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柏拉图 | 关于东西方思维模式

编者注：这一篇文字原本名为《孔子如何错过柏拉图：关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漫谈和猜想》，只是源于我和朋友一次漫谈，其中想必还有谬误，在未来有时机将其细化深入，这些只是在整理某一刻的想法。

文：段少锋

和李丰的半日谈

我和李丰认识源于我策划武汉合美术馆“开合未来”展览，展览展出了隋建国先生和李丰合作的影像作品，展览相关论坛“面向未来的新媒体艺术”也邀请了李丰参加，等到论坛见面我才知道原来李丰是差不多和我同龄，李丰博士学位攻读的方向是中山大学外国哲学方向，他参与到艺术中着实让我意外，李丰的哲学背景在我看来恰恰是他参与到“艺术与科技”或者当代艺术实践中的优势。武汉一别之后与李丰再次见面是隋建国先生民生美术馆的回顾展现场，开幕式仓促中寒暄几句，经历了2020年难忘的大半年的疫情之后，李丰来北京进入到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工作，因此我们才得以在后沙峪的家中长谈，期间李丰的哲学专业背景下的思考给我很多启发。

在我的大学时代虽然有为期一学期的《艺术概论》和一学期的《艺术美学》课程，然而我一直提不起对于哲学的兴趣，我甚至拒绝阅读任何和哲学有关系的书，我个人的阅读和思考兴趣集中在艺术史、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媒体相关的领域，说到哲学真的是让我头疼的事情，于是李丰给我讲哲学的时候我是头痛的，这种痛苦不亚于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朋友给我讲经济和金融，即使如此并不影响我和李丰交流关于艺术的理解和看法。在文史哲领域我缺少的部分通过李丰我一点点努力尝试接受和思考他带来的一个个概念，或许这些概念熟悉哲学的人不能再熟悉。在和李丰不知不觉半天的聊天中我们谈了很多有趣的话题，其中就包括“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这一问题，显然这是一个大问题，也不是一个多新颖的问题，关于文化差异和文明的冲突的文字卷帙浩繁，并不缺我这样一篇此劳神费力的文字作数，之所以想写是基于很长时间的思考，和李丰的聊天使我觉得有必要对于这一问题整理下我自己的思考。所谓的东西文化差异比较在我看来本质上是两种思维模式不同作用的结果，而在思维模式背后是涵盖世界观、宇宙观的本质不同，东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导致其思维模式不同，那么是什么决定这两者截然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追溯上去或许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又成为了人类学和地理学的问题，所以谈论东西差异是一个宏大的命题，讨论层次的不同，涉及到的相关方法也不同，看似表面的文化命题最后可能是自然科学早早决定的。

在音乐创作中存在“动机”一说，音乐人简单的记录下自己想出来的旋律，在创作时进一步深化，艺术创作中存在草稿，我想这篇文字就像是音乐创作中的动机和艺术创作中的草稿一样，因此本文的陈述基于日常阅读和思考的结果，而不是严谨的论文写作，索性冠之以“漫谈和猜想”，假若他日得闲会对这一“漫谈和猜想”进行严谨的考据和推理，或许那时我会有更新的想法。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什么？在我看来东方人的思维模式是宏观的，文学的，诗意的，而对应到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则是细微的，科学的，理性的。这两者本质的不同影响到后来东西方两个世界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物质生产形态的形成，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对应到西方世界差不多是古希腊的柏拉图的时代，不约而同的这两位东西方的古代圣贤的谈话被人整理成了两本书《论语》和《对话录》，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从这两本谈话录的内容可见一斑，孔子的兴趣点在于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观念，这些无一例外都与现实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相关，而柏拉图的谈话兴趣在于历史，生死，智慧等哲学问题，柏拉图的谈话所产生的哲学价值对后世影响深刻，孔子与柏拉图对话的区别恰恰构成了后来东西方两个世界对于世界理解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的显现。

