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惊蛰》之后——走出创作的“牢笼”，我还年轻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内刊

《话剧》杂志2020年第3期

总第245期

《惊蛰》之后

——走出创作的“牢笼”，我还年轻

文/王静怡

“从那以后我经常在想，如果有人愿意把笼门打开，这些被圈养的动物会出来吗？出来后如何生存？在以人类为主宰的城市中，到底哪种选择更安全？”

——《惊蛰》编剧王静怡

《惊蛰》“新文本孵化”演出剧照 摄影：尹雪峰

我是个阶段性犯懒的人。有时候是一两天，有时候会长一点。比如这一次，也不算太长，大概持续了9个月。

去年的节目单和票根，上周才开始整理。这一整理才发现，离《惊蛰》最后一场演出结束竟然已经过去了一整年。

这一年全人类遇到了很多坎坷，而我本人并没什么大事发生，就是工作了，稍微长大了，仅此而已。

我还在很努力地学习着做个编剧，也攒了几个剧本，有的演完了，有的准备演，还有的正在写。仔细想的话，如果说和《惊蛰》演出前有什么不同，大概是我更“敢写”，也更“不敢写”了。

严格说来，《惊蛰》是我作为编剧在舞台上完整呈现的第一个作品。从排练到演出，我在剧组的哥哥姐姐（和弟弟）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除了在专业上，他们更多地给予我的，是自信。

在这之前，每逢要写剧本，哪怕是个小品，我都会想：

我能行吗？

我的水平够吗？

我写出来的东西能达到演出标准吗？

当初把《惊蛰》的剧本交给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

直到它在大家的帮助下“活”在了舞台上，我才感受到，我写的剧本，不管大多数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起码是“能看”的。

我想我这一年能有更多剧本的产出和《惊蛰》的演出有莫大的关系。

能看，我就敢写。

《惊蛰》“新文本孵化”演出剧照  摄影：尹雪峰

然而写得越多，有些问题就越发不可回避地出现了。

写《惊蛰》的时候，我还没从学校毕业，留给我的自由尚且还有很多。就像剧本里写的一样，我觉得我还有选择，要趁有得选的时候好好地选择，好好地表达。我知道它有很多缺陷，但还是很为它骄傲。因为它在代表真正的“我”说话。

毕业之后，却总是感觉再也没有为“自己”写过一个字，说过一句话。

我所受到的教育，尤其是我在南京大学七年所受到的熏陶，时刻都在提醒我作为写作者要有所担当，有些问题即使尖锐或使人难过，也都是客观存在且值得思考和讨论的。我也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感”走出了校园。

然而事实上，去写能相对自由地表达出自我观点的作品比我想象的还要难。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跟自己赌气，觉得那不再是纯粹的写作。尤其是遇到和自己价值观有冲突的要求，经常会气得自己睡不着。随之而来的是心态的改变。以至于后来再修改《惊蛰》的时候，我是认真地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改。

当然，这说白了就是无病呻吟。每个编剧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也早就在做接受的准备，只不过一直在犹豫到底是接受对还是不接受对。

我依然还有表达的权利，我写的每个字最终都是在为自己负责。只有自己首先不再抵触，才能尽我所能地去传递出真正的自我。如果我做不好，那只能怨自己能力不够，怨不得其他任何的客观条件。

道理谁都懂，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

《惊蛰》“新文本孵化”演出剧照 摄影：尹雪峰

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剧本都代表着他人对我的肯定，它们都有自己的使命，更是对写作能力的锻炼。我珍惜每一个创作的机会，也期待能有更多的机会出现。能写作一定是好事，只要保持内心的清醒就行。

再说，越是这样，我才越能明白能自由地创作和表达是多么的弥足珍贵，才能不断地磨炼自己，为把真正想说的话留在真正喜欢的舞台上做准备。

要说对未来有什么期许的话，我想，做一个能靠“编剧”这个身份养活自己的人，已经算是很奢侈的愿望了吧。

短期来说，我只想踏实认真地写好每一个字，继续学习和表达自己，保持探索世界的能力，不要对人类丧失信心。

和这些比，赶紧把欠朋友的一顿小龙虾补上这件事，突然变得很容易。

*本文摘自《话剧》杂志2020年第3期专题一  青年编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