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坛北街(1976)
![]()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作者沈容，江苏人，1922年生。初中时期开始做抗日地下工作。后在中央大学读外国文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任编译。曾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副处长、珠江电影厂副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副处长，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厂导演、首席责任编辑。“文革”后，任广东电视台台长、北京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1973年，中国著名记者李普从广东调到北京，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他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而他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其中包括了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与张玉凤，这使得月坛北街五号楼热闹非凡，而李普一家则更是在这里接触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红墙内幕。本文摘自《文史博览》2005年15期，原题为《热闹的月坛北街》。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我本来也可到新华社工作的，新华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调夫妇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况我还是新华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认为夫妇在同一单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单位。 北京分社没有宿舍，有一阵，我只得在李普的办公室里搭一张床，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几经周折，好友张铁夫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 月坛北街有一排新盖的五层楼楼房。按现在的标准，可说是简易房，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我们住在四层楼。五号楼正对月坛公园的大门，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门过马路就可以在公园里散步。我们有两套房，一套是一间带一个厨房，另一套是两间带一个厨房。有这三间房，我们当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而我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们这小小的五号楼住处热闹非凡。打从到北京以后，最难忘、最热闹的可以说就是这月坛北街五号楼了。 我还是从头慢慢说起。有了房子，就可以和亲朋好友走动走动，叙叙旧，吃顿饭。那时还不兴上馆子，都在自己家里做几个菜。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朋友们见面，离不开的话题是如何把子女调回来。我们的朋友大都是戴过各种“帽子”、关过“牛棚”而后“解放”的，子女们都上山下乡去了。怎么把子女调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一代年轻人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作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在广东。我们也四处奔走、八方打听调子女的办法。可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听说中央有一个政策：老同志可以调一个子女来京。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朋友们欣喜欲狂，奔走相告。可是谁也说不出怎么个调法。我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后，首先考虑的是先调大女儿，还是先调小女儿。书信往返，商量再三，决定先调小的。因为大女儿在广州，还有朋友照应，小女儿远在韶关一个工厂里。接着发愁的是怎么个调法。小女儿在韶关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先是开大吊车，后来说女孩子开大吊车太危险，就让她学会计。好不容易经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轻局要会计，我们就和一轻局联系。一轻局人事部门的人说：“只要韶关方面肯放人，我们就下调令。”于是，我们马上和韶关联系，韶关工厂方面则说：“只要对方下调令，我们就放人。”来来回回联系多次，都是这两句，谁也不说第一句话。真不知道奥妙在哪里。事也凑巧，李普有一个学生在月坛区政府工作，她说可以把户口先调来，再谈工作。经她帮忙，调来了小女儿的户口，这样小女儿就进了一轻局。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户口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那时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没有户口就没有那些票。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落户口更是难如上青天。所以，哪个单位都不愿找这个麻烦。 我女儿调来北京，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朋友们。新华社的老同事田林急急忙忙跑来我们家，打听我们的女儿是怎么调回来的。我告诉她先调户口。但是，我不能再找李普的那位学生了。因为她说过，她是破例帮了这个忙。田林知道了这个窍门，然而却不知道大门在哪里，还是急得团团转。我认识一个小朋友，在中央电视台当摄影记者。有一天他来我家玩。我把田林要调女儿来京的事告诉了他，因为田林的丈夫和这位记者在同一个单位，彼此都认识。这位朋友想了一下，说：他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忙，但是千万不能让田林夫妇来找他。因为，台里一旦知道，他的饭碗就难保。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田林，并且一再叮属她，千万不要去找那位记者，又把她女儿的姓名、地址告诉了记者。一切顺利，不久孩子也调回来了。谁知田林的丈夫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太高兴了，竟跑到记者的办公室去感谢他。