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费俊：艺术与科技的跨学科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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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ng Series LecturesInterdisciplinary Context of 由科学和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形成的信息时代，是充满自我指涉的、无解的怪圈，是没有答案的黑箱。没有恒定不变的真理，理性无法完全理解这个牵一发动全身的整体世界。
费俊教授在本期「大拿说」从自身的创作和教育实践为出发点，提示了一种应对系统性问题和复杂困局的方式——主动去建立对世界的深刻认知，从基于工业时代产业结构逻辑的旧的学科系统转向综合的学科结构，去面对现在的产业变化和社会议题，介入到新的科技伦理秩序的建立之中。
毕业于美国阿尔弗雷德大学电子综合艺术专业并获得硕士学位。现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艺术与科技方向教授，某集体交互媒体首席创意总监、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策展人。他以艺术家、设计师和教育者的多重身份从事艺术与科技研究、教育与实践，他的艺术实践主要关注由虚拟和实体空间共同所构建的混合空间。他的艺术及设计作品曾在威尼斯双年展等国际展览和艺术节中展出，并荣获了德国iF设计奖、红点设计奖和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等。
曾参与多个重要展览包括：2014年“Censorship-The 7th Move on Asia”艺术展（首尔，韩国）、2015年“B3动态影像双年展”（法兰克福，德国）、2016年“共享与再生”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平行展（威尼斯，意大利）、2019年“RE-睿”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威尼斯，意大利）、2019年 “亚洲数字艺术展”（北京，中国）、2020年“自长物志”当代艺术展（苏州金鸡湖美术馆，中国）等。艺术与科技、艺术与科学、科技艺术等是近期的热门话题，不仅在当代艺术语境被广泛讨论，教育行业也非常关注。在这个我们称之为“后疫情时代”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生都在关注自己未来的走向。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是有一定时代紧迫性的。艺术与科技这个话题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也不应该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从艺术史的开端开始，科技就一直推动着艺术的发展。追溯到人类早期，我们的祖先在岩洞壁画使用的矿物质颜料，青铜器使用的冶炼技术，印象派绘画使用的锡管颜料都曾经是那个时代的黑科技，科技的进步不断地推动着艺术语言的发展，这个逻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容易理解。 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艺术史中关于科技如何影响艺术的描述是非常多的，也是大家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线索。比如有了摄影术的发明就会有摄影艺术，有了电影术的发明就有了影像艺术等等。这条脉搏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却很少在科技史中看到艺术对科技的影响。可能在局部的一些科学家、科技人员的实践中，会谈到是如何受到艺术的影响的。但我们在科技史这样一个更宏大的语境里面，很少看到艺术是如何持续和科技发生关系的。如果我们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大家都知道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就是一个典型的艺术与科技的跨学科人才。他不仅仅留下了像《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这样的艺术作品，其实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科技发明——他设计了飞行器以及大量从民用到军用的科技发明。也就是说，其实在文艺复兴时代是没有人谈论这个话题的，因为谈论这个话题是没有意义的，那个时代人们就是跨学科的，没有所谓的学科分野之说。真正的学科分野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存在的。今天的艺术学科、设计学科是完全按照工业革命以后的产业分类进行分类的。例如印刷产业推动了平面设计、书籍设计学科；工业制造业推动了工业设计；家居产业推动了家居设计；还有服装设计、首饰设计、动画、电影等等学科都能够对应到我们所看到的传统工业上。某种意义上，今天我们的艺术与设计学科（尤其是设计学科）是构建在工业革命以后的产业结构之上的。同时，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能感受到产业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产业不再是按照以往以材料、加工模式为核心的方法进行分类。在以往，如果说服装设计主要以纺织面料为核心，首饰设计则是主要以金工、贵金属为核心——以往大量的工业制造都是以材料学、具体的产品品类来进行分类的。