东西方两位圣贤对于世界的理解不同本质上的不同必然是两种观看世界的方式的不同，这种不同我们以宗教的形成为例，以及东西方神话系统的差异性来解释，中国的神话系统的产生源自于对于人的传说进而形成传奇，比如中国神话的起源与中国人的起源的炎帝和黄帝，蚩尤的时代相关，夏商周断代工程至今仍然存在各种问题，而夏之前的传说时代更像是神话时期，那一时期到底存在于否无法证明，中国的神话描述中对于先贤的描述是不是一种夸张化的结果？显然有传奇的成分，总的来讲中国的神话系统的建立体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神话所映射的是世俗社会的倒影，神是人的转化和在述说中的传奇，中国人试图用自己的生活模型解释宇宙以及自然，以世俗生活的变种描述使其不可确定的世界合理化，比如神话传说中的道教神仙体系对于天庭和地府的幻想实际上借用了现实生活的模型，于是我们看到了现实统治阶层的天庭和地府的映射，同时中国古典名著《封神榜》揭示出中国神仙系统的产生是现实的演变，中国神话的模型基本上沿着人演变为神，或者神被贬到人间成为人的方式。而西方的神话系统与东方本质的不同是人界与神界的界限明显，人不可成为神，神也不可成为人，东西方神话的起源皆来自于口头传说，与中国神话传说形成的不同，西方神话起源更具确定性，比如《荷马史诗》和《神谱》，这两部著作成为古希腊神话形成的基础，古希腊的神话体系完成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神话体系，这个体系中的人与神的界限早早区隔开来，人与神之间相爱相杀，所以出现了所谓的“诸神之战”，西方神话的结果是宗教传统，宗教成为连接人与神之间的方式，而在中国世俗化的神话系统最终产生了世俗化色彩的宗教道教，于是老子和庄子这两位先贤并未曾想到自己后来被追认为道教神仙，老子甚至不会想到自己成为了神话系统中的“太上老君”，因为这种世俗化色彩中国本质上不存在西方式的宗教思想和系统，儒家和道家作为一种世俗宗教存在，这两者本质上解决的不是西方宗教人与神，人与宇宙观之间的关系，而是多在解决和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种神话观背后本质不同的观看和解释世界的方式决定了柏拉图和孔子时代的思维和述说内容的不同。而两种神话系统的区分也各有侧重，中国神话倾向于文学性，文学性之外衍生出哲学，西方神话倾向于哲学表述，此外才是文学叙事。孔子的道德观和政治观基于现实人与人的关系，柏拉图的观点基于生死和智慧等本质问题，孔子因为其儒家圣贤的角色，以及后世君主对于儒家的推崇，孔子的观点成为了后世文人思想的主要线索，而西方的柏拉图的思想只是作为其中一种可能，后世的欧洲世界思想的产生较远于政治，这恰恰又是东西方的差异，孔子时代奠定了中国思想的高度，封建制度对于思想的控制使得思想停留在孔子的时代，在后世并未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时儒家与法家的较量最终在西汉之后转变为法家化的儒家，儒家精神显然对于被统治阶级更为有效，儒家的正统思想服务于封建专制，而法家对于被统治阶级更为有效，萝卜和大棒融合为一体，在必要的时候儒家可以变为法家。西方的思想变化从柏拉图的时代开始逐渐生长，哲学和文学在自由生长中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面貌，柏拉图的时代之后依然存在思想的高峰期，依然有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时代。由此可见东方是孔子之后单一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叙述，而西方是一个不断升级和演变的过程中。两个世界看待世界的模式从神话述说开始，因为其不同的描述方式和对应的政治模式不同产生了后来完全不同的文化结果，东方世界在围绕着儒家构建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和抒情的文化艺术世界，而西方世界在围绕着本质探讨的进程中自由成长为触碰到各个领域的科学理性精神，

从神话时代的观看世界的方式决定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解释世界的方式，那么造成这样的结果是源于什么，所有人文领域的问题在我看来追究下去终究会成为科学问题，东西方的这两种观看和解释模式的不同由欧洲和东亚两种不同的气候地理因素决定：欧洲更为开阔，岛屿众多，由此产生了游牧文明、农业文明以及海洋文明等形态，而在中国上古时期围绕着长江和黄河流域产生了相对单一的农业文明，整个东亚地形的半封闭性，西部和西南高山，北方大漠横亘，使得中国区域处于一个安稳的农业文明环境中，在这一单一文明形态中，人更多的观照自己和周遭的群体，毕竟现实相较于西方世界具备了足够的稳定性，而西方世界就不同了，海洋文明中的彼此征战，大陆游牧民族的迁徙和放牧加剧了彼此之间的文明碰撞，形成了一个多元形态的西方世界，这种不稳定的世俗关系和政治经济环境中，人对于世界的理解诉诸于神话或者本质上的生死问题。正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差异决定了东西方世界的生死观不同：显然西方世界在冲突中生死问题出现的更为频繁，而在东方世界是一个相对确定的环境中，即便是战争也是稳定社会内部的变化。东西方生死观的差异性体现在思想层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宗教产物，基督教强调原罪的救赎，人生来有罪，而东方则是轮回，今世与往生互为因果关系。

