造过程，也是回应华人主题。考虑到近年来对技术的想象也有很多是从中国的创作者、文化生产者的角度出发的，我今天也抛出一个问题：虽然有这样一个（历史上西方对东方“怪物”的塑造）状况，但我们可以看到怪物的塑造和科技东方主义传统背后的民族主义。那我们要怎么样不再走上同样的道路呢？

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因为我的工作里面也有涉及到虚构的写作和创作，在我们构想世界观的时候，要如何利用这种传统呢？其实怪物或者是异人的塑造性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它是有生产性的。当然有一些创作者对怪物的塑造是带有很明显的政治或者是文化意图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吸血鬼和傅满洲）。然而这两个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角色。我并不认为对此要持全然批判的态度，而是要想怎么用这个方法做其他创作，也就是暴露其塑造性的同时看，（做一些别的）表达出来。当然以上这些都是从创作角度出发的，也可以有国家意识角度的探讨。

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在北美很多电影或者文化生产由于身份政治的语境而必须有这种比较强烈的对应关系，比如说前两年的电影《摘金奇缘》。美国很久没有这种全部是亚裔演员的电影了，没有这个传统，上一部可能还是九十年代的《喜福会》。然而《摘金奇缘》就是在说，我们（华人）拥有了所有的资本。我觉得这样一种再现的策略和构造其实没有任何文化生产性，反而是在巩固一些固有的价值观。可能在当代艺术领域里的创作者们会更多空间，不要重复这些大众文化生产里容易跌入的陷阱。”

——李佳桓

“《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中有一幕是一位男子请柯比签名“来自东方脱衣舞娘”。这种偏见、或者是带有固定文化色彩的观看是存在于方方面面的。我认为李佳桓的研究里面最具颠覆性的一点是，研究文本并不单来自于哲学书，同时也来自于很多流行文化，比如小说或者是我们日常都在消费的电影，例如《攻壳机动队》。这种研究方式对我来说是具有与众不同的颠覆性意义的。

李佳桓从“异人”的概念出发，穿透了普遍的权力概念，这种批判性是非常流动的。在我看来，他反抗的并非一个既定的对象，而恰恰是生活中或是工作中无处不在的某种权力压迫，这种权力压迫有可能来自于西方、或东方，也有可能来自于身份或性别。

就像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阐述的：所谓那些疯癫，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疾病，而只是不能很好地融入主流的社会的框架之内。但由于我们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暴力，他们最终被制度边缘化或者被认为是“异人”。而波德莱尔也赋予“异人”以价值，认为他们是可以游走于不同价值系统、不同框架之外的人。这种特殊的定位方式会在很多层面都会带来一个间离的视角。而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李佳桓的激进性与批判性就来自于这个状态。”

——蒲英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