越感谢那位记者越着急，跑到我家来抱怨说怎么搞的，千叮嘱万叮嘱，他还是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一高兴竟什么都忘了。这位记者后来到了美国，也不在乎泄漏这个秘密了。 我没有进新华社，调到了北京市广播电台。那时还是“四人帮”的天下，工作了一阵，实在干不下去，就称病在家“泡病号”。像我那样“泡病号”的人当时还不在少数。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坛公园去锻炼身体。 有一天，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遇见了原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他住在统战部他夫人的宿舍里，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经过月坛北街。当他知道我们在月坛公园锻炼身体，就自告奋勇每天来教我们打太极拳。有一阵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坛公园跟司徒慧敏学太极拳，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进早餐，海阔天空地聊一阵。司徒的到来，使我们“泡病号”的日子中，多少增加了一点色彩。司徒在上个世纪30年代江青当电影演员时，曾当过江青的导演。上海电影界的人，凡是和江青有点关系的，都在劫难逃，廖沫沙和江青有过某种特殊的关系，沫沙在“文革”一开始就提心吊胆，他很快就在全国大张旗鼓讨伐“三家村”的事件中给逮住了，他是“三家村”的一家。司徒和江青接触更多，而他竟能幸免，我不知道他有个什么窍门。他为人和善，健谈，见多识广，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懂一点俄文、法文，人们戏称他懂“八国英文”。在共进早餐时，他常常说一些笑话，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有一次，他讲他曾陪茅盾去苏联，茅盾要司徒陪他去逛公园。到了公园，游客听说茅盾是中国的一位大作家，围住了他。茅盾即席发表演说。司徒只好给他当翻译。司徒说：“我懂得的俄文有限，一般日常用语可以对付，而茅盾大讲特讲文学，我没办法，只好茅盾说茅盾的，我说我的，翻来覆去讲中苏友谊，因为我只会说这两句话。”虽然我们一天不落地去公园跟司徒学拳，不记得学了多久，但是始终没有学会。 我们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汉口《长江日报》用马铁丁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杂文，这些杂文名噪一时，后来结集出版，洛阳纸贵。这三位朋友是诗人郭小川、后来当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铁夫和人民日报副刊主编陈笑雨。我们到北京时，郭小川听从友人的劝告到河南躲了起来。陈小雨在“文革”开始不久自杀了。他是副刊主编，理所当然属于文艺黑线人物。批斗文艺黑线人物，他被拉去陪斗了一场，就自杀了。听说他陪斗以后回到家里又挨家人批斗。红卫兵批斗，那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当然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如果自己的亲人也和红卫兵一样，那真是无路可走了。无独有偶，郭小川的妻子也在揭发郭小川，所以，有人叫郭小川赶快躲起来。有一天下午，郭小川的小女儿梅梅来我们家，她说，她在外面听到一些说法，回家说了说，她妈妈马上记下来。梅梅吓坏了，不敢再回家，在我们家吃了晚饭，马上乘火车到河南她爸爸那里去了。这一场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妻子出卖丈夫、妈妈出卖女儿，人们难道真是疯了！郭小川死得很奇特，刚粉碎“四人帮”，他十分兴奋，那时他还在河南，晚上，他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抽烟，烟头点着了床褥，他竟没有发觉，就这样走了。 马铁丁中仅剩的一位张铁夫，住在月坛南街，离我家很近，我们经常往来。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有时还住在他家。张铁夫刀工极好，他可以把黄瓜、胡萝卜等蔬菜切得很细，拌成凉菜，真是一绝。后来，我们搬了几次家，铁夫也搬到万寿路，相距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去年，我们特地买了一盆杜鹃花去看望他。他正在吸氧气，哮喘很厉害。谈到马铁丁那本杂文时，他叹了一口气说：“马铁丁分家了。”这真具有讽刺意味，他说：最早是陈笑雨的妻子把马铁丁杂文集中陈笑雨的文章抽走了，要另外出书；接着，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也抽走了。他说：“剩下的就是我的了。”真不明白，这两位妻子吃错了什么药。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因为，像我们这一号人，称什么“长”不合适，称“同志”既生分，而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什么问题，称“师傅”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现在想来，称“师傅”充满了“时代感”，妙极了。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小外孙才四、五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他教给我做：先把买来的豆腐蒸一下，然后切成小方块让它发霉，用小茴香、盐、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匀，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块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后，打开瓶盖，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叶师傅还会腌雪里蕻，他用小鱼干放点辣椒炒雪里蕻，又是一道美味佳肴。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 我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逸闻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和我谈这些，所以不好贸然问他。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帮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了，这就成为私自按窃听器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我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来。话匣子一打开，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被撤了职，但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他说，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毛生活上一切事务他都管。