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2020秋拍 | 南宋詹仪之告身跋

2001-2002年，故宫博物院从中国嘉德购得宋代遂安詹氏家族珍藏、传承的一批珍贵文书。这批文书素有“詹氏墨宝”之称，其中尤以詹仪之与理学家朱熹、张栻等人的往复书札最受人瞩目。此外，南宋朝廷颁给詹氏家族成员的几件任官告身，也是弥足宝贵[1]。随着故宫公布出版其墨迹图录[2]，这批珍贵文书已逐渐为世人所知。事隔近二十年，竟又有“詹氏墨宝”的遗珠流出，出现在嘉德公司2020年“秋拍”的拍品之中。

新出的这件詹氏文书卷子，系由多份古文书装裱合成，参见图（1）。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核心部分是南宋时期詹仪之的任官告身（上图）。这部分实际由两份告身的残卷拼接而成。其后所附的另一部分，则是后人获睹“詹氏墨宝”留下的题跋文字（下图）。题跋共有七篇，落款时间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至万历十年（1582）之间。七篇题跋，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瞻视朱熹、张栻手迹留下的感言，与詹仪之告身关系不大。本文主要谈一谈告身残卷的相关情况。

之所以称其为残卷，是因为这两份告身实际只保留了制词部分。告身，又名官告、诰命，简称“告”或“诰”。所谓告身，简而言之，就是中国古代朝廷（尤其唐宋时代）除授官职、任命官员所使用的委任状。相对而言，“告身”这个名称在唐代更为流行，宋代则经常改称为“官告”。宋廷成立了专门为官员制作告身的机构，就以“官告院”为名。告身发展到明清时期，就是所谓的诰命。明清的政治制度，与唐宋相比，发生许多变化。明清诰命的形制，和唐宋告身差别较大，但两者具有一脉相承的演进关系，则无可怀疑。“诰命”这个名称在唐宋文献中已经开始使用。

明清诰命，世所熟知。唐宋告身，实际上许多人也并不陌生。保留至今的告身中，有一份闻名遐迩，享有盛誉。那就是唐建中元年（780）颜真卿官拜太子少师的告身，参见图（2）。这份告身现收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相传是颜真卿亲笔书写，因此被称为“自书告身帖”。其墨迹收载于各种字帖和书法教材，流传极广，是人们研习颜体书法的重要资料。颜真卿这份告身，首尾齐整，保存完好。告身中，“建中元年八月廿五日”以上部分，是朝廷宣示委任之意的制词；以下部分则是官府行文的程式用语、列衔署名、日期、钤印等。对比颜真卿告身，不难看出，新出詹仪之告身卷子中保存的，只是两份告身的制词部分，而官府行文程序的相关内容则已缺失，非常可惜。

就文书属性而言，告身本质上是一种符。唐代公文制度，“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3]。符是当时各级行政机构指挥公务、下达命令的文书。唐代文官的选任工作，由三省六部之中隶属于尚书省的吏部负责。杜佑《通典》卷一五记载，人事任命确定之后，由吏部“各给以符，而印其上，谓之‘告身’。其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给之。武官，则受于兵部”[4]。所以，告身实际上是尚书省的省符，或者说是吏部、兵部的部符。告身末尾的程式用语“奉敕如右，符到奉行”，就点明了告身的文书属性。告身行文加盖“尚书吏部告身之印”（武官用兵部印），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唐宋时期任命官员，主要分为制授、敕授、奏授三个等级，分别授予不同的告身，作为委任凭证。制授、敕授属于较高等级、相对重要的人事任命，皇帝需要发布诏令，予以宣示。

