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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假肢 I 李泽广：民主的肉身：韩国整形手术和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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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ri Ancarani, Da Vinci (2012), Courtesy of the artist

‘像韩国的朴正熙、朝鲜的金正日、新加坡的李光耀这样的专制政治家和独裁者，认为“我们”亚洲的现代性是不可理解的，也无法用西方的标准解释。但这里的问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亚洲的历史局势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证明了脱离传统自由主义或者脱离公民政治的现代化的可能性。亚洲现代化揭露了自由政府治理术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取消，文明和生命政治的分歧，以及，由福柯明确指出的，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危机。’

亚洲假肢

de Art Center亚洲假肢专栏，专注于地缘与生理上的亚洲，翻译介绍当代艺术，机构批评与生命政治的研究。后续内容，尽情期待。

民主的肉身：

韩国整形手术和人力资本

The Flesh of Democracy:

Plastic Surgery and Human Capital in South Korea

Alex Taek-Gwang Lee

Alex 李泽广

*原文发表于Telospress 2018年秋季刊，特此经作者允许翻译转载。

1. 引文“解放你的身体”

一个女孩踏着如模特般的台步在舞台上登场。但观众能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有舞台灯光勾勒出的她的身影，并不能认出她来。黑暗中，女孩在简短的T台秀之后被主持人们询问道：“你是我们想要再次见到的那个人吗？”女孩高兴地回答他们：“是的，我是”。他们又重复了一遍问题，“你确定吗？”她再次回答：“是的，我是那个人”。接着主办方的主主持人宣布道：“那，让我们来看看站在那里的女孩是不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人。”她的身影终于在灯光下显现出来，伴随而来的是来自观众的惊呼声。整个节目以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结束了。原来，那个女孩因为饱受自己外貌之苦，向一档可以为对自己容貌不满意的人提供整形手术的真人秀节目提出了申请。

这档真人秀节目叫做Let美人（Let Me In）。在韩语中有着“让我过上快乐的生活”和“让我变得漂亮”的双重含义。汉字“美”在韩语中的发音和英文中的“me”很相近，节目的标题就暗示了韩国社会的病征所在。因此，这个标题的选择并不能认为是一个偶然；其中看似怪诞，或者至少是不寻常的暗示，让我们想到了常见的功利主义的预设，比如，效益取决于对“快乐”数量的管理。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幸福依赖于快乐的数量：功利主义者会说，"你拥有的快乐越多，你就越幸福"。当然，只要你站在伦理学上“正义”的这一边——人应该与社群中的其他成员分享同等幸福，或是效益的一部分——这个原则可能是一直适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功利主义控制对快乐的平均分配就很重要了。管理欲望是功利主义民主观的核心。在这里民主不是欲望的解放，而是要求控制或者实现自己欲望的责任。

附于平均主义欲望分配的功利主义要求之上的，是总是已经预设了的美学和伦理之间模糊的边界。你必须在一种平衡中享受你的快乐，否则你就有被指责的危险。Jacques Rancière对于美学和伦理学之间关系的讨论强调了这两者是如何结合的。Ranciere认为美学是一种对空间与时间、可见与不可见、话语和噪音的划定。同时，美学决定了政治作为一种经验形式的位置和问题所在。感性的分配构成了美学领域中共同体伦理的部分；换言之，伦理的维度总是存在于快乐的分配中。的确，美是任何共同体必然的分享快乐的方式。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联系是现代快乐原则的基础，而它也催生了平等的原则。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Let美人这档节目也遵从着这样的快乐原则。讽刺的是，节目标榜着“让美从你的内心中焕发出来”。它巧妙地描述了有关欲望的辩证关系。我提出平均主义的快乐来形容韩国流行文化的辩证的欲望。这也与平等原则有关。不管它曾经代表着什么，此时它展现着一种平等的快乐，即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快乐，那么所有欲望都是平等的。因此，平均主义的快乐是一种减法的结果。从“好的或健康的欲望”中必须剔除的所谓“坏的或病态的欲望”或者说‘极乐’ jouissance。平均主义的快乐是一项强制共同体中个人的平等状态的公理性规则。这种状态已经消除了‘极乐‘其中的单一性。韩国真人秀Let美人以这种方式映射了韩国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即新自由主义的物质主义之下（neoliberal materialism）作为资本的人。在这档节目中，美成为了资本主义积累新模式下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一种资源。