但在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提供住宿产品的公司其实是一个甚至连一间房间都不拥有的Airbnb，他们不是传统酒店物产的拥有者，却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方法营造了新的住宿产业。滴滴出行，一家几乎不拥有出租车的公司，确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行服务提供商。也就是说，当产业开始发生了裂变，产业和产业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的情况下，就引出了今天我们学科结构所需要的新思考——面向未来的学科结构一定是适应产业变化、人文与社会变革的。今天无论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设计师，还是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如果我们希望用创造性的劳动去解决一些复杂性的问题（比如说新冠病毒、空气污染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单一学科的能力无法应对复杂和系统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困局，这个困局也是推动艺术与科技跨学科语境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任何一个面向未来的艺术家、设计师，或者把自己定义为创意工作者的人，都不应该把创意工作的核心价值仅仅局限在视觉艺术领域，或者仅仅作为其他学科的附属价值而存在。我们应该重新回溯达·芬奇和他的时代，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创意的发明者、创建者，甚至是创变者的的角色。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只有用一种跨学科的、系统性的创新方法才能够去应对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复杂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来自于文化、社会还是环境。跨学科可能是走向创新的最有效路径！这也是我们在艺术和设计学科推动跨学科教育和实践的语境。这张图描绘了艺术与科技跨学科架构的内在逻辑。首先，中间最内核的部分是认知。认知革命是驱动新型学科生成的主要动力——无论是科学、艺术、设计还是在工程这几大领域中的改变，都是从认知的改变开始的。对于有机体和环境、意识和潜意识的认知拓展，推动了人工智能（AI）以及智能人工（IA）的科技发展。围绕这两大科技是合成神经生物学、情感计算、生物机电一体化和数字制造四个新型学科。合成神经学——在经典的生物神经学的基础之上，加上今天新的人工智能算法，去认知、仿真，甚至重塑神经原活动；情感计算——研究通过计算来模拟和建构人类最为复杂、最难以破解的部分——情感。这两个学科都是支撑人工智能科技的重要基础。而生物机电一体化将基于碳基的生命（传统意义上的有机体都是基于碳水化合物的生命）以及基于硅基的人造物（芯片、电脑等）进行融合，创造具有生命特征的机器或者人机合体的生命体的新型学科；数字制造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学科，比如说3D打印是数字技术驱动的新型建造技术，这项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产品、房屋的制造，未来甚至于可能参与城市的建造，数字制造会深刻的改变传统制造产业，并生成新的产业格局。从这些新型学科的象限再往外扩展是四个要素。分别是精神维度的“节点”——人脑活动的基础要素是节点；电子维度的“界面”——界面是它的基本单元，由数字革命所构建的一种无形的基本元素；化学维度的“元素”——元素是唯物主义用来解读万物的基本单元；还有就是迭代维度的“途径”——生物遗传的各种途径不断地推动着生物的迭代，这四个要素是“形而上（感知器）”、“形而下（原子）”、“生物（基因）”和“数字（比特）”这四个领域的研究基点；也构建了艺术与科学、工程与设计学科的实践场域。认知革命像原子核一样推动了我们对于人与环境的认知拓展，也不断地影响艺术、科学、设计和工程学科的研究和实践主体。艺术和科学倾向于对于形而上的探索，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和表达世界；而科技和工程则是把我们在形而上领域的认知成果转换成各种形而下的解决方案，形成我们可见的产品和服务等。2015年我们在央美设计学院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学科方向——艺术与科技——2019年该方向正式成为了央美的第22个本科学科。这个学科在四个领域里开展着跨学科的教学实践，生物科技与艺术、机器人科技与艺术、智能科技与艺术以及数据科技与艺术。我们认为这四个领域都将是深远影响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新兴科技。今天我们讨论艺术与科技，需要运用跨学科的语境来理解这个新学科产生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也需要应用跨学科的逻辑来重新架构艺术与科技实践和教育模式。我们今天应用的学科系统是建立在工业时代的产业结构逻辑上的，面对由科学和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形成的信息时代，以及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由哲学、艺术、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等构建的认知系统的严重滞后和伦理系统的逐渐失效，是今天构建艺术与科技这个跨学科学科的时代语境。