唐宋诏令可泛称为“制”，诏令文辞就是所谓的“制词”。其中，制授是最高级别的任命，皇帝为此发布的诏令叫“白麻制书”，简称“白麻”或“麻制”。麻制在宋代属于“内制”文书，是由供职于内廷的翰林学士负责起草。麻制行文，以“门下”二字开头，这是它在格式上区别于其他诏令的特征。麻制颁布后，相关任命行下有司，最后官告院抄录制词，制作成制授告身，发给受命官员。在宋代，以制授告身任命的官员仅限于将相大臣，像宰相、枢密使、节度使等。宋代流传至今的制授告身，目前所知的只有元祐（1086-1094）年间司马光、范纯仁的拜相告身。司马光制授告身如图（3）所示，这份告身规模宏大，总长约六米，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其次一等的任命，以普通制书下达。这种普通制书，唐代叫“发日敕”，宋代泛泛称之为“制”或“敕”，属于“外制”文书。“外制”与“內制”相对，“外制”由供职于宫外、通常被看作宰相属官的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起草诏令，叫做“命词”。宋代朝廷负责命词的词臣分为两班，也就是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两者合称“两制”。“外制”制词，以“敕”字开头，与麻制不同。外制制词同样会抄录在告身上，颁给受命官员，这就是敕授告身。上文提到的颜真卿告身，就代表了敕授告身的基本形制。宋代敕授告身存世稍多，但目前所知的文书原件，基本上也是屈指可数[5]。

其余更低等级的人事任命，无需皇帝发布诏令。程序上，先由吏部根据制度拟定人选，以奏抄的形式上报；然后皇帝“御画”认可，批准发还；最后，抄录御画奏抄的内容，制作奏授告身。换言之，奏授告身中没有制词，形式上与制授、敕授告身差别更为突出。宋代的奏授告身，无论传世文物，还是文献录文，一度几乎毫无消息。公安部门追缴的盗掘文物“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保有六份奏授告身的抄件。2012年，“徐谓礼文书”整理出版，引起宋史学界轰动，有关发现填补此前认识上的空白[6]。图（4）是淳祐七年（1247）徐谓礼转朝请郎告身。因为是抄件的缘故，其中并无任何官府钤印。“詹氏墨宝”中，乾道六年（1170）詹仪之父亲詹棫的赠官告身，虽然文字残缺，漫漶难读，但从开头“尚书吏部”四个大字来看，它应该是一份奏授告身，参见图（5）。而且，这可能是目前所知唯一传世的宋代奏授告身原件，非常难得。

詹棫赠官告身之外，故宫已入藏的“詹氏墨宝”中还有两份告身，分别是绍兴十三年（1143）詹棫行军器监主簿告身和淳熙十六年（1189）詹仪之弟詹俲之授文林郎告身，参见图（6）、图（7）。这两份告身都属于敕授告身。不过，它们在行文格式上与前引颜真卿告身有一处明显不同。那就是在以“敕”开头的制词之前，还有一段“前件”文字。以詹棫告身为例，其前9行录文如下：

其中，第1-3行即所谓“前件”文字，第4-9行为制词。此次除授是要让行太府寺主簿詹棫与行军器监主簿王曮对调职务，二人分别任命，却合用一篇制词。由此，制词以“敕右承议郎、行军器监主簿王曮等”开头，在此之前要加上一段“前件”文字，揭示詹棫的任命，然后在制词末尾以“可依前件”相呼应。同理，王曮此次任命的告身上，也是同样一篇制词，只是其“前件”文字揭示他的新职务，与此不同而已。

这种多人任命合用一篇制词的情况，宋代通常用于较低级别的敕授。官员身份达到一定层次，朝廷就会为他专门发布一篇诏令，制词专人专用，如同颜真卿告身的形式。本文讨论的詹仪之告身就是如此。两份告身残卷分拆放大，如下图（8）、图（9）所示。在这两份告身中，詹仪之已出任起居郎、吏部侍郎等清要职务，与詹棫行军器监主簿、詹俲之授文林郎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要使专用的制词。遂安詹氏家族无人获得宰相、枢密使、节度使一等的高位，不可能保有制授告身。詹仪之担任吏部侍郎后不久即外放，晚年遭到贬斥，这两份告身大概也是所有“詹氏墨宝”中等级最高的告身了。

可惜两份告身都是残卷，只保留了其中的制词部分。唐宋告身的制词部分不用加盖吏部印信。没有钤印，这两份告身会不会像徐谓礼文书一样，只是文书抄件，而非原本呢？答案是否定的。告身绫纸上有团花暗纹和“文思院制敕绫”字样，可信为宋代故物、文书原件，不会只是普通的抄本。

