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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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
又译做西蒙·波娃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波伏娃于1908 年1月9 日出生于巴黎比较守旧的富裕家庭。父亲乔治出身官宦之家，是一名律师，母亲弗朗索瓦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他们两人十分热爱诗歌和戏剧，常常是母亲弹奏钢琴，父亲背诵她喜爱的戏剧独白。他们的一些朋友经常造访，他们的客厅变成了剧院的后台。关于她的幼年时期，波伏娃反复形容当时她“非常非常的幸福”。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3 岁时即开始阅读。她的聪慧和思维的敏捷让家人吃惊，大家鼓励她，为她精心挑选了许多书籍。她很快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父亲乔治让波伏娃树立起对文学的信仰，并向她灌输“世上没有什么比成为作家更好”。7 岁时，西蒙娜便创作了《玛格丽特的不幸》和《笨蛋的一家》。1913 年，波伏娃被送进了巴黎的一所名为德西尔的寄宿学校。上学让西蒙娜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她觉得自己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她的好奇心包罗万象，她积极地获取所有知识，她发现可以在学习中不断超越自我。8 岁时，西蒙娜开始阅读英语小说片段，对于她来说，阅读永远是最大的冒险，从中可以收获最多的映像和观点，这种收获超越了其他所有的乐趣。“我感受到了我童年最大的快乐之一⋯⋯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我发狂似的自言自语。现实已经超越了我最具野心的梦想：在我面前天堂打开了大门，向我展示了我从未见过的绚丽美景。”14 岁时波伏娃的家庭经历了一场悲剧，她那身为银行家的外祖父遭遇司法审判宣布破产，他拥有的一切都灰飞烟灭，所有家庭成员都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波伏娃的母亲失去了家庭的资助，乔治的家庭也失去了丰厚的经济来源。父亲的收入十分微薄，这个家庭陷入了经济危机。波伏娃的母亲觉得自己应该对家里的经济状况负责，因为她本应该有丰厚的嫁妆和资产。“在她的一生中，她在他面前都觉得自己犯了错误。”家庭气氛十分沉重，动不动就吵架。父亲只给母亲很少的钱来维持家庭开销，但是她不敢找自己的丈夫要钱，任何要求都会招来一通吼叫。西蒙娜后来回忆说：“耳光、抱怨、吵架，不仅是在家人面前，甚至有客来访时也是如此。”暴风雨中也会有一线蓝天，这就是父亲对文学的崇拜。他认为在创造性的才华面前，权势、金钱、上流社会的成功都不再重要。波伏娃清楚女人也可以在这个领域获得荣耀，而不是像她母亲那样无声无息地度过一生。15 岁的时候有人问她：“你以后想做什么？”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成为一名作家。”这种坚定的信念给了她内心极大的安全感，她将来的职业生涯将完全取决于她的学习和智慧。她的将来已经被描画好，她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分散过自己的精力。家庭的困难改变不了她的人生轨迹。总有一天，她会在经济上独立并获得自己的荣耀。1925 年，法国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也想换个角度来看待生活。塞纳河沿岸的装饰艺术展从协和广场一直延伸到夏悠宫，这是所有新鲜事物的缩影。巴黎年轻的女工人、女雇员、女打字员都在模仿好莱坞电影中人物的行为举止，人们开始用“被解放”“行为放任”“无拘无束”等词来形容女性。此时的西蒙娜已经17 岁了，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在父亲的鼓励下，西蒙娜开始攻读三个学士学位：文学、哲学和数学。为了完成她的学业，她向自己庄严宣誓：“绝不虚度光阴！”她为自己虔诚的追求制订了规划，从此时间变得神圣。