亚洲假肢 I 李泽广：民主的肉身：韩国整形手术和人力资本崇真艺客 Let美人第四季

大约四十多年以前，Theodore Schultz、Gary Becker和Jacob Mincer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为后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些方面提供了解释。人力资本理论运用复杂的数学公式来证明人力资本的可能性，然而它的大致目标是为了证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可以获得更多回报。尽管人力资本的概念需要严谨的数学证明来估算，它已经成为了公共讨论中常见的一部分了。在我们的生活中，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一个流行词。蓬勃发展的自我提升产业（self-help industry）表明了人力资本理论已经不再停留于学术界的范围内了，它已经向市场蔓延。自我提升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充斥着书店以及会展中心。它从普通人中培养名人，并且殖民了没有察觉到它的无意识的当代人。其当务之急是你必须提升你自己的人力资本，否则你就会被淘汰出局。韩国的情况也不例外，Let美人就依附于这样的逻辑。

后工业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在理解劳动力方式上形成鲜明对比的生产方式。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在工业资本主义中，经济价值计量方式预设了所有劳动力都是平等的这一观念。这种观念是劳动计量的基础。人力资本的概念却站在这个观念的对立面。它认识到了劳动力质量的不均等和提升员工效率所需的必要投资。劳动者和雇主的教育、经验和能力组成了整个经济形势的经济价值。最常见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方式就是教育。用数学和数据鼓吹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家们认为，教育是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的最优先的选择，他们的人力资本因此也能得到提升。较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能够提高生产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韩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催化了高等教育的大门向更多人打开，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于技术工人的必要需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当时韩国上下对经济发展的热情与韩国的教育热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那时，国家经济发展派设计了以强势政府主导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今天，国家经济发展的思想仍然存在，但它转化为了一种个体自我发展的观念。当下国家经济增长推动的教育热潮，煽动了人们对于外貌管理的热情并将其与人力资本的增长挂钩。

2.整形手术的意识形态

人力资本理论是新版本的新古典经济学。Pierre Bourdieu直截了当地将其斥为一个神话。对于Bourdieu来说，经济的数学模型可以合法化人力资本理论。因为它允许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经济逻辑与其存在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分隔开来。简单数学模型和对假设的模拟检验的使用为实验方法提供了假设，但它们并没有机会获得普遍的结论。它们可以被明确地理解为历史的。简化的经济模型并不能接近历史中的现实。Bourdieu对经济模型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直接的，但也是有效的。但是，不管这些经济模型提出了什么，在结果上都成功地证明了后工业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生活的新常态。

Let美人就是一个证明了经济模型是如何将新自由主义的物质主义人力资本的观念灌输到人们头脑之中的例子。对于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定义，而且我们不难发现有各种分析其影响的方式。然而，人们较有共识的一点是，新自由主义引起了生活意义的范式转变。Michel Foucault是一个审视新自由主义起源和对日常生活重大影响的人。他的分析有时停留在了描述的层面上因为并没有完全得到发展，但他对自由主义治理术（liberal governmentality）转变的系谱研究却是很有见地的。在Foucault的分析中，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强调了个体之间为了经济发展竞争的天然原则。

根据Foucault的观点，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和生命权力（biopower）是区别于至高权力（sovereign power）的现代权力形式。至高权力行使的是夺取或允许生命继续的权力，而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将个人的自主或自由作为前提。它们代表了18世纪以来对于生命的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方式。此外，尽管生命权力和规训权力两者常常交织在一起，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生命权力关注群体（人口的概念）而非个体。如果规训权力以规则限制了个体的身体，那么生命权力则是在群体生活规范层面运作。生命权力的目的是生活的管理。通过生命权力控制生活要求的是一种新形式的治理，一种建立在Thomas Hobbes所说的“肉身自由（corporeal liberty）”之上的治理术。如Foucault指出的那样，这是理解为现代性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被自由正名的生命政治和生活治理术的总体框架，如“以自我限制为原则的治理理性”。生命权力作为管制力的一种形式形成了生命政治。生命政治的目的是控制人口，其策略是由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制定的。自由主义总是与经济而不是政治相关，因为生命政治是人口的问题，而人口问题又是政治经济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主义者标准下的治理应该限于经济真理问题并与经济相率相适应。因此，效用被认为是治理目标中最关键的因素。自由主义的这一公理与raison d’état并不一致。“实践的合理化将自己置于两种状态，给定的和必须要建设和建造的之间”。