毛泽东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长、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也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说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要她跳什么舞，就能跳什么舞。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我怎么也想不到在中南海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很久以后，听说这位小姐去了香港。 我们住的五号楼的五层楼上那时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胖 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很结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老大爷闲不住；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 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呆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点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如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他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邻居的交往中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夫妇两人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作者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复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作者敢不敢冒这个危险，作者甘愿冒险呈书。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万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这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叫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与张玉凤完全不同，仰首阔步进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么。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又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地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假日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 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看中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用意据说是企图在毛泽东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作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使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儿搁。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她这里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迈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高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转眼到了1976年，这是不平凡的一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有悲、有喜、有惊、有乐、有哭、有笑。先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去世，期间还有唐山大地震，更有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四人帮”的覆灭。我们的月坛北街五号楼更是热闹非凡。这要从头说起。 周恩来在这年的1月8日去世。9号清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哀乐，宣读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我当时还没起床，眼泪止不住流下。接着，听到四邻的哭声。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在生病，但是不知详细病情。就在前一年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还出席讲话。老伴李普参加了那次大会，他告诉我：当周恩来到达会场时，与会者长时间地鼓掌，坐在后面的人，竟站在椅子上，要看一眼周恩来。大家都想到这大概是最后一次看到周恩来了，但是都没想到他竟走得这样快！“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横行霸道使人们把扭转局势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周恩来的去世，人们的悲痛可想而知。“四人帮”竭力阻止对周恩来的追悼。他们对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时间、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不准人们戴黑纱，不准机关自行追悼等等。然而，在周恩来灵柩送往八宝山时，首都民众自发地扶老携幼在刺骨的寒风中挥泪相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 在遗体告别时，各单位的名额有严格的限制。我可以去，但我的女儿抗美哭着，死乞白赖也要去。当时有一条规定，凡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可以优先。我利用这一条，把抗美带去了。我说，我最后一次见周恩来时，他曾问到过我女儿，所以我要带她去。这是真的。1964年秋，我带领中南五省的小戏到北京演出，请总理看戏。休息时，在休息室里，陈锡联拉着我到总理跟前，向总理介绍说：“总理，我给你介绍一位不会骑马的女兵。”总理见我，笑了，说：“不用你介绍，我早认识她了。”