在中国思想中，伦理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中国人形成了基于人伦、天伦的处世原则，并架构了基于物理、道理、天理的认知系统。中国哲学家们关于“技”与“道”的辩证正是对于技术与伦理的哲学思辨。这样的思想放在今天的语境中，可以理解为对于技术伦理的思辨——“技”指科技，“道”就是今天所说的伦理。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恰恰就是庄子曾鲜明地反对的被机心所裹挟的“技”，缺少伦理秩序的技术发展观，而庄子更崇尚道法自然的发展观和价值观。“技”与“道”是人类文明推动的两股重要的力量，人类一直是通过科技的方式去实现文明的推进，而“道”始终是一个以人文学科为核心的伦理秩序的建构者，为科学和技术的建构发展之“道”，即从人的角度，社会的角度、生态的角度，从天人合一的哲学角度思考“技”的伦理、“技”的目标以及“技”的路径。 西方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人类认识世界的辩证二分法——由概念（认识论），或由工具（科学技术）驱动。如果人类的探索和发现由“概念”驱动，就会趋向于用新的角度解释旧的东西。反之，如果被“工具”驱动，就会用老的看法解释新发现、新创造。他这里谈到的被工具所驱动就是庄子提出的，被“机心”裹胁的“技”。这里费曼提到的概念驱动就是人文所驱动——用新的角度、新的认知方法解释旧的东西。如果被动地被科技所驱动，我们将会在认知上缺少指引，会用老的方法解释新的东西，其实就是缺少创新。在这里庄子所提到的“技”与“道”，与费曼提出的“概念”与“工具”不谋而合。所以今天在艺术与科技对话的核心，在于艺术家、设计师需要去深度地参与科技伦理秩序的重建。科技伦理秩序的讨论和建立不仅仅是科学界和科技界的责任，还需要哲学、艺术、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和其他学科的介入。甚至需要我们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从广义的生命角度重新思考技术对于生命体、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深远影响。就像今天我相信所有人在疫情期间都会有过这样一个思考——新冠病毒究竟是由什么产生的？它可能也很难找到唯一一个宿主来解释背后的成因。有一点我坚信的是，由于人类的贪婪和物欲，打破了我们还没有能力发现的某种平衡，才导致了病毒的突变以及侵入。因为按照中国人的哲学观，这个世界、自然是一体的，天人是一体的，也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只是以今天的认知能力没有办法将这个关系准确的界定出来。《自然？》Marta de Menezes，1999-2000Marta de Menezes创造了注入她本人的DNA的一只蝴蝶。这只蝴蝶身上的图案是不对称的，某种意义上可能受到她DNA的干扰、影响而产生的，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只图案不对称的蝴蝶。她在探讨两者共生的状态，同时又在探讨着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伦理问题。这只蝴蝶是否也是她生命的一部分？病毒不是从天而降的，一定和人类的某些活动，和对自然平衡的破坏有着某种内在的关系。换句话说，人类发展到今天一直在不断地用人类活动来影响自然生态，今天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人的自然是不存在的。今天的自然已经是掺入人类行动的自然。如果科技的发展离开了伦理思考，如果我们一直以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去发展，科技的发展就会只考虑人因，如何为人类改善生活，如何为人类抵御自然灾害。我们很少考虑满足人类需求的情况下，会对非人类的生物产生什么影响，这就是典型的缺少伦理秩序的科技发展观。这样的灾难、自然环境的异常反馈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人不过是生态环境中的一环而已。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生态系统的思考方式——不要认为人是万物之主，而是把人以及跟所有生命放在同一个生态体系中来对待，才能够发现我们和自然之间真正存在的互为影响的关系是什么。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建构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更加一体的，具有东方生命哲学观的新的世界。跨学科不应该只是一个时髦概念，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让我们不得不放弃狭义的学科藩篱，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来重新设计面对当下和未来的方式。今天无论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是作为一个从事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法学等学科的人，我们都有责任，也都有机会介入到新的科技伦理秩序的建立之中。我们的祖先在山顶洞人时期把一个石块通过敲击的方式，打造成具有尖锐形状的工具。这个原始的科技所带来的后果我们的祖先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他们知道这个石块是可以用来打猎、狩猎，可以让一个动物受伤；也可以成为和敌人之间搏斗的武器，也很清楚这个东西砸在同伴身上会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早期人类对于技术的制造和后果的认知是完整的。