接下来，本文再对两份告身的颁发时间、制词文字稍作考证。前一份告身，从第1-2、14-15行文字来看，这是詹仪之由起居舍人迁为起居郎的告身。南宋崔敦诗《崔舍人玉堂类稿》的附录中，收有一篇给舍、经筵官员为他撰写的祭文，其中提到：

维淳熙九年，岁次壬寅，五月丙午朔，十六日乙酉，朝请大夫、试给事中、兼太子詹事施师点，中大夫、守中书舍人、兼太子左庶子木待问，朝散大夫、新除中书舍人、兼侍讲宇文价，朝奉大夫、新除起居郎、兼太子侍讲詹仪之，奉议郎、新除起居舍人、兼侍讲王蔺谨致祭于崔公侍讲、直院、中书舍人灵筵……[8]

其中，詹仪之的职衔是“朝奉大夫、新除起居郎、兼太子侍讲”，“新除”二字表明，淳熙九年（1182）五月十六日，詹仪之刚刚受任起居郎。由此可知，前一份告身颁于淳熙九年（1182），很可能就在五月。

又据南宋何异的《中兴东宫官寮题名》记载：

詹仪之：淳熙九年五月以起居郎兼侍讲，十二月升兼左谕德。十年正月除权吏部侍郎仍兼，二月二日升兼左庶子，四月除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9]

“淳熙九年五月以起居郎兼侍讲”一句，与《崔舍人玉堂类稿》附录祭文正好印证。其后记载又说明，詹仪之带起居郎、左谕德、吏部侍郎职衔，主要是在淳熙十年（1183）正月，二月初即升兼左庶子职务。相关信息在《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三二至三三也能得到印证[10]。詹仪之后一份告身，不知最后除授的是什么职务，但从第6-7行来看，他当时所带职衔是“朝散大夫、起居郎、兼太子左谕德、兼权吏部侍右侍郎”，没有左庶子，这只能是淳熙十年（1183）正月至二月初的状态。所以，詹仪之后一份告身颁于淳熙十年（1183），甚至很可能就是二月初他升兼左庶子时拿到的告身。综上，两份告身都颁于淳熙（1174-1189）年间，“詹氏墨宝”新出的这一卷文书，或许不妨称之为“南宋詹仪之淳熙告身卷”。

两份告身尽管是残卷，可是字墨如新，除少数几处残损外，制词基本仍能顺畅诵读。宋代文献中似乎已查找不到当年中书舍人起草的制词文稿，也没有留下告身录文的其他记载。不过，后世仍有一些有意思的旁证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地复原告身中的残损文字。

清代藏书家吴骞的《尖阳丛笔》卷六，著录了一份所谓南宋绍定六年（1233）的“敕”，记载如下：

敕吏部侍郎、兼太子左谕德闻人拱辰：卿分六职，政藉统于文昌；吏掌三铨，事尤丛于武选。倘非老成已试之旧，曷称小宰不次之除。具官闻人拱辰，端亮不回，诚明自得。学以致道，岂徒摛章绘句之为；事不辞难，每有利物爱人之志。久徘徊于外服，简在于予衷。肆旌持节之劳，亟下予环之宠。记言丹陛，启沃者多嘉谟嘉猷；谕德青宫，辅翼者皆正言正事。自摄铨衡之贰，益高鉴裁之功。朕每叹才难，欲效唐虞之考绩；见诸法守，求如裴马之知人。尔其司我官簿，扼其吏奸。唱拟注闻，无谓有司之事；谕司献纳，尚殚许国之忠。尔其体思，益恢远业。敕如右，牒到奉行。绍定六年十一月廿一日下。

右敕，用白麻纸，高一尺一寸，长二尺一寸八分。纸色微黄，上下有花纹。书法苍健，如山谷体。“如右牒”上玺一，篆文八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辍耕录》所载毕景儒本传国玺同。“十一月”上亦有玺一，文不可辨。敕后附拱辰像，自腰以上至顶，凡高八寸。其人丰颐广颡，微有须。冠乌巾，两脚垂于肩上。无题字，纸色与前敕相类，然更坚厚。末附文文山跋，恐不足据。此卷今在洛溪许臧兮茂才家。拱辰事迹未见于史传，姑识之以俟博学如南村者考焉。[11]