西方科学理性思维模式的发展在发展历程中并未中断，而东方在封建社会到来之后近乎全面中断了，本质上来讲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个极其自私的制度，始皇帝之前皇帝服务于国家，而之后国家服务于皇帝，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以至于神话和伦理道德的确定无一不围绕着君主的权威展开，神话和思想围绕着君主专制建立起一整套的思想系统，围绕着这一思想系统产生了文学艺术，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科学理性精神的发展，进而遏制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春秋战国之后东西方的贵族和君主专制走向分野，西方继续君主为国家的方式，而中国开启了国家为君主的模式，在国家为君主的模式中，任何可能推进的思想倾向被正统斥责为异端，虽然西方世界中世纪的黑暗长夜中宗教成为了阻碍思想进步的势力，但根本在于西方世界并未形成国家为君主的形式使科学理性精神的发展有了些许空间，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造化被一代代君主强化，在中国贵族内战式的朝代更迭以及农民起义的政权更迭中，唯独不变的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的思想系统，这一单一系统的确定始于始皇帝焚书坑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唐代确定科举制这种思想控制引入了新的方式：科举制成为普通阶层打破阶层的唯一方法，此外如果还有那就是起义了。科举制的本质如同前两者手段，都是进行思想统一的工具，无外乎科举制采用了更为隐晦而又看上去美好的方式，君主看似使用科举制录用民间才人，其实是录用可以服务于自己的“奴才”，中国文化艺术围绕着科举制所产生的阶层展开，无论是画院还是民间，科举制之后，整个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无不围绕着科举制影响下的问人阶层。君主专制成为了东方思维模式的推动者和确定者，在这一系统中任何一种新思想的倾向本质上被扼杀了，此外巨大的文官阶层和政治阶层对于科学技术是一种轻视状态，所谓士农工商，技术人群是被轻视的，技术发展依赖于统治阶层的需求，比如建筑和农耕，此外中国的技术史建树寥寥，思想的创新性和技术的创新性被制度性瓦解了，由此东方思维中科学理性探索的精神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围绕着儒家系统的文学艺术系统。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和推动者无外乎两种人：高级文官或者皇帝本人，抑或是科举失意之外的书生，以文学为例，高级文官以书法和文人画为意趣，同时热衷于诗词创作，而失意文人为中国古代小说和传奇贡献了力量，古代文人甚至以书写小说和传奇为耻，以至于很多古典名著只以笔名冠之。从文学可见东方世界的思维模式限定在了叙事和抒情，此外才是围绕着这两者衍生出的哲学思想。而西方世界截然不同，西方世界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征战中伴随着价值观之战，比如宗教之间的战争，这种开放性的动荡将西方世界驱使到更为科学理性的境地，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时期，再到两次工业革命，科学理性越来越成为潮流，其中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式成为了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分野，由此西方逐渐超越东方成为世界的主导，由此才引发晚清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引发了新文化运动，引发了学习苏联和日本的潮流，鸦片战争后的东方世界努力于长期思维模式中科学理性精神的补课，直到今天全球化中国从科技应用大国到创新大国的转变在我看来本质上也是科学理性精神的补课。

结语

在与李丰兄的半日谈之前上述的猜想或者刍议我与其他朋友早有交流，关于这一课题如何求证和书写显然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所以这篇文字是一个所谓的研究的动机和思考的雏形，除了思想史之外，思维模式的差异性依赖于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知识，在此只是浅尝辄止，假以时日我会围绕这些思考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和写作，结合我自己的艺术史学科背景，我尝试以东西方的思维方式的差异来进行艺术史的佐证，这样就变得简单了，无非从大的文化形态中通过艺术的差异性来佐证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西方艺术史与科学理性精神紧密相关，比如解剖学和透视法的应用，直至印象派对于光学理论的应用，现代主义以来，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越来越体现于其艺术创作中，而中国艺术史的发展中，文人画系统和民间美术的系统都呈现出叙事和抒情的文学属性为主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现代主义之后逐渐改观，在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中，西方的思维方法逐渐影响到中国的艺术家，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当代艺术实践，皆可以看出这样的端倪。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融合某种程度上和全球化发展互为因果，不同的文明成果为全球化的多元提供了不同元素，而这种多元的融合最终产生的成果才是全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