但今天能有几个人清楚都在使用的智能设备制造的原理，以及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是脱离的，无法认知我们在日常中使用的技术在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还会给我们以及生态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这样的脱节是科技高速发展的结果，也是人文学科发展滞后的后果——人类急迫地需要增进对科技伦理的了解，并广泛的参与科技伦理秩序的重建。所以艺术作为人文学科的代表学科之一，核心价值不再仅仅是美学，更是伦理思考。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不仅使得科技有了伦理的考量，而且能够帮助科技发生，发现创新应用场景。艺术能触发批判性思考，能够启发人们从思辨角度来对待科技。跨学科还有一个重要价值是能够通过艺术的创意能力，来帮助科技发现新的创新应用场景。在央美我们已经在和不同领域的科技机构以及企业开展跨学科合作，比如与机器人科技企业的合作，企业原本的产品关注在服务型机器人，娱乐型机器人，我们的研究合作则帮助企业拓展机器人技术在美育教育、社会创新场景的应用创新。所以今天艺术与科技的合作不仅仅能够帮助科技的发展，形成更有伦理的、思考的维度，同时又能够为科技发现有社会创新价值的、产业创新价值的新的应用场景。这段话代表的是未来这个学科的价值。从名称就能看出来，所谓艺术与科技既包含了科技艺术（科技赋能艺术创作），同时也包含了艺术科技（艺术赋能科技创新），双向赋能是这个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模式。2016年我参与策划的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主题是“技术伦理”。大家看到的展览介绍视频里，打印机不断地打印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所谓的学术问题，而是指向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在未来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比如说你是否能接受基因改造？机器人会不会抢了你的饭碗等等？而这些恰恰是一个艺术展、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论坛今天不可能避开、不得不去讨论的问题。所以“技术伦理”在我看来根本就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一个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做展览、艺术品，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和这个社会问题发生关系。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技术伦理”，2016（左）
2018年我们延续了对于技术伦理的关注，在央美策划了第二届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后生命”。这个展览讨论了生命在未来的概念以及科技对未来生命生成的可能性。展览探讨的问题同样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今天的当代艺术工作必然要和时代发生关系，必然要和这个时代面临的社会问题发生关系。 新型学科对于艺术与设计的实践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第一个变化是创作价值的变化。作为艺术家、设计师在今天能够给社会创造的不再仅仅止于美学价值。学科的变革，使得我们可以从美学价值的提供者逐渐转换成伦理价值的提供者，这是第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创作场域的变化。传统的创作场域是在物理现实中，但今天随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等新型科技的发展，创作的场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新的场域是混合现实。一种把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进行混合、叠加而形成的新现实——这个变化会导致我们的工作空间和作品呈现的方式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第三是创作方式的变化——从工作室转向实验室的变化。这里的工作室未必指向一个实体工作室，那么这里指的实验室工作方法是什么？它不一定是物理的、一个摆满实验装置的房间，而是一种工作逻辑。所以这里的实验室是指跨学科的工作方式。今天大量艺术作品的生成不是以传统的艺术家为个体，或者仅仅是艺术学范畴的实践，而是引入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碰撞、交流的工作方式。第四个是创作输出的变化。以往艺术品，尤其在美术这个领域里，通常会指向图像或者实物（也就是二维的图像或三维的物体），整个艺术市场也是建构在图像和实物之上的，但是未来系统和算法可能成为创作输出的目的——一个交互性的系统，一个人工智能所驱动的创意型的算法，都可能成为艺术输出的结果。它很难用基于图像和实物的方法来进行估量。所以也会带来有艺术交易和收藏方面的挑战———该如何收藏一套算法？大家知道人工智能的绘画已经进入到拍卖的市场体系里，说明这种以算法为核心的创作输出正在成为可能。只不过他们拍卖的依然是一张图像，一张有算法生成的图像。 我的学生苏永建毕业的研究生作品，《进化机》。作品非常幽默地调侃了人类进化的问题——今天究竟人是进化到新的人类，还人退化了？