从行文来看，这份“敕”应该是颁给所谓闻人拱辰的一份告身。有意思的是，它与詹仪之淳熙十年（1183）告身的制词文句处处吻合，显然源自同一文本，并且它还比后者多出好些字句。

这件所谓的闻人拱辰告身，是后人作伪的产物，疑点非常明确。首先，告身的颁授对象闻人拱辰在宋代史料中毫无痕迹。宋代文献丰富，一位跻身吏部侍郎的官员在史料中查不到一点记载，可能性极小。其次，南宋吏部侍郎编制两员，据李之亮《京朝官通考》，绍定六年（1233）前后出任吏部侍郎的有余天锡、钟震、郑如刚等，仕履历历可辨[12]，恐怕也留不出空缺另外再给闻人拱辰。再者，告身之上不可能加盖带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字样的玺印。如前所述，告身本质上是尚书省吏部颁行的文书，只会加盖尚书省吏部的印信。而镌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字样的印信，历来属于皇帝御宝，不可能用在“有司”所行的告身之上。更何况，印文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形式的玺印，宋代宫廷“宝而不用”，只是珍藏用作皇权象征。皇帝日常从禁中下文书，都另外使用“御前之宝”、“书诏之宝”等功能性的御宝[13]。作伪者对于宋代的告身、用印制度，显然一知半解。为增加这卷文书的可信度，作伪者还在告身后边伪造了一段文天祥（号文山）的题跋，吴骞也已怀疑，推测不足为据。

尽管这份闻人拱辰告身是作伪的产物，但其中内容不全是凭空捏造的。为取信于人，应该是参考了一些前代资料或历史记载。吴骞指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玺印，形制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毕景儒本传国玺相同。《南村辍耕录》该玺印模自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4]。闻人拱辰告身中的玺印图案想必就取材于此。该告身的制词与詹仪之淳熙十年（1183）告身那么吻合，可以确信，作伪者中有人见到过詹仪之告身或其录文，然后移花接木，借用了过来。有意思的是，这份闻人拱辰告身借用了詹仪之“吏部侍郎、兼太子左谕德”的旧头衔，但制词末尾同样没能写出此次任命的新职务，由“尔其体思，益恢远业”接“敕如右，牒到奉行”，就草草收尾了。可见，作伪者见到的詹仪之告身或其制词录文，大概也是一个残本。

《尖阳丛笔》著录这样一份伪物，无心插柳，倒是留下了詹仪之淳熙十年（1183）告身制词的另一版本，我们可以据此来识读、补苴告身的残损文字。当然，这份制词的内容不尽可靠，作伪者抄写、吴骞著录等环节都可能出差错。例如起首“卿分六职，政藉统于文昌”一句，“藉”就与詹仪之告身“悉”字对应不上；中间“简在于予衷”则脱一“深”字。总之，这份制词只能参考佐证而已。

无独有偶，詹仪之淳熙九年（1182）告身的漫漶脱文，也可以借助清代文献稍作证补。清代王士祯《居易录》卷二一著录了康熙帝赐给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的一份手帖：

又赐天馥御书一卷，曰：“儒者当学探本原，行迪醇茂，循序进德，守己冲虚，一言一动罔有不谨，嘉谟嘉猷必以入告，斯广誉翕闻而为周行之士也。”凡四十七字。末书“癸酉仿松雪道人笔意”，卷首玺亦用康熙御笔之宝。[15]

将这份“康熙御笔”和詹仪之淳熙九年（1182）告身制词相比对，不难发现，两者所用的语汇多处相同，诸如“行迪醇茂”、“嘉谟嘉猷”、“广誉翕闻”、“周行之士”等等。这很难用巧合来作解释。

手帖末尾注“癸酉仿松雪道人笔意”。癸酉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松雪道人”则是宋元之际书法家赵孟頫的号。清代张照等编撰《石渠宝笈》，著录宫廷收藏的传世书画，其中卷二八提到赵孟頫书写过一份詹仪之告身：