最初，治理术应该要求稳定其规则并且合理化国家的目标。这样的话，治理的任务是与国家应有的形态一致的。如Foucault所言，在自由主义治理出现之前，治理理性是将国家在所能考虑或计算的范围内最大化的一种手段。这种理性是为了接近一种强大的、富裕的和永久的国家形态。但是，自由主义显然是反对这个前提的。自由主义治理的问题所在是如何将治理理性限制在经济真理上，也可以说是限制在自由市场的真理上。从这一转变中，政治意味着将治理机构之间的关系理论化，并诉诸于一种作用于个体和人口的，有关预防性免疫（preventive immunization）的规训和生命权力的行动。在自由主义制度之下，生命政治很有可能与作为政治和科学问题的人口相关，构建出对生命（bios）完全不同的知识境况。

自由主义倾向于赞扬有限的治理，在尽量少的治理之下最大化其效率。因为自由主义的原则建立在生命权力的两个层面上：规训和生命政治。生命权力的目的是通过专业学术实践获得知识/权力（knowledge/power）。科学作为知识/权力在作用于个体和人口的生命权力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的崛起似乎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衍生的优生学有关。Chloë Taylor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也许可以被描述为生命政治的运动，因为它们涉及通过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身心健康和移民的干涉来管理人口健康和效率的策略。即使这里什么被认为是“健康的”是存疑的，因为它囊括了从健全主义（abilism）和阶级主义（classism）到性别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偏见……在有利于家庭财政、社会和政治激励措施，基因定制婴儿，遗传咨询，引产（preemptive abortions）和“天才精子库”的建立等有争议的问题上，科学的优生学用途仍在继续。其中许多例子涉及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来改善个别婴儿和整个人口的基因，同时防止被认为“不合适”的婴儿出生。因此，这些生命政治实践进一步确立了健全主义社会的偏见，同时以越来越不受国家限制的方式继续实现优生学的目标。

Taylor的观点揭示了生命政治的基础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Herbert Spencer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种，竞争的观念是一种抽象的机制，用来证明市场是生存的自然条件。个体通过斗争来成为“最适者”，这样的情况是由市场的本质即竞争煽动的；否则，根据进化的自然规律，个体会消亡。竞争的观念成为了战后资本主义生活的新常态，它通过现代化强加给了非西方国家。韩国是战后资本主义跟随美国政策最成功的的国家之一。亚洲国家冷战时期的反共意识作为规范性原则并来生产全球性生产分工下的现代身体。专制国家权力对现代身体实施竞争法则起到了关键作用。狂热的教育潮为整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成功做好了准备。因此，韩国现代化的进程是战后自由主义已经预设干预主义并为新自由主义铺平道路的一个例子。

在专制治理的基础上，战后自由主义建立的国家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机器，内化了生命政治中自我治理的想法。这一历史进程对于理解像Let美人这样的真人秀的流行有着重要意义。节目中伴随着竞争原则的人类身体新自由主义化，引向了极端物质主义的“肉身自由”。

考虑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新自由主义自我治理会引起广泛传播的“一个劳动者应该提升自我人力资本”这种想法的痴迷。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去增加人力资本的观念，一个劳动者应该像Steve Jobs一样有生产力的观念，几乎被人们当做一种道德标准。根据这样的规则，个人必须证明他或她的价值可以与市场价值进行等价交换。而作为bios的具象表现的人的身体被视作资本主义积累的潜在生产力。

严格来说，痴迷整容手术背后的的动力不过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吸引力，因为在韩国外貌的吸引力在找一份好工作时是一个重要的优势。这样的情况驱使着人们相信获得一份好工作意味着抓住了积累人力资本的更好的机会。如Matt Stiles所报道的那样，“面对有福利的工作的激烈竞争，很多申请者感到他们必须通过提升自己的外表来获得优势”。当然，“一些人会去做皮肤或整形手术。”根据报道，一个就业博客告诉求职者“大公司喜欢‘大眼睛’而政府喜欢‘高鼻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Let美人这样的电视节目应被认为是一种新自由主义身体政治的症状。

