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马格南官网消息,马格南著名摄影师布鲁诺·巴贝(Bruno Barbey)于11月9日因心脏病意外去世,享年79岁。


法国摄影师Bruno Barbey,1967年
他的照片也广泛被世界各大杂志《时代》、《生活》、《纽约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亮点》(Stern)等大量采用、发表,并被多所美术馆收藏。2016年当选法兰西艺术院院士。
布鲁诺·巴贝从小就表现出对摄影的浓厚兴趣,因此被瑞士沃韦艺术与艺术学院录取,学习摄影和图形艺术。
在1961年和1964年之间,巴贝开始了第一个大型摄影项目“意大利人”,去意大利拍摄当地平民。

1966年开始,巴贝在巴西工作,巴西之旅所目睹的鲜艳色彩唤醒了他童年的摩洛哥生活记忆,从此开始了彩色摄影的旅途。

1968年,他收到委托拍摄了巴黎“五月风暴”学生运动。当时,骚乱导致全国工人罢工,法国陷入停顿,并最终导致成千上万的学生和警察之间发生暴力冲突。

巴贝回忆说:“有一次,我和马克·里布(Marc Riboud)和亨利·卡蒂埃·布雷森(Henri Cartier-Bresson)一起去买了头盔,以保护我们的头部免受扔下的所有石头的伤害。我们很快意识到,戴着头盔使用相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将头盔丢弃。”
巴贝对着新闻事件展现出的非凡勇气,使他能够报道大多数摄影师不敢报道的故事。
1973年当红色高棉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在柬埔寨;当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初露峥嵘的时候,他在波兰。
尽管他经常处在冲突地带,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战地摄影师。取而代之的是,他更喜欢用自己的图像来讲述不断变化的世界。
巴贝与中国也有着不解之缘。
1973年,巴贝跟随时任法国总统的乔治·让·雷蒙·蓬皮杜首次来到中国。
到达北京之后,他视野所及是大片的红色,这种红色重复而繁密,遍布了大街小巷,出现在许多人拿的书上,出现在许多人的衣衫上。
这种红鲜明极了,它占据了大部分的公众视线,让人感觉密不透风。布鲁诺·巴贝很好地将这种红色和人群一起记录下来,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上欢迎蓬皮杜的学生;严肃的士兵——身后是颜色极其饱和的红色旗帜;城楼下聚集的红卫兵——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十五六岁的少年人。








但是当时,街道上群众的衣着都是深色单调的,工人的深蓝色工服、军人的卡其绿色军装以及普通老百姓的无性别的灰色中山装。

1980年,巴贝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是迎Stern和GEO等西方杂志之邀进行专题报道。巴贝去了北京、上海、成都和桂林。那时候的中国刚经历了改革开放,因此巴贝镜头下的中国也是一片生机勃勃,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巴贝不懂中文,不然他就能理解墙上标语“争分夺秒2000”与老人慢悠悠的太极拳所形成的的反差幽默感。
中国的发展翻天覆地,因此巴贝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巴贝每年都会到中国几次。每次去中国,都会拍摄,来展示给人们中国是怎样改变一切的。
巴贝擅长“盲拍”,他希望尽量不要干预被拍摄者的状态,让被拍摄者放松,自然。他可以一边吃着油条,一边快速抓拍早餐店主收款的笑容;也可以一边看着别处,同时拍下刚好看向他的小贩。他在巷子两边敏捷地来回走动。他说:
“你看,我要做的首先是观察周围的环境,然后对人物行走的路线进行预判。这样我就可以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接下来只需要等待人物走进我的镜头里,走到我希望他出现的位置,然后按下快门。”
“在我的摄影生涯中,我感兴趣的始终是人,以及人的各种生活方式。”
因此,他的每张照片,几乎都会出现人。
有时候也会发生有趣的事情。
在1973年,虹桥机场雨中欢送法国总统的人群中,巴贝的镜头抓到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在2006年6月17日出版的《旧闻周刊》对布鲁诺·巴贝的报道配图里,认出了自己。而2016年在巴黎,巴贝亲手向她签赠了这张照片。

有位也曾女士联系上他,说看到巴贝1980年在上海拍摄的一张少年宫手风琴班照片,照片上左手边第二个拉手风琴的女孩正是当时在读小学的她。现在她已经结婚,在国外定居。

上个世纪拍摄中国的外国摄影师有很多卡蒂埃·布列松、 爱德华 · 布巴、马克 · 吕布等,但他们大多用的是黑白照片。而巴贝却在这时候大胆使用了彩色胶卷,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对于色彩和黑白,大师这样说:直到近年来刊登在各类出版物上的照片才能实现色彩的准确复制,在那之前都没法很好地呈现色彩,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摄影师不喜欢彩色摄影的原因之一。我个人喜欢彩色,但是黑白确实可以在某些情境中产生戏剧性的效果,并且让画面有种抽象感。
布鲁诺·巴比一生拍过很多种类的照片,有街头摄影,战地摄影,商业摄影等等,但他还是最喜欢别人叫他“纪实摄影师布鲁诺·巴比”。
正如马格南图片社主席Olivia Arthur所说:“布鲁诺·巴贝在过去五十多年中一直是马格南家族的重要成员。他是前总统和社区的活跃成员,对摄影充满热情,从未停止拍照。他的照片在众多展览和书籍中受到赞扬,他的作品为他赢得了巴黎杰出的美术学院的一席之地。他的同事们记得他是一个高尚而温顺的人,从全球战争到他的出生国摩洛哥的街头,他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深刻思考。他的照片充满生命,他的遗产将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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