她不断压缩睡眠时间，梳洗的时间也减到了最少。她出现在餐桌旁时也总是带着她的语法书，嘴里咕噜着希腊语变位。有时会在餐桌旁边放个本子，头也不抬地在上面写满方程式。在家里，大家都为她“落拓不羁”感到惊奇。她不在意任何人的看法，专心致志地为自己的目标奋斗。她竭尽全力，而且一天比一天用功。她经常去拉丁区的书店里贪婪地看书，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她在奥德翁街七号的“书友之家”和对面人行道上的莎士比亚书店预订书籍，在这里波伏娃读遍了所有的藏书，并初步学会了写作。父母为她选择的道路哀叹不已，他们努力让她相信她的爱好和想法都会导致她的自我毁灭。讨论、论证都不会得出任何结果，大家各执己见。但在争执中波伏娃并没有输，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那时，她开始怀疑自己所受的基础教育：宗教、女子特征、政治。在和父亲无休止的争论中，她时常起来反抗。她特别反对父亲的婚姻观念。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男人一样，他认为丈夫有权“在婚姻的契约上划上几刀”，但是妻子却必须永远保持贞洁、清白、忠诚。波伏娃知道父亲和其他女人有染，而母亲却忍气吞声。为此波伏娃十分愤怒，她是不允许夫妻的一方欺骗另一方的，她宣称男人和女人其实是相同的人，要求他们相互尊重，绝对平等。18 岁时，她已经觉得自己“性格鲜明、受人排斥、与众不同”。她决定和自己交流，她开始写作，以多重身份来记录自己的生活。“我就是风景和目光；我只通过自己存在，也只为自己而存在。”从那时起，她似乎已经成为一名存在主义者了。20 世纪 20 年代的法国，女孩儿上大学还是新鲜事。而此时的波伏娃已进入索邦大学学习。1926 年 3月，西蒙娜以优良的评语拿到了文学学位证书，这是非常罕见的。她的老师建议她攻读哲学学士学位，于是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哲学中。她读了柏拉图、叔本华、莱布尼兹和柏格森的著作，哲学加强了她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能力。1927 年 6月的考试中，西蒙娜以优良的成绩获得了普通哲学学位证书。1928 年，对于还不到 21 岁的波伏娃来说，这是她学业的最后一年，又是转折的一年。结束了哲学学士学位的学习后，她决定准备大中学校教师资格证书的考试。在索邦大学的图书馆里，她积极准备着考试，并开始动手创作她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我已经开始察觉到未来正在步步逼近，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文学是必不可少的。我以前在太年轻的时候有理由不去写本毫无希望的书，现在我想同时道出生活的悲惨和美丽⋯⋯现在我已准备好了迎接一些其他的东西：在等待中，遗憾正在化为乌有。”她在日记本上描述了她融入这个世界所感受的快乐。1929 年大中学校教师资格会考的题目是“自由与偶然”，这个题目完全是为我们将来的存在主义者们量身定做的。波伏娃与为数不多的考生在考场相遇，他们大多来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其中一名就是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萨特对这个来自索邦大学的女生十分注意。在考试间隙的交谈中，他对波伏娃敏捷的才思与准确的表达能力十分欣赏，他给她起名“海狸”，他说：“海狸总是成群结队出现，而且他们有着极具建设性的思维。”这个绰号跟随了波伏娃一生。两天笔试结束后，还要准备口试。此时，萨特邀请波伏娃和他一起备考。波伏娃和萨特都经常说起他们生命中的这段插曲。在准备口试的那15 天里，他们只在睡觉时才被分开。他们谈话的内容包含文学、艺术和哲学。他们都有着深沉而狂热的激情，常常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两人都入了迷。萨特鼓励波伏娃无论如何要坚持对文学的爱好，对生活的热情、好奇心以及写作愿望。公布考试结果的那一天，萨特和波伏娃都来到了考场，结果被告知，他们俩分别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获得了法国大中学哲学教师的资格。此时萨特意味深长地对波伏娃说：“从现在起，我将对您负责。”