《元赵孟頫书詹仪之告身、敕谕二道》一册：素笺本，楷书。前篇署“封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讲詹仪之诰”十四字，后篇署“奖谕敕书”四字。后款署“松雪道人”，下有“赵氏子昂”、“赵孟頫印”二印……后副页王铎跋云：“……及覩雍来年翁家藏松雪书詹仪之诰身、谕书，老干孤特，又一结法，当是文敏晩年笔也。翫之心怿，譬之华霍耸立巍峩培塿之阜，莫之颉颃。丁亥十月十三弟王铎跋。”[16]

这份“封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讲詹仪之诰”，无疑就是詹仪之淳熙九年（1182）告身。赵孟頫是宋朝宗室，入元为官，还曾出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他可能因此机缘，获睹遂安詹氏“墨宝”，于是抄录副本收藏。明清之际，王铎为该帖撰写跋文说，赵孟頫的笔势“老干孤特，又一结法，当是文敏晩年笔也”，意思似乎是这两卷书帖的笔意与赵孟頫平日的气象有所不同。或许当日赵孟頫不仅是抄录告身、“勅谕”文辞，甚至临摹了原帖的笔法，也未可知。

《石渠宝笈》记载，赵孟頫所书詹仪之告身、“敕谕”收藏在御书房。大约康熙帝观摩之余，便学习赵孟頫书体，写下了“儒者当学探本原”那一段话。准确说来，康熙帝所谓“仿松雪道人笔意”，并不只是借鉴赵孟頫的书体，自己另行组织文字，而实际上是对赵孟頫所书詹仪之告身中的文句进行摘录摹写，排列组合，从而形成一段新文章。这段文章四十七个字，至少有三十七个能在詹仪之淳熙九年（1182）告身残卷中找到。其余十个字，大概来自詹仪之告身今本残损处及缺失部分。赵孟頫当年见到、抄录的告身，自然是比今本完整。如果上述推测不错，我们当然也可以参据康熙帝写下的那四十七字，对詹仪之告身略作补正。

以下是笔者对照文书图版，参考闻人拱辰告身、康熙帝手帖的记载，对詹仪之两份告身残卷所作的录文。较难确定的字句，加£表示存疑。参取两篇记载，几乎可以辨识、补足残卷中的所有字句：

1.  敕朝奉大夫、起居舍

2.  人、兼太子侍讲詹仪之：

3.  周行之士，得循序而升

4.  宠矣。至于服在近著，与

5.  甘泉从臣联华属车，斯

6.  又儒者之至荣也。有被

7.  进擢，岂云故常。尔学探

8.  本元，行迪醇茂，赞谟枢

9.  筦，秉笔殿坳，广誉翕闻，

10. 简在冲顾。左省虚次，佥

11. 曰汝宜。惟一言一动必谨

12. 其书，而嘉谋嘉猷入告

13. 于后，毋替素守，斯称渥

14. 知。可特授依前朝奉大

15. 夫、起居郎、兼太子侍讲。

16. 勅：卿分六职，政悉统

17. 于文昌；吏掌三铨，事尤

18. 丛于武选。傥匪老成已

19. 试之旧，曷称小宰不次

20. 之除。朝散大夫、起居郎、

21. 兼太子左谕德、兼权吏

22. 部侍右侍郎詹仪之，端

23. 亮不回，诚明自得。学以

24. 致道，岂徒摛章绘句之

25. 为；事不辞难，每有利物

26. 爱人之志。久徊翔于外

27. 服，深简在于予衷。肆旌

28. 持节之劳，亟下予环之

29. 宠。记言丹陛，启沃者多

30. 嘉谋嘉猷；谕德青宫，辅

近代国家多难，清朝珍藏于宫禁之中的赵孟頫书詹仪之告身，不知最终下落如何。还有康熙帝四十七字手帖以及伪造的闻人拱辰告身，如果都能保存至今，与詹仪之告身残卷汇聚展出，彼此相映，千载一时，那真是颇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