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宁：我的个人精神是建立在上海的城市精神上的 | 上海明日谈话

周嘉宁

作家

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 周嘉宁生于上海，小时候一直住在乌鲁木齐北路和万航渡路的交界口，属于静安寺一带，一直住到16岁。和住在市区里的大多数上海人类似，当时的住房很小：卧室、会客室、餐厅所有的功能都集合在一起，厨房是公用的，一幢楼里三四户人家用一个厨房，吃饭的时候会很热闹，楼上楼下吃的饭都会交换，经常在吃晚饭之前周嘉宁已经吃了很多邻居家的菜，跟韩剧《请回答1988》里的情况类似。

小时候所有的邻居都互相认识的，周嘉宁的爸爸在那里长大，所以邻居都是他的朋友，他们的孩子出生了以后就成为了周嘉宁的朋友。小时候她有很多朋友，从未体验过独生子女的孤独。整幢楼、隔壁马路的小孩都上同一个小学，有一种强烈的社区感。

但也正是这种亲密的社区感，以前的上海人没有什么隐私。

紧密的社区感

《我的天才女友》里描述的那不勒斯以前童年生活也很像她的童年：很混乱，没有隐私。她没有自己的房间，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渴望一间自己的房间在念中学的时候变得特别强烈，“你希望你可以跟成年人隔绝开来，哪怕只有一平米、两平方米也行。” 但缺乏私密空间让她变得很能够集中注意力，爸妈在背后看电视，她也能安心的做作业，“这是长期训练的结果。”

小学也在周嘉宁家隔壁，她是离学校最近的学生，“就特别麻烦，所有的老师要找到我或我家长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 市西中学离她家隔了一条马路，她从小就觉得会去那所学校上高中，但后来育才中学有一个提前招生的考试，就去了育才。

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梦想，到周嘉宁上高中的时候终于实现了。当时她家小区旁边是一个菜场，周嘉宁14、15岁那年，菜场拆迁，老鼠也搬家，它们就往居民区迁徙过来，“我非常非常怕老鼠，每天都在家里跟我妈哭天抢地。”当时正好父母也有换房子的意愿，然后搬到了陕西路、昌平路。其实在周嘉宁念中学的时候，小区里的伙伴们就陆陆续续搬走了，小学之后大家就去了不一样的初中。“我当时觉得大家慢慢离开这个地方是一个常态。”

我从小知道有些规则是可以打破的

在迷上写作之前，周嘉宁曾学过画画。

当时的中学生都会看两份报纸，一个是《我们一百万》（报名寓意上海一百万少年儿童），这份报纸后来变成了《小主人报》。她当时在《我们一百万》画插图，她觉得自己画的很烂，又很慢，从那时她开始发现自己更羡慕那些写文章的小孩，而非画画。高中的时候，她进入了《青年报》，每个星期可以报选题，自己去采访和写东西。以前没有网络，没有机会去认识其他学校的同龄人，这份报纸“工作”让她看到了同龄人的生活状态。

中国第一张少年儿童办的报纸

“我想当一名记者，但我觉得自己性格不适合当记者。采访对我来说很难，需要主动联络别人。当时没有微信，要打电话，我记得我们要去采访另外一个学校的校长，那个电话号码在我手上捏了很久，我觉得特别恐怖。”

比起大学来，周嘉宁觉得高中对她的改变更大。90年代全国都在教育改革，她进入了育才中学当时唯一一届实验班，当时遇到了一个27、8岁的数学老师，大胆果敢、有改革精神，甚至有一两年的时间他们班上用的数学教材都是他自己编写的。“他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非常大，有好的也有不那么好的，而我从小就知道有一些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打破了之后你可能会辛苦，但是你最后会得到更好的东西。”

对于周嘉宁而言，这种“打破”有时是不经意间的，正是在高中，她参加了《萌芽》新概念文学比赛，并获了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嘉宁的名字总和新概念、80后青春文学联系在一起。

 新概念作文大赛由《萌芽》杂志社举办

第一届新概念文学比赛的影响很大，对于大众来说，80后作家第一次在国内集体亮相，而对于当时的高中生们来说，获奖者可以得到大学保送，这在今日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第一届比赛时周嘉宁高二，她小试身手，高三再参与获了奖，她把这归结于自己运气。当时保送她去南京大学中文系，但是彼时她已参加了复旦大学的提前招生，最终还是选择了复旦。

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举行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图为部分报纸的报道版面

新概念得奖之后，很多出版社来找她，也出了一些书，“书商其实不管你写的是什么，他们看中当时一整批人的名字，觉得可以好卖书，其实也并没有真正好卖，我也没有因此赚到过钱。”她笑起来，“而且以前的东西出版出来觉得特别可笑，以前的判断力很弱，也没有意识到它的不可撤销性，像在玩一样，但出来了也没办法。”

