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摄影考古的探险 - 木格堂

一次摄影考古的探险崇真艺客

「导言：在木格堂，对学生作品思路和创作策略的讨论，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立足摄影史。被当下、同时期的作品激发灵感之后，可以尝试朝相对久远的过往回溯。回溯并不意味着强行牵起摄影史与当下创作的线性脉络，而是帮助我们摸清楚可以吸收和承袭的养分，并通过不断的拼图式的“检索”和填充，建立起越渐丰富、相对完整的摄影史知识体系（不仅是“大师名作”的摄影史），将其作为资源库，最终养成创作前期的某种思维自觉：在熟悉各种参照的基础上，构建更符合具体项目实际需求的策略。」

一次摄影考古的探险崇真艺客

以史书、宗教文本、过往的文学作品，以及古早建筑、地理符码等为由头和线索，考古般重回旧地、寻访遗迹，再以不同的策略展开的摄影项目，近年来不少见，也诞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作品，比如塔可的《诗山河考》、木格的《沿墙而行》、陈华的《在长安》等。

一次摄影考古的探险崇真艺客

抛开抱着相机这一行为，文人骚客和艺术家访古之爱好，本不是新鲜事。但增加了相机这一难以避开“实证”意味的媒介，“寻访”便多了一层需要解决或者自圆其说的困境：摄影图像捕捉的绝然只能是处所之当下，它在这些项目里的功能更多是（在视觉上再次）强调主体自身的亮相，以及过往之不可追。

“不可追”关联起的乐趣和挑战激发了创作者，于是在历史和当下两个端点之间，承认先天“缺陷”的摄影项目反倒能在种种阻隔里玩得尽兴。当然，需要承认，这类项目也很容易落入“行走+重新发现”的套路里，应该正视这一策略对后来的创作者施加的“有效性”错觉。这一话题不再展开说了，这次推送的目的是，我们可以针对重走策略，实施一次摄影史层面的简单“重走”——回到1850年代末。

1868-1869，蛋白印相詹姆斯·麦克唐纳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加拿大和许多欧洲国家对自己的土地、殖民地和海外领土展开了出于各种实用目的的调查，包括为新定居者寻找干净水源，地质记录，勘察合适的铁路路线，以及探索考古遗址或建筑遗迹。通常，调查由军事工程师实施，他们已意识到摄影在调查里的价值所在。比如，英国皇家工兵队指派上士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cDonald, 1822-1885）于1868年至1869年在西奈半岛地形测量的同时进行摄影记录。麦克唐纳的照片被视为进入这一地区的索引。

执行测量的专业人员和陪同他们的摄影师在户外遇到的地理情境并不确切，所以调查的发起者在一开始一般无法完全给摄影师下达确定要拍摄哪些内容的任务，这就为摄影师在现场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留出了空间——体现在单张影像的构图上，以及将拍摄地域的种种被摄对象，以自己所理解的文化和历史逻辑进行串联，让单纯的“记录”“存档”升级为更有迹可循的、兼具实证和艺术价值的项目，或者说，更像一个“系列作品”。

彼时的基督教徒习惯把拍摄于中东的照片与圣经关联起来，而不在乎这些图像的最初意图或者拍摄背景。摄影师也逐渐意识到观看者与此类照片之间存在着知识和情感层面的互动，继而发掘出它们的商业潜力。由此，摄影师和观看者都选择忽略或者屏蔽与圣经相关的处所的当代境况，反而强调被拍摄的环境之于圣经的永恒性。这某种程度上与当下的“考古”拍摄项目，存在相似。

《东方之旅（第4卷）：耶路撒冷苦路十四站》，蛋白印相，1859-1860 路易·德·克勒克

上面这张照片由法国摄影师路易·德·克莱克（Louis de Clercq, 1836-1901）拍摄于耶路撒冷。德·克莱克将朴实且具有现代主义气息的摄影风格应用在关于“苦路”（源自拉丁文“Via Dolorosa”）的一系列照片里。

德·克莱克重走、拍摄的“苦路”，是耶稣受难之前走过的路。2000多年前，犹太人的死囚们沿着这条路、背着两块木板拼成的刑具走向刑场，而耶稣被判死刑后，也在巡抚比拉多的命令下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过了这条路，一路上他停留了十四次，这十四个地点被称为“苦路十四站”。从1世纪至今，这条路以及十四个地点，始终被基督徒纪念：人们在当年的这十四处地点的一部分，被修建了教堂。而第十站到十四站及耶稣墓地遗址，也已被后人建在了圣墓大教堂之中。

这一系列的照片，以《耶路撒冷苦路十四站》（Voyages en Orient: Les Stations de la Voie Douloureuse a Jerusalem）之名集结，收录在了德·克莱克的《东方之旅》（1859-1860）中。

1859-1860 路易·德·克勒克

路易·德·克莱克来自法国北部一个富裕的家庭，很早就对考古学和摄影表现出兴趣和热情。对于德·克莱克的早期摄影训练和经验，我们知之甚少。目前存在的信息，指向了彼时更著名的法国摄影师古斯塔夫·勒·格雷（Gustave Le Gray, 1820-1884），德·克莱克的摄影作品、使用的相纸材料，以及文字阐述风格，都有勒·格雷的影子。

（Louis de Clercq, 1836-1901）

1859年，德·克莱克与考古学家伊曼纽尔·纪尧姆·雷伊（Emmanuel Guillaume Rey）合作，前往叙利亚执行联合探险任务。雷伊聘请德·克莱克（De Clercq）的理由是这位年轻人的专业能力与可靠的摄影技术。

这次联合探险的目的是研究十字军在叙利亚留下的防御工事，雷伊希望克莱克的摄影作品完整地记录他们的目之所见。在预期里，摄影的功能停留在提供证据和参考。他们于1859年8月离开巴黎，一起旅行了五个月，在拍摄到雷伊想要的照片后，于1860年1月在耶路撒冷分手。雷伊随后起草了一份报告，描述了已完成的工作并公布了结果。

一次摄影考古的探险崇真艺客

（Louis de Clercq, 1836-1901）

但是对旅行和摄影产生浓厚兴趣的路易·德·克莱克继续着自己的旅程，耶路撒冷之后，他去了埃及和西班牙。回到巴黎后，1861年，他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了包含222张照片的《东方之旅》6卷豪华的摄影书：

（1）叙利亚城市和古迹的美景；（2）十字军东征时在叙利亚建设的城堡；（3）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圣地的景观；（4）耶路撒冷苦路十四站；（5）埃及的古迹和遗址；（6）西班牙的景观和古迹。

©《东方之旅》卷3-4

这些图像从雷伊最初的需求跳了出来，它们不光涉及了更大的地理范围，还显示出克莱克强雷的自我意识——通过个人化的“重走”，照片的证据性被赋予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在1881年晚些时候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路易·德·克莱克追溯了这次探险的经历。文中，他不再是雷伊的年轻助手，而是以自己的身份行事的考古学家，甚至没有提到雷伊早先的陪伴。由此引发的争议不可避免，路易斯·德·克莱克的照片也着实取得了成功。这是一次非典型的旅行，而重走十字架苦难之旅的“摄影考古学”想法，在当时及稍后的影像实践里，确实极具代表性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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