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藏书 | 《宗教与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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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CAT Institute Library前言
导论：什么是”文化记忆“？
第一章 无形宗教与文化记忆
第二章 一神教、记忆与创伤：弗洛伊德在摩西书中的反思
第三章 通向正典的五个步骤：古以色列和早期犹太教的传统和书面文化
第四章 回忆的被归属：文字、记忆与文化认同
第五章 悬置于文字与言语之间的文化文本
第六章 文本和仪式：媒介对于宗教史的意义
第七章 圣祷记忆：作为思考媒介的仪式
第八章 引用的生活：托马斯·曼和现象学文化记忆
第九章 西方记忆中的埃及
译后记
自远古时期，记录事件的强烈需求便使人类开始求助于各种记忆术和符号系统，从而导致了文字的出现，而文字作为工具和载体迅速的扩展了记忆的能力和容量，使庞大的记忆内容不再作为被关注的对象。在近代，随着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史学的兴起，激发起了以回忆和记忆为对象的研究热潮。在电子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的现代（储存技术的发展），过去的记忆得以保存，记忆不再必须要我们通过不时地回忆与评判才能消化，但记忆信息量确实发生了大爆炸，这对我们的保存记忆产生了巨大的挑战。而值得我们思考和警醒的鲜活例子便是，当那些亲历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与灾难的一代人逐渐过世，对于共同形成的集体记忆而言可能意味着一个可能消失的门槛。传统的文化记忆形式面临着挑战，这不得不呼唤学者对回忆与记忆问题的关注。这个问题横亘在当下这个时代。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作品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和回应。20世纪以来，以“记忆与回忆”为题的研究在学界中开始盛行，很多学者就此著书立说。1925年，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就提出了“记忆中的某些东西具有社会基础”的主张，在其关于社会的记忆框架和集体记忆中的书中，他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的记忆只能通过与他人交流才得以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阿斯曼夫妇（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组织了一批各个领域的文化研究者，组建文字交流的考古学小组，开始了关于“口传”和“书写”的研究。在当时，多数的学者主要关注于文化的共识性，即把它视为进行协调和组织的系统，而阿斯曼夫妇则更关注文化的历时性，即它所起到的稳定作用和再生产的功能。此后，康拉德·恩里希（Konrad Ehlish）以此为基础，将文本定义为“在一个过度膨胀的局面的框架中被重新接受的信息”。扬·阿斯曼正是基于“过度膨胀的局面”这一概念，以莫里斯·哈布瓦赫的主张中这一社会基础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并进一步假定还存在着一个文化基础——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纵深中，人类已经将自身构建为一种有记忆的存在。扬·阿斯曼是国际知名埃及学专家，现为海德堡科学院（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院士，兼任德国考古研究所（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德国历史人类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等机构研究员。自20世纪70年代起组织有关记忆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被学界认为是使文化记忆理论系统化的第一人。扬·阿斯曼之后，“文字与文化记忆”“有文字和无文字社会的区分”“文化记忆”等话题成为当今西方学界讨论的基本命题，影响深远。《宗教与文化记忆》（Religion and Culture Memory）由扬·阿斯曼撰著，该书的原文版为德文，后由罗德尼·利文斯通（Rodney Livingstone）译为英文版，此书为黄亚平教授等译自英文版。本书以作者1993—2000年间的论文和讲稿为基础，试图阐明文化记忆理论的概念以及从各个角度提出的相关问题。《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又译为《吉加美士史诗》《吉加墨史诗》《鸠格米西史诗》，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文学作品，是已发现的最早的英雄史诗。图为记载其中“大洪水”章节的一块水泥板。《申命记》（Book of Deuteronomy）是《圣经》旧约（Bible）也是《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的第5卷书。这本书含有对耶和华的百姓发出的有力信息。图为现存最具历史意义的希伯来手稿。