随着激烈的就业竞争，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的外貌主义（lookism）构成了意识形态共识的核心，即所有人都必须通过管理他们的肉身来发展自己的价值。尽管求职者都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找工作的资格，外貌成为了竞争中的核心问题。外貌在这种浮于表面的物质主义中占据中心位置。更重要的是，本来普通的容貌突然变得需要被注意，至少丑变成了一种残疾。这样一来，整容手术背后的意识形态就恰恰存在于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再生产之中。而且，这种再生产的策略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中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以最终达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没有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

亚洲假肢 I 李泽广：民主的肉身：韩国整形手术和人力资本崇真艺客

医美医院消费者问卷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整形手术（plastic surgery）”而不是“美容手术（cosmetic surgery）”这样的词的广泛使用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整形手术”似乎消除了“美容手术”中所包含的欲望的罪恶感。“美容手术”暗示了对于美的过度的渴求，而任何过度对于功利主义都是危险的。欲望，对于享乐的过度热情，会破坏平等主义秩序下的快乐原则。相对的，“整形手术”似乎缺少了对欲望的暗示。如果你说我想去做“整形手术”而不是“美容手术”，它听上去像是你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去做一些必要且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生活的新常态即个人有责任去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来获得想要的东西。

韩国的情况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本质，它将像肉身和灵魂的差异糅合为一体。这种物质主义无非是将所谓的平等强加于人。个人在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中应将自己视为平等的实体。那么这种物质主义是什么呢？Alain Badiou在Logics of Worlds中阐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民主物质主义”这种没有真理而仅在肉身和语言上确认某些信念的公理性的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关键区别。问题在于思维方式，而不是欲望本身。

3. 亚洲的生命政治

Let美人展现了自我发展的新自由主义观念是如何控制“肉体自由”并且超越了自由主义的限制。在通过临界点时，它揭示了功利主义理想的幸福落入了内部的危机。当所有人都想要获得他们自己的幸福时，一个悖论就出现了。为了得出解决这个悖论的办法，必须引入竞争理论来管理平等的民主原则。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支持竞争的理论来源。这样的话，人力资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当代变体。

回溯到20世纪早期，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起引入亚洲。日本是历史上第一个引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家。日本学者翻译了包括Herbert Spencer和Thomas Huxley的欧洲社会达尔文主义文本。1877开始，美国生物学家Edward Morse开始在东京大学教授动物学。Morse曾是Darwin的一个通讯员，他也是第一批向日本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之一。他主要对动物学的进化论感兴趣，但他偶尔也将他的科学研究用于了解日本历史。根据Morse的达尔文主义观点，他大胆地认为古代日本历史是“‘适者’对‘不适者’的一系列暴力征服”。这种理解“与作为大众化模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吻合”。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将神道教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转化为日本自己的官方意识形态来为帝国主义的自信背书。物种的进化作为一个理论范畴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综上，这样的进化论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新的科学，以一种现代的方式解释了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世界比作是丛林。丛林中物种之间的适者生存竞争构成了生命的本质。生物的科学性知识似乎保证了日本在国家的竞争中可以成为那个“最适者”。这样说来，对于那些渴望现代化的人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质就是为了生存而竞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的兴起，给韩国带来了极为有效的立场。韩国青年学生兪吉濬（유길준Yu Kiljun）是最早接触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他在1881年被派往日本，参加了当时的‘韩国官员赴日考察团’，并在当地进修。在东京的时候，他参加了Morse的讲座并被他的教学吸引。两年后兪吉濬回到韩国，他写了一篇有关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解的短文，名为《竞争理论》。兪写道：

在人类生命中的所有事务中，几乎不可能找到任何不依靠竞争的事情。上到国家事务，下至家庭事务，所有事情都是因为竞争而获得进步。如果在人类生活中没有了竞争，那么智慧、美德和幸福又怎么会有进步呢？如果国与国之间没有竞争，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增强自己的实力、财富和声望呢？

