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多给的5分钟去了哪里？

“你愿意多给我5分钟吗？”某外卖平台装成人道主义的腔调如此吁求。

然而，“你”是谁？“我”是谁？

为什么是“5分钟”？“5分钟”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愿意，那么，多给的5分钟将去到哪里？

当然，更迫切的问题是：被外卖平台封为“骑士”的“人”得到“骑士的礼遇”——作为人的生命质感和存在质感——了吗？

我们昨天的推送意在邀请大家来讨论“系统”与“人”的关系。一条留言写道：“所谓‘系统是死的，人是活的’这说辞只是掩盖了系统的程序是人定义的这事实，把矛盾引导到顾客和外卖员身上，拒绝承认解决问题的方法除了‘顾客多加理解’之外，还有‘改变自己的算法’。”还有一条留言更为简洁：“系统装死，人在假活。”

在算法所表征的系统里，主体“活死人化”。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有“骑士”，还有购买“骑士服务”、为系统注入“活力”的我们自己。而时间——速度的表征——就在这种被资本反复加以生产的交互关系中成了一个黑洞。所以，另一个问题是：我愿意多给的5分钟去了哪里？

另一个外卖平台说它的“调度系统会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弹性”这个词似乎将坚硬的时间柔化了。但这些操控系统的平台绝口不提的是它们先前已经压缩的时间：“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定格在38分钟——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

这当然是资本主义“加速”的后果（也正因此，那些外卖平台故意避谈劳资问题，或者将劳资问题“就业问题化”——这是相关讨论最容易陷入胶着和分歧的点）。但我们需要把问题更具体化。除了瘫痪掉算法、报废掉系统（就像历史上拆除铁路、捣毁机器的运动一样），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救被困住的“你”和“我”？如何在系统之外活？如何活成一个真实的人，一个不被5分钟竞速的人？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位以对速度的思考著称的思想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推荐大家去阅读他相关的著作，或许将有助于我们思考“速度”这个问题。当然也十分推荐我们今年的新书《导读维利里奥》，今天推送的文章即摘选自此书（作者：伊恩·詹姆斯；译者：清宁）。

另外，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速度”这个议题。同样，留言点赞数最高的朋友将获赠一册我们今年的新书：《追寻消失的真实》（阿兰·巴迪欧）。

维利里奥可能是最广为人知的速度思想家，他对“速度科学”（science of speed），也就是“竞速学”（dromology）的践行，为人所共知。“dromology”和诸如“dromoscopy”（竞速复制）、“dromosphere”（竞速层）这样的术语都是由维利里奥创造的新词，它们派生自希腊语“dromos”，其意思是赛跑或者跑道。当然，“科学”一词在这里不应该与自然科学或物理科学相混淆，而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认识形体、纪律或方法论活动。因此，竞速学是这样一种认识形体，它专门关注由速度引起的现象，或者准确地说，专门关注速度决定或限制诸现象如何向我们显现。根据维利里奥的说法，我们无法正确接近社会、政治或军事历史的现实，除非我们首先认识到社会空间、政治空间和军事空间在一种决定性的和基础性的层面上是由移动介体（vectors of movement）和这此移动介体所能达到的传递速度来塑造的。

强调移动和传递速度是塑造社会政治空间的关键性支配力量，这使得维利里奥有时提出惊人的主张。例如，在《速度与政治》（Speed and Politics）中，他坚决断言“没有工业革命”，只有一种“速主革命（dromocratic revolution）；没有民主，只有速主（dromocracy）”。他在诸如《否定视限》的作品中坚持“移动统治事件”，决定现代社会中的移动的日益增加的速度“导致了那些传统政治结构内爆（implode）”。无论这些坚决的断言乍一看多么令人震惊或专断，它们都是在一种更为普遍的论证的语境内被制造出来的，这种论证以一种相当系统化的式样发展出来，贯穿了维利里奥从1970年代起一直到今天的写作范围。在与媒体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一次对谈中，他总结了自己的观点，即当代全球社会已经撞上了一堵“加速之墙”（wall of acceleration）。该论证如下：迄今为止，社会发展根据的是一种运输与传播二者的速度的日益加速之逻辑；我们已经从马背时代或马拉运输时代转移到铁路时代，从电话时代转移到无线传递时代，再到电视和数字或信息技术时代。每一个时代的“进步”与前一个相比，已经隐含地通过新技术手段所给予的加速传递来定义：火车旅行快过马拉运输，飞机快过火车，数据的数字传递超过之前的技术所实现的传递速度。维利里奥的观点是，当代社会正在到达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进一步的加速或许不再可能。如果在互联网或数字卫星通信时代，信息几乎可以瞬时传遍世界；或者，如果像规划设计者和航空工程师所期望的那样，高超音速飞机很快就能在大约两个小时内环越地球，那么社会会不会达到一个加速之任何将来进步都不可能的地步？对于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的社会来说，会有什么更广泛的可能影响？至少，这就是维利里奥正指出的事态，以及当他在谈到我们的社会站在一个极限处或加速之“墙”上时他所提出的问题。

因此，速度是这样的元素，它将维利里奥关于现代技术在知觉方面以及在社会、政治和军事发展方面的冲击的所有写作统一起来。对维利里奥来说，它既是集体性的经验得以展开的媒介，也是支撑这种经验的历史变化力度（the historical dynamic）的某种关键原动力或驱动力。速度，正如他从典型夸张的角度所表述的，是“一种命定（destiny），与此同时，还正在成为一种命定化（destination）”。[……]不过，值得强调的一点是，速度不只作为一种或多或少无所不在的决定着的因素贯穿维利里奥思想和写作的主干，它也是塑造他思考和写作的一种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