电脑上运行着一个用遗传算法来生成的软件，这个遗传算法不断地试图去模拟和计算更加优化的人类行为。比如说怎么样跑起来更有效？这里面可能也有很多失败，机器在不断地学习的过程中试图找出更合理的人从爬行到跳跃，再到跑步更正确的，更有效的方向。但愿未来没有这样的进化机来强制人类进化。ART+Intelligent Technology智能科技是非常广泛的概念——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物联网科技都可以统称为智能科技。《睿·寻》是我2019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一件基于地理位置的应用程序作品，也是唯一一件没有办法在中国馆里展出的作品，因为只有在展馆外的威尼斯水城里才可以体验到这件作品。观众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艺术家开发的应用程序，在威尼斯水城里搜寻并体验艺术家“移植”在当地桥梁上的来自中国的桥梁。使用这个APP在威尼斯水城里扫描体验路线上的25座桥，APP里会为观众推送出来自中国的一座形态相似的桥，你可以在手机上通过VR和环绕立体声声景来体验这些桥以及周边的景观。作品运用了机器学习来学习认知威尼斯水城的桥，然后到中国的10个省份以VR全景方式拍摄了形态类似的桥。作品试图通过一种有趣的艺术体验，让大家感受到原来两个文明古国拥有着如此类似的智慧和创造。在今天非常复杂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下，我们是不是太多地强调了文明之间的不同、地域之间的不同、体制之间的不同，但太少去关注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相似性。来自于西澳大学，世界上最早的生物艺术实验室SymbioticA的创始人和总监Oron Catts的作品。这是干细胞培养的肉夹克，也可以理解为一件用肉制作的小型雕塑。这件作品在纽约当代艺术美术馆（MoMA）展出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件，我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由于培养环境设定得有问题，肉夹克疯狂的野蛮生长，美术馆决定不得不“杀掉”这个作品”。之所以是“杀掉”而不是“关闭”，是因为这个作品是一个生命体。我的研究生梁文华的作品《基因汤》是一件非常幽默的生物艺术作品。作品是一个像是水烟枪的装置，可以把口水结合各种配料来酿制一碗美味的汤。咋听起来很挑衅，但事实上大家想象一下，基因工程和基因产业也是未来不得不面临的。几年前MIT利用著名英国已逝服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的DNA培养出一张制作服装的皮革，在不远的未来你脚上或许可以直接长出一双旅行鞋。这样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科技，都有可能推动新学科、新产业。《情绪几何》2.0 费俊、许晨阳、刘政奎，2019《情绪几何》2.0是我2019年和两位科学家合作的一件互动装置作品，没有跨学科的合作模式，这个作品不可能产生。许晨阳是著名的代数几何数学家，刘正奎是中科院心理所的心理学科学家。这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实验成果，与代数几何家的合作，让我明白数学是一种非常诗意的语言，它试图用最确切的，最简洁的语言来解读这个复杂的世界；与心理学家的合作让我理解到，心理学家特别期待能够用艺术的方式介入到心理治疗。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把情绪进行可视化，就像让一个有心理问题的病人把自己的困惑说出来一样，都会有明显的心理疗愈作用。作品邀请观众在互动装置的暗箱中触摸几何模型，触摸的情绪会通过心率等生理数据采集设备记录并计算出来，这些情绪数据会按照三种气质类型影响与之相匹配的初始几何图形，生成一个个“因人而异”的情绪化的几何图形，并最终通过自动粉笔机械装置绘制在黑板上。装置中采用的黑箱和粉笔绘制装置是在与数学家对话中获得的启发，许晨阳告诉我，寻找数学真理的过程就像在黑箱里摸索，他还说数学家最爱使用的工具是粉笔和黑板，物理书写的行为与抽象的思维更加匹配，而没有完全擦干净的书写痕迹或许成为新思路的线索。情绪可视化的图形生成则应用了中科院刘政奎博士的情绪算法，这个算法可以分析出每个人的情绪类型以及此时此刻的情绪特征。圆形代表了相对比较开放的、外向的情绪类型，立方体代表比较内向的、严谨的情绪类型，中间有一个椎体，我称之为闷骚型，一种可收可放的情绪类型。虽然只是三种几何形体，但每个人的实时情绪状态会不断地影响这些基本图形的形变，生成出千变万化的情绪图形。我们把数学对世界纯粹、极简的解释，艺术对世界复杂性的解读（情绪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最未知的领域），以及心理学的情感计算能力交叉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由系统算法和用户数据驱动的互动作品，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作品最终的视觉呈现，是观众的参与在动态地生成这个作品。华·美术馆"我们在参与"系列讲座在深圳市南山区宣传部（文体局）的大力支持下，策划推出"大拿说"和"青年烩"系列。来自设计、艺术、哲学、文学、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和先锋，将在"大拿说"里以他们的身体力行，引入不同学科的视野，呈现在各自坐标轴上与创作界域交织的真知灼见。年度特别策划"青年烩"，关注中国青年一代创作人，分享他们通过各自创作行为对社会的参与意识与实践，一瞥中国青年之当下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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