兪吉濬认为“愚笨的男女因为缺乏竞争精神，注定生活在贫穷和愚昧之中。相反，有志向和智慧的君子每天都在修炼自己的智慧和德行，并且提升自己的技能；他们之所以对天下国家有用，是因为他们有着强烈和崇高的竞争意识”。对于兪来说，现代主体性是建设一个新的国家的必要条件。生命政治的观念，包括规训对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解是有影响的。兪的观点和自由主义生命政治的相似之处并不是偶然。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个人自由必须以自由经济活动，特别是自由市场的竞争来支撑。按照Foucault的说法自由主义起源于18世纪，它无异于一种根据经济规则和有限政府理论来规训生活的新方式。市场成为了自由主义理论保护伞之下的真理，也就是说，成为了自然选择法则的焦点。最适者必须在中周围（市场）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当兪吉濬写下《竞争理论》时，自由主义接纳的竞争观念对亚洲的政治至关重要。因为它将导致一个对社会问题理解的范式的转变。比如，人们曾相信一个不能治理民众的昏君是国家贫困的原因。但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角度出发，人们开始认为贫困仅仅是个人失败的结果。贫困是竞争过程中的副产品；自由市场的自然法则必然会让在竞争游戏中失败的人变得劣势。自由主义政府由完整的自然法则所定义，而这一法则让人成为在经济的‘自然状态’中呈现其个体性。兪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解与自由主义生命政治兼容的，并且起到了批判无力的韩国君主制的效果。但他却对现代化的民主机制并不感兴趣。吸引他的是社会进化的法则，它可以类比于物种的自然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兪将国际关系看作是一个适者生存自然竞争环境。优胜劣汰的竞争将进化的必要性强加于人类身上，从而推动着历史的车轮。韩国君主制的衰弱对他来说也是这一不可抗拒的过程的必然结果。

不论兪吉濬是否混淆了自然与社会，他的观点的问题在于，如果历史的转变仅仅是进化法则的实现，那么历史中就并没有主体性的位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质主义框架解释了如何从上至下地正确地管理个人的生活，而忽视了生产方式中的社会关系。那么，这种智识倾向的政治结果最终导向兪认同日本对韩国的殖民这样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因为兪认为强国应该通过进化的必要性来赢得与弱国之间的国际竞争。他将帝国主义视为民族国家进化的最高阶层的态度，可能来自他将竞争理解为根植于生活规范价值的自然法则。按照这样的逻辑，治理的关键要素就是让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亚洲假肢 I 李泽广：民主的肉身：韩国整形手术和人力资本崇真艺客

青年兪吉濬及其著作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接受程度比这让人瞩目。严复是一位John Stuart Mill, Thomas Huxley和Herbert Spencer的中国译者。他被称为将自由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学者之一。他于1905年10月13日发表了一场关于政治的公开演讲。在这场讲座中，他强调了政治仅仅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民族国家的治理的科学。他将科学从科技中区分开来。严复坚信只要能够正确地意识到历史的科学规律，中国人就能够在政治中生存下来。他的演讲在整个亚洲知识界，特别是在中国，有着很大的影响。

严复的讲座是有关于政治的科学理论，但也表现出了一种透过社会达尔文主义滤镜看自由主义的方法。他对Mill理论的翻译展现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与Spencer的社会进化论交织在一起的。引用学者张灏的话来说：

严复之所以对西方价值观下的 ‘生命力’（vitality）和斗争概念感兴趣是因为他觉得这些观念是西方国家富强的关键。同样，严复被这样的价值观引导，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这些价值是中国衰弱的原因。

和兪吉濬观点相似的是，严复也发现了自由主义中占主导位置的竞争观念. 由于严复在中国知识界传播竞争的思想的尝试，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了建立国家身份认同的核心，并结合了根植于家族血缘的等级文化的共同体想象。这样的转变围绕着自然选择在文化和社会中的应用。其逻辑不仅仅是对‘超人生物体’（super-biotic entities）普遍选择的生物学意义的应用，而是生产有关变异、选择和保留自主文化身体的知识。作为对整个思维方式的重构，“民族”这个概念很容易转变为一个范畴。在这个范畴中，构成“我族we”的逻辑基础将“非-我族non-we”排除在成员之外。

