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闻丨逆境总是成就艺术——10位艺术家的人生逆旅

The Two Fridas, 1939, Frida Kahlo

《两个弗里达》，1939

逆境总是成就艺术。从长期被病痛折磨的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到被以“不道德”罪名监禁的伊贡·席勒(Egon Schiele)，以下10位艺术家或身陷囹圄，或遭遇放逐，而他们的艺术创作正与他们的处境相伴，继而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谢德庆、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等艺术家更主动将自己“囚禁”起来，试图向公众传递某种启发性讯息。

Ruth Asawa以她变化多端且充满神秘色彩的线性雕塑闻名，她把这些雕塑作品比作中世纪的锁子甲。她是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的学生，同时也是旧金山艺术学院(San Francisco School of the Arts)的先锋艺术教育倡导者。

生于加利福尼亚的Asawa最早的艺术启蒙在少女时代——但却发生在二战时期的日本集中营里。1942年，16岁的她第一次进入集中营。在圣安妮塔集中营住了5个月后，她被送到阿肯色州的罗韦安置中心，囚禁18个月。尽管她被迫住在柏油纸覆盖的改建马厩里，十几岁的阿萨瓦却在这里结识了几位同样被拘留的漫画家。他们教她绘画的基本原理，她也收获了不少灵感。

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Asawa说道：“我不怨恨所发生的一切，我也不责怪任何人。有时，恶况中有善果。如果不是被监禁，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谢德庆（1950年出生于台湾）是当下世界范围内最为特殊和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的工作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也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力和深远启发意义（尤其是1989年之后的行为艺术）。谢德庆曾于纽约创作实施了五件《一年行为表演》（1978-1986），其后骤然在“十三年计划”（1986-1999）期间彻底退出公众视野，直至2000年宣布不再进行创作。

▲《一年行为表演 1980-1981》（“打卡”）

在五件《一年行为表演》（1978-1986）期间，他直接用肉身践行晚期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存在与监视、 生产与控制、 纪律与服从。

这个系列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年行为表演 1978-1979》（“笼子”），谢德庆在其位于纽约的工作室里，建造了一个约3.5×2.7×2立方米的木笼子，将自己监禁于其中一年。在此期间，艺术家从不交谈、阅读、写作、听收音机和看电视。从“笼子”里出来几个月后，谢德庆创作了《一年行为表演 1980-1981》（“打卡”）。

▲《一年行为表演 1983-1984》（“绳子”）

紧随其后的是《一年行为表演 1981-1982》（“户外”），他露宿街头一年，其间不进入任何建筑物或遮蔽处，地铁、火车、汽车、飞机、轮船、洞穴、帐篷……只有一个睡袋。当“被监禁”和“无家可归”成为一种看似主动选择的状态——谢德庆以此方式检验个体意志的极限。

第四件《一年行为表演 1983-1984》（“绳子”）则开始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和行为艺术家琳达·莫塔诺在腰间用一条长约2.4米的绳子绑在一起，却互不碰触一年。接下来的《一年行为表演 1985-1986》（“没有艺术”）宣告此系列的结束，谢德庆在这一年里不谈、不看、不读艺术，不进入画廊或博物馆，只是正常生活。谢德庆的作品摧毁性地瓦解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边界。

约瑟夫·博伊斯是一位极具野心和宏大视野的德国艺术家、理论家。他以艺术创作推动西方文化环境向和平、民主的方向变革。作为艺术史上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人物，博伊斯是二战后最有远见和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大量且类型多样，从行为艺术到绘画、雕塑、装置，到平面设计，其内容都深深根植于人文主义、社会哲学以及人类学的概念。

《我爱美国，美国爱我》——是1974年，在纽约一个画廊空间，博伊斯与一匹野生狼崽持续共处三天三夜的行为作品。这件作品叙述了博伊斯与美国之间的矛盾的关系。作为一个带有符号意义的宣言，他与美洲土著的神兽丛林狼在一起生活。

刚一到达肯尼迪国际机场，博伊斯就从头到脚将自己用毛毡包裹起来，躺在担架上被送进一辆开往画廊的救护车。他随身携带的行李只有几件衣服和一些必需材料。同时，他将 一些《华尔街时报》放在地上，看小狼缓慢而从容地在这些报纸上逐一撒尿。

博伊斯面对小狼进行了一系列动作，每次持续1个半小时，在三天时间里共重复超过三十次。这一系列动作的基本流程不变，而小狼的反应却每次都不一样。令人惊讶的是，野狼撕扯了贝伊斯罩在身上的斗篷一段时间后，居然开始容忍他的存在，甚至在表演结束时接受了他一个拥抱。博伊斯认为，野狼是不羁的美国个人主义的体现，而独处，是艺术家与自然象征性的和解。

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洛的自画像举世无双，她的作品以痛苦和激情为主题，用色大胆、充满活力。因关注墨西哥和本地文化她在当地闻名，她对女性经历、和女性形式的刻画也让她成为了女权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早些时候，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受过两次严重的身体创伤，这使她长期卧床不起。她六岁时染上小儿麻痹症，这对她的腿造成了永久的伤害，让她终生受此困扰。