进入复旦读中文系的周嘉宁仍然想当一名记者，当时《东方早报》刚创刊，那是周嘉宁对编辑记者这个行业最有热情的时候。她当时实习的报纸（现已倒闭）办公室在《东早》楼上，她还记得周五特刊部的男孩女孩都特别好看，跟一般的记者不太一样。“特刊部的成立本来就是创新，他们招了很多奇怪的人，所以整个部门的气氛特别好。”她仍是如同以前一样喜欢和憧憬着这个行业，但又碍于自己的性格，于是她选择继续读研究生，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并持续写作。

2016年12月31日《东方早报》终刊号头版

各种文化形态都能找到自己的细缝

2007年之前周嘉宁所有生活都在上海，但她开始特别想看看其他地方是怎么样的，“有一种挺强烈的想要离开上海的愿望。不是说我讨厌这里而离开这里，也不是说这个地方让我受到限制，正是因为我生在这里，所以我才会有一种基因想要离开这里。我觉得上海这种基因不是会把人限制在这里，你要向外走、看世界的一种基因，各种文化形态都能找到自己缝隙的地方。上海的城市精神好像是这样的。你的心态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心态，你不需要固定在一个地方，你也可以接受很多新生事物的出现，不着急做出判断。我个人精神是建立在上海城市精神上的。”

读完研究生，周嘉宁去了北京做一本杂志《鲤》，“哪怕在做《鲤》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得很清楚要做什么，但在28、29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在创作上刚刚入门了，我觉得可以往下走了。”她又回到了上海。

《鲤》杂志 “我去2000年”

本刊简介：在世界正准备去往2020年的时刻，我们在《鲤·我去二〇〇〇年》中潜入上世纪90年代的回忆，这也是80后作家们给予逐渐远去的少年时代的一次集体性省察，试图共同追溯当时的经验如何影响了现在的自己。周嘉宁选取喇叭和台风天这两个私人记忆深刻的意象进行书写。

“暴雨过去以后，天空恢复明亮，我们穿着塑料凉鞋站在被改变了面貌的外部世界，水漫到小腿，垃圾和树叶一起漂浮，自行车破浪而行，我的父母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正骑车从单位往家赶。而这中间的一段时间是美好的空白，空气清洁，我和所有人一起停留在被水覆盖的宁静里。”

周嘉宁小时候写了很多以上海为背景的，大多是在苏州河流域的故事，之后10年都没有写上海，但最近她在构思一个2000年到2009年之间的故事。

《基本美》中的小说基本发生在2000-2010这个时间段

这十年也是她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上海十年。2000年网络开始普及，无论是个体还是上海这座城市，变化都巨大。“世纪之交的这个点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历到，更何况当时的点对我来说是18岁成年的时间。之后上海的变化非常剧烈，比如上大学时复旦门口一直在挖路，挖了好多年，因为一条地铁一挖就是3、4年，当时处于一种噪音当中，整个上海是一个大型工地，好像是一种大型的超现实手段去破坏人的日常，会让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突然之间有一天你发现，那些工地都造好了，突然给你一种很大的方便。回过头去想有点匪夷所思。”

“你经历了城市被塑造的过程，但你又遗忘了。10年前我沿着苏州河从莫干山50号过来的时候，一上桥，那里的居民楼这么高、密集，我的朋友说很像一个恶魔城，人被压缩在这样的空间里很可怕。但这两年我又觉得还好， 人习惯了这个奇观之后，奇观又变成了一种自然景观，整个城市都很魔幻。”

周嘉宁笑称母亲有静安寺情节，“当她从静安区一直挪，挪到普陀区的边缘的时候，她觉得没有以前那么快乐。” 周嘉宁小时候住的老房子现在还在，它成为了那一代最破的地方。周围的环境已经全都改变了，本来房子的附近有一个贫民区，烧煤球炉啊，用马桶啊，如今那一片造了一个很高级的居民楼，市西中学一片也改造的很美，菜场变成了一个步行街，愚园路开了很多咖啡馆，但那个老房子就一直在那里。“上礼拜我和我的邻居见面，有一个人的爸妈还住在那个老房子里，他们可能希望那里还会拆迁，但是拆迁这个事从我上高中一直说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发生了。”

愚园路靠中山公园一侧，城市新与旧的更迭

位于愚园路江苏路路口的「愚园百货公司」

周嘉宁偶尔经过以前住的地方，“我现在回到那里不会有迷失的感觉，就是因为那个房子还在，可以以它为原点，过去的记忆，和眼前的情景有重叠的部分，挺奇妙的。但我喜欢住在高的地方，因为可能小时候一直住在一楼，跟城市地平线平行的那个视线对我来说过分习惯了。”

 ◇ 上海明日谈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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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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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令狐磊

采访撰文/大陶

设计/Lilian Zhang 

编辑/大陶、小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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