生命政治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是进步主义一道，主宰了亚洲文明。这样的政治组合暗示了与西方预设不同形式的“民众的理想共同体”。“民众作为理想的人”并不常见于源自亚洲生命政治的想象。在这里有的是被还原为，作为生命实体的人口，而他们只是构成了生产力的劳动力。那么认为亚洲的现代化是独特的，因此推断没有普遍性的存在是正确的吗？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确实如此。像韩国的朴正熙、朝鲜的金正日、新加坡的李光耀这样的专制政治家和独裁者，认为“我们”亚洲的现代性是不可理解的，也无法用西方的标准解释。但这里的问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亚洲的历史局势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证明了脱离传统自由主义或者脱离公民政治的现代化的可能性。亚洲现代化揭露了自由政府治理术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取消，文明和生命政治的分歧，以及，由Foucault明确指出的，独立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危机。

4.结论：法则的失败

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社会理论批评了功利主义式的欲望管理，强调了人类的天性。根据这些理论，进化法则统治着社会。如果一个国家想要保持在进步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应该遵从法则。不然的话，人类就会倒退并且很快灭绝。尽管进化法则被称作自然法则，但它其实指向了经济决定论。也就是说，经济是人类生活的基础。社会的一切都应该服从于物质基础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是维持不断进化的究极实体。这样一来，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烙印，自我管理的主体性观念，培养了只有强者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观念体系。优生学就是社会进化论的极端版本，这场进化竞赛的赢家就是最强者。

自由主义失败之后，达尔文主义的病态改写“适者生存”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其维护者自然会声称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思想与优生优育的想象无关。但是，是Spencer创造了这个概念并传给了Darwin。Spencer将进化的概念发展为从简单的、不确定的、不连贯的到复杂的、确定的和连贯的过程。因此，不管Darwin的本意是什么，Spencer的适者概念似乎并没有脱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容。

在20世纪初的亚洲，成为最强者的愿望对国家建设进程至关重要。但在21世纪的今天，发展完美的人力资本成为了强制性的。国际竞争中胜者为王的观念曾是资本主义‘国家理性’，而现在，同构的竞争法则是资本主义下个人层面的‘国家理性’。这种转变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转型。它鼓励着人们用享乐主义的方法解决社会不平等。如此，社会问题就突然转变成了个人的事情；需要解决问题的责任不再由政府或社会承担，而是面对它们的个人。人是否能管理他或她的欲望成为了人力资本的终极正义论。欲望的自我管理是新自由主义平均主义的基本理念。平均主义矛盾地将自己置于对市场竞争中输赢双方、资本主义的最适者和最不适者间的不平等辩解之上。

同时，人力资本理论是20世纪初进化想象拥抱社会达尔文理论的变体之一。进化法则仍然扮演着构建新自由主义平均主义的关键角色。进化法则似乎禁止过多的欲望来妨碍人力资本的积累。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赢家，你的欲望必须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相符的。否则，你会在竞争的过程中灭亡。新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是快乐原则的另一个面向，是当代自我享乐的强制命令。为此，尽管你并不能真正享受，但也应该假装如此。自我享乐是资本主义下消费主义能量的源泉。享受你自己’是潜意识的秩序——总是过度，但聊胜于无。

如Let美人节目中展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平均主义的法则是不能实实在在地使自我真正满足的。自我享乐的法则从来不是万能的，而它实际上是无能的。快乐原则试图掩盖真相：“它者”缺失的真相。并没有这样的法则来禁止我们拥有自己的欲望，而是我们自己阻止自己去知道这一事实。欲望不仅仅是从其对象来获得满足。这是为什么功利享乐主义无法实现它的目标的原因。欲望并不是一个整洁干净的房间，它是一个里面总是有些椅子已经倒下的房间。欲望从新的情境中产生，在那里，欲望本身甚至是被分解或消亡的。欲望从来就不是平均的，而是在不同层面上的相互独立。韩国对整形手术的热情表现出了生命政治的终极立场，它与人力资本理论相结合，却也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式的快乐是不可能的。

亚洲假肢 I 李泽广：民主的肉身：韩国整形手术和人力资本崇真艺客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撒切尔夫人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鼓吹者，而她也曾多次公开表示对李光耀的赞许和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