▲Tree of Hope, Remain Strong, 1946

12年后，那时她还是学生，她乘坐的公共汽车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将她从车上摔出，使她脊椎和骨盆骨折。弗里达本打算学医，但在漫长的康复过程中，她的精力转向了艺术，在床上画了第一幅自画像。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卡洛会周期性地因病无法离开房间；为了适应这些，她给自己的床做了一个画架和一面镜子，这样她就可以继续画画了。

弗里达的绘画作品常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的代表，但她本人却拒绝这种联想：“他们认为我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是。”她说。“我从来没有画过梦。我只描绘自己的现实。” 

古尔森·卡拉穆斯塔法作为土耳其当代艺术的代表，卡拉穆斯塔法的作品融合了社会政治评论、自传、流行文化和土耳其民间传说，通过拼贴画、服装、面具和道具来表达（她最初是一名舞台设计师）。1971年土耳其政变期间，这位艺术家因协助政治异见人士而被捕入狱。在获释后，她被罚16年内禁止出境。

▲Körebe (Blind Man’s Bluff)，1972-1978, acrylic on paper，23 x 17，Private Collection

在此期间，她画了情感丰溢的“监狱绘画”系列作品，这15幅作品记录了她记忆中和狱友们一起生活时，那些温柔、亲密的时刻。她后来这样说道。“我画这些是为了保存记忆，为了能够记住发生过什么。”

无论用当时的社会标准考量还是用我们现在的社会标准考量，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的生活方式都很独特。他和他十几岁的情妇以及他的缪斯女神沃利（Wally）经常被人排斥，在奥地利到处搬家。但最让公众感到愤慨、厌恶的是席勒那瘦弱、扭曲、赤裸裸的色情肖像画。

▲Lovemaking, 1915 © Leopold Museum, Vienna

1912年4月，席勒的家和工作室被当地警察以搜寻其不道德的证据为由翻了个底朝天。超过100幅席勒的画作被查封，他也因涉嫌色情罪在等待审判期间被监禁了24天。

席勒的狱中生活也许是这位艺术家短暂一生中最深刻、最具情感冲击的事件，但他将自己的情感融入了他的“监狱绘画”——一系列未经心理加工便被创作出的作品，被认为是他画家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尽管最终被证无罪，但审判过后，他因“未能将色情裸体材料保管好”又被判了额外的三天监禁 。

芭芭拉·艾丝掌握抓拍照片的技巧要远早于我们。几十年来，这位美国摄影师、音乐家一直在用针孔相机拍摄忧郁、昏暗的照片，捕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纽约的深夜场景到更近些时候的美墨边境生活。

▲Untitled, 1986

2018年，艾丝窝居在公寓里，发现自己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这场病持续了一个多月。她在镜头前放置一个小型望远镜，将目光转向了她的公寓和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就这样，她的“闭关”系列诞生了，这是一套用银、黑、白三种颜色的蜡笔标记的小照片，之后被扫描、放大。

▲Untitled, 1988 

1996年，年轻的英国艺术家翠西·艾敏(Tracey Emin)进行了自我隔离——她在斯德哥尔摩一家上了锁的画廊里呆了两个星期，除了一批空白画布和她的创作用品外，她什么都没带。艾敏赤身裸体，通过一组安装在画廊墙上的广角镜头，可以看到艾敏在疯狂地创作。

▲Exorcism of the Last Painting I Ever Made (1996)© Christie’s

艾敏首先钻研了她所喜爱的艺术家（席勒、蒙克、伊夫克莱恩）的画，并从中获得灵感。最终通过他们遗留下来的作品，形成了她自己那深刻的自传体式的视觉语言。这个名为“最后一幅驱魔画”的系列作品，涵盖了12幅大型油画、7幅人体画、79幅素描图纸，这将成为她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这件作品2015年在佳士得拍卖行以72.25万英镑售出。

艾格尼·马丁（Agnes Martin，1912-2004），加拿大裔美国抽象画家，以简约的几何抽象实践闻名。马丁用铅笔勾勒出苍白的线条，她的作品深受抽象表现主义影响，同时又比极简主义多了几分设计。马丁的实践形式严谨，但她并不追求完美。她受道家和其他东方哲学的影响，认为艺术作品是自然模式的反映。因此，马丁的许多抽象作品都以自然现象命名，如《白花》(1960)或《夜海》(1963)。

▲Buds, 1959

她与埃尔斯沃斯·凯利(Ellsworth Kelly)、罗伯特·印第安纳(Robert Indiana)、莲娜·托尼(Lenore Tawney)等人在曼哈顿下城的Coenties Slip——这个松散的艺术家聚集地合住一间工作室。她沉迷于自然现象，同时也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1968年，她离开了这座城市，前往相对孤立的新墨西哥州，在一个自制的土坯房子里生活、工作了一辈子。

2004年12月16日，马丁在新墨西哥州的陶斯去世，享年92岁。她曾说：“自然就像拉开帘幕一样，你走进去。我就是想画一个这样的回应。”"我的画是关于融合，关于无形的。"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是具有世界声誉的挪威画家，他的绘画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悲伤压抑的情调。时值西班牙流感肆虐，这位创作了《呐喊》的画家也染上了流感。众所周知，他对病态事物颇为关注，至此，他开始描绘自己病态的样子——画了《西班牙流感自画像》（1919）和其他几幅康复中的自画像。

▲Woman on the Verandah Painting

50多岁的蒙克，似乎拥有比他描述中更具健康的体质。与被认为死于流感并发症的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不同，蒙克流感后恢复了健康并多活了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