本书用“文化记忆”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发展出一个国家的存在需要群体通过其文字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和政治认同的观念。必须记住什么和必须忘记什么不仅仅关乎一个国家的存续，更关乎其发展和福祉。历史或历史书写是现代人对过去存在的回忆和重建，需要一定的纪念形式。基于此，著者在导论中以新亚述人的萨萨乌仪式、印第安奥色治人的部落节日和奥西里斯神秘的卡诺皮克游行为例，阐明集体记忆和连接回忆（connective remembering）的关系和作用。集体记忆的任务，首要的是传播一种集体认同。社会以其所有规范和价值使自身铭刻于这一记忆里，并在个体中创造了权威。随后其提出了黏结记忆和文化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对比，指出只有伴随着文字的出现，文化记忆才能够发展出来，而且允许象征范畴的存储记忆的增长远远超出了作为黏结记忆的功能化的知识框架。在一定的环境下，集体记忆将人们从黏结记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只有文化记忆才能使个体自由分配自己的记忆存储，并给予机会让自己在其全部的记忆空间里确定方向。埃及女祭司墓中的壁画，埃及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498年至公元前2345年，位于埃及开罗吉萨高地。文化记忆和无形宗教的这两个概念在本书中可理解为是一个群体共享的知识，以及知识的范围、阐释和传播问题。其中，“宗教”概念凸显这一知识的黏结特征；“记忆”概念强调其建立连结和身份的能力。在第一章中，作者就此以古埃及为例展开讨论，探寻废除有形宗教和无形宗教区别的主要驱动力，以及“统一的”或退行性宗教的起源。在古埃及文化中，“玛阿特（Maat）代表着普遍和谐原则，这一原则在宇宙中表现为秩序，在人类世界中表现为正义。这样的概念在其他的文化中也均存在，用来描述一个最高抽象层面上的有意义的秩序的总和，比如希腊的宇宙（kosmos）、印度的佛法（dharma）和中国的道（tao）。古埃及的玛阿特观念与其他文化中的类似观念相区别的是它与政治权利的结合，但并不能被国家制度化或被具体化，它包括详尽的神圣或宗教所有秩序的基础。在埃及，测算时间是专属于祭祀们的工作，钟表是祭祀的用具，日历是因节日而产生的，月名建立在主要节日名称的基础之上。秩序本身最初就是一个宗教现象，通过仪式、节日、神灵和神话确立、制定和保持下来。《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sim），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三联书店，1988年7月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宗教的历史是一个压抑和回忆的心理动力过程，宗教的动力源也正是一个精神创伤和犯罪感、压抑和回忆的复合体。基于此，在第二章中，作者表明弗洛伊德把“精神创伤”和“犯罪”的概念放在宗教史，尤其是“一神论”宗教的中心，并用回忆和遗忘来解释这一历史正确的，但他质询了弗洛伊德的方法论，即“精神创伤”“犯罪”和“记忆”，与弗洛伊德认为他必须探索的系统发生的维度并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作者认为它们构成了宗教史和宗教文档表层真实的部分。弗洛伊德把“一神教”解释为一种父亲的宗教，它的历史可以被描绘成设定的“恋母情结”的冲突。但在作者看来，就宗教史和相关文化而言，比深度分析更重要的方式是我们的文化记忆档案的分析，“一神教”的“精神创伤”并不在于人类心灵的“恋母情结”这一深层结构，而在于摩西对真假的区分，也就是对文化记忆档案的分析。人类是怎样与这些文本一起生活的？这些文本怎样影响并塑造了人类的灵魂？文本被编纂乃至形成了怎样的冲突？敌对的力量、引起论战的潜力、一神教的心理力量以及它的文本都有待被穷尽性地研究。本书的第三章是关于古以色列和早期犹太教的传统与书面文化的讨论。在对传统文化和书面文化关系的讨论中，既涉及了隐含的、口头的记忆传统的边界，也涉及到了显性的、规范的文字传统的边界。引入文字的动力一定源自外部，文字出现之时也是传统改变之时。因此，探究这些外部刺激的性质是十分重要的。作者在本章中提出了五个不同的外界刺激，即律法的剥离和规范性过去的发明、传统的剥离、来自上方的正典、文本集团（textual community）和核心图书馆（central library）、偶像崇拜的革除和言语收缩的进程。这些外界的刺激不仅导致了文字的产生，还引起了传统的经典化，经典化的进程反转了书写和复制文本的政策命运，所以文本的历史就成了衰落的历史。另一方面，传统增加了文字的复杂性，它不再完全基于记忆，而是伴随着外部储存媒介的协助，获得了遗忘的新形式和重新回忆、位移和更新，延宕和回顾以及文化复兴。储存给予了文字巨大的发展潜力，文字开辟了一个文化延宕的空间，于是，文化过程转换成一出记忆剧，文字也摆脱了记忆的束缚。本书的第四章正是对此的回应和总结。在第五章，作者介绍了修辞学的文本概念，将信息和交流、内容和“语言的方式”进行了区分，并介绍了扩展语境的制度性形式。在第六章，作者详细阐释了研究与古代世界有关的宗教历史和媒介联系的问题，并在基于书本的宗教的起源和媒介历史的变化之间试图建立一种联系。第七章则是对媒介对于宗教史的意义进行了总结。在本书的最后，第八章和第九章是对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作品中“引用的生活”的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并对西方记忆中的埃及进行了阐述。在第五章，作者介绍了修辞学的文本概念，将信息和交流、内容和“语言的方式”进行了区分，并介绍了扩展语境的制度性形式。在第六章，作者详细阐释了研究与古代世界有关的宗教历史和媒介联系的问题，并在基于书本的宗教的起源和媒介历史的变化之间试图建立一种联系。第七章则是对媒介对于宗教史的意义进行了总结。在本书的最后，第八章和第九章是对托马斯·曼的作品中“引用的生活”的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并对西方记忆中的埃及进行了阐述。在该书中，扬·阿斯曼援引了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的理论和著作，但与原理论提出者不同的是，扬·阿斯曼使用这些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解释历史，而并非是借助历史以印证理论，这体现了作为历史学者对于历史学学科本身的自律性的高度重视和中正。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中存在一些编著错误，需要读者细加思考和辨别，如中文版序XI中应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意味着近乎纯正中国传统的终结”而非“1919年……”，16—17页注释15似为二次引用，原出处疑为《晋书·挚虞传》。其他类似问题在此不一一赘述。① [德]扬·阿斯曼. 宗教与文化记忆[M]. 黄亚平译. 商务印书馆，2018.
② 豆瓣读书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0407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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