于是法国最年轻的取得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的女人坐火车去利木赞度假，而萨特借口写作将去那儿和她会面，他们在那里进行了热烈的交谈。清晨，波伏娃穿过田野去找萨特，直到城堡的钟声响起。他们在田野里讨论了四天之后，波伏娃就意识到“即使谈话进行到世界末日，我可能还是会觉得时间太短了”，于是 20 世纪最独特的爱情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帷幕。波伏娃后来回忆道：“那个夏季，我好像被闪电所击，一见钟情那句成语突然有了特别罗曼蒂克的意义。”“当我在 8月初向他告别时，我早已感觉到他再也无法离开我的一生了。”然而，幸福并非如此简单。对波伏娃而言，和萨特的相识带来了快乐，也伴随着困扰。萨特并不认同一夫一妻制。他解释说性关系不应该和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紧密相连，一夫一妻制源于教会和教会的婚姻观。他承认他和波伏娃刚刚产生了一种绝无仅有的关系，他们的融洽可能会持续一辈子。但是这并不能代替其他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乐趣。在成为情人之前，他们是作家，分享各自的精力然后创作。萨特说：“我们之间存在着无可取代的爱情，我们各自也会有些偶然发生的爱情。”波伏娃接受了这个方案，因为这也符合她的信念。她父亲的不忠与母亲的不幸对她影响很深。她拒绝婚姻，认为婚姻必然会伴随着谎言、欺骗和婚外情。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中，个体无法保持真实。因此她决定和萨特之间创造一种新关系，他们对于彼此关系的看法中最独特的就是女人也应该有好几个男人。她的观点非常大胆，她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样独立地过完一生。她经济上不依赖任何人，她对萨特的爱让她的自由有了保障，而且也是对幸福最完美的诠释。夜幕降临时，这对年轻的情侣背靠背坐在卡鲁塞尔公园的长椅上，做出了世上最坦诚又最伤风化的誓言。他们当时没有料到，15 年后，这个城市会回荡他们的名字，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奇怪的赌局竟然赢了。萨特一生中说过多次：“波伏娃身上最奇特的是，她有着男人的智慧⋯⋯和女人的多愁善感⋯⋯也就是说，我在她身上找到了我想要的一切。”“我们相互帮助，并因此形成了具有巨大力量的一对⋯⋯当我和西蒙娜共同构筑的这个联邦达到最完美的境界时，就变成了一种夏天般炽热的无法抵挡的幸福。”对波伏娃来说，萨特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爱人。除了萨特的死，任何情况都不能把萨特从她生命中夺走。在《盛年》中，她向读者解释说：“我一生中从未碰到过有人像我一样幸运，也没有任何人像我这样不屈不挠地追求幸福。自从我碰触到幸福，它就变成了我唯一的事业。如果有人给我荣耀，如果荣耀是幸福的葬礼，哪怕它是辉煌的，我也会拒绝。幸福不仅仅是一种令我激动的东西，它还告诉了我存在的意义和世界的真相。”
巴黎的天总是湛蓝湛蓝的，但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四日的巴黎却阴的让人发怵……萨特的终身伴侣西蒙·德·波伏娃去世了，终年七十八岁。时间倒退6年整，波伏娃曾在萨特的墓志铭上写道：“他的死使我们分开了，而我的死将使我们团聚”。恰巧的是，在萨特离世几乎整六年的那一时刻，她与他永远地合葬在一起。根据波伏娃的遗愿，她的遗体葬在蒙巴那斯公墓离大门不远的灰色墙根下，紧挨着萨特的墓，两人的墓碑上都没有任何头衔和颂词，朴素的像淡色的蔷薇和傲世的荆棘，与周围那些高大气派、装饰豪华的墓碑形成鲜明的对照。都说，爱情是婚姻的坟墓，没有婚姻爱情则死无葬身之地。但之于一生未婚的萨特和波伏娃而言，幸运的是，他们不仅拥有了爱情，并都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如果说萨特是为了写作而活着，那么这个伴随了他大半生的女人波伏娃就是为了生活而活着，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想要的是生活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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