我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过，周恩来直接领导外事组的工作。接着他问到李普以及我女儿的情况。抗美就这样跟着我挤进了遗体告别的行列。 总理的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这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极不相称，来向遗体告别的人川流不息，拥挤不堪。种种限制，使悲痛的群众很不满。张玉凤的小叔子经常来我家串门。这时，他来我家给张玉凤打电话，他说，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灵堂悼念周恩来；要求延长遗体告别的时间，增加遗体告别的人数。张玉凤说，让她请示一下。我们都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不一会，张玉凤的回话使大家都很失望，她说：请示过了，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办。 一月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最后一次露面。接着，报上或明或暗地、由暗到明地点名批判小平了。这更激发了人们对“四人帮”的愤恨。这一愤恨终于爆发了。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五号，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借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其实是声讨“四人帮”。人们从四面八方抬着各式各样的花圈、花篮来到天安门。有的花圈硕大无比，要用大卡车运送。花圈上以及广场两边的柏树上挂着无数诗词，拥挤的人群忙碌地抄写诗词。我们附近的年轻人都到天安门去抄写，然后来我们家互相交换，我也忙碌地抄写诗词。四月五号深夜，“四人帮”调动一万民兵、三千公安人员、五营人民解放军殴打和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捣毁了所有的花圈。四月七号，中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人们又陷入无奈的悲痛和愤怒中。 不到一个月，七月二十八日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们都还在睡梦中，李普首先发现房子、家具晃动。他说，地震了，我们慌忙起床。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打着伞赶紧往月坛公园跑。这时，公园里已挤满了人。等到天亮，我们上楼去吃点东西。从收音机里才知道这是唐山发生了地震，而且余震还在继续。我们急急忙忙跑下楼。这时，在月坛公园旁边的球场上，张玉凤父母家已由部队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很大的帐篷。我们走进去一看，真够气派。床褥、桌椅板凳都搬下来了，连煤气罐、炉子、厨柜都不缺。张玉凤的妈妈很客气地邀请我们搬进去，我们谢绝了，仍回到月坛公园。不久，新华社北京分社的人到公园里找到了我们，把我们接到了分社搭的防震篷里。分社所有的工作人员连同家属都挤在一个防震篷里，只能像沙丁鱼那样一个挨着一个。我们觉得依靠组织，心里比较踏实。到分社，我们才知道地震在7.8级以上，把整个唐山毁了。天津、北京也有也些房屋倒塌。 这一阵儿，各单位和居委会都在忙着发放防震器材。人们已经无心工作，用各种器材在每一块空地上搭起各式各样的防震篷。群众忙防震，“四人帮”在报纸上忙批邓。天灾人祸一起来了。地震刚过去不久，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这之后，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月坛北街我们家，亲朋好友川流不息。有人说王洪文照了标准像，有人说江青到大寨又如何如何。不记得谁从哪里弄来一本一个外国记者为江青写的《红都女王》，悄悄地大家在传阅。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人们愁眉苦脸，惶惶不可终日。 十月七日，中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题目是《一个奇怪的电话》，抄录如下： 1976年10月7日，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电话铃声响了。是我接的。 “这里是39局。中组部Ｘ部长请李普同志说活。”对方说。39局是中共中央机关总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我马上把电话递给李普。对方与他说什么我不知道。只听他“哦哦”地听对方说了一阵后说；“我正在请病假。”对方又说了些什么。李普问道“在哪里开？紫光阁？怎么进门？……好，好……我准时到。”电话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因为那时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和中组部没有直接关系。李普说，这位副部长，态度很客气，请他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阁开会。 究竟开什么会？真叫人纳闷。要是有关新闻的事，那也应该是新华总社或中宣部找他，若是别的事，也会由北京市委找。中组部找，干什么？又不肯说开什么会，只说你来就知道了。我们想了又想，猜了又猜，猜不出！那时“四人帮”猖獗，我们无法工作，天天在家“泡病号”，终日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这个奇怪的电话无疑加重了我们的疑虑、惶恐和不安。 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随时可能祸从天降。李普说他正请病假，实在是想躲开。但是对方说知道他请了病假。这就躲不开了。就李普的情况而言，“四人帮”似乎还抓不到他什么辫子，但是，在那个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是祸是福，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们草草扒了几口饭，猜来猜去不得要领。最后，我对李普说，你先睡睡午觉，我给你看着时间。 李普是两点半钟走的。我在家里，像热锅上的蚂蚁，魂不守舍。大约四点来钟，司机老郑回来了，说李普要一点胃药。我问他李普在哪里，他说在分社。 我明明知道李普刚去紫光阁，怎么会在分社呢？究竟搞什么名堂？我又问：他回不回来吃饭？老郑说，你们吃吧，不用等他。他显然没有说真话，但是又不像出了什么坏事。 拿了药，他匆匆走了。看老郑那样子，我意识到出了什么大事，否则不会对我也要保密。究竟是什么事呢？在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出现这样的电话和老郑那样神秘兮兮的样子，更加叫人心神不定。 刚吃过晚饭，家里来了两位亲戚还有一两位朋友。那时很多人“泡病号”彼此串串门，打听打听消息发发牢骚。我们家里发生了那么怪的事，可是我不敢说。什么39局、紫光阁开会，对我们这些“泡病号”的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是稀里糊涂捅出去，说不定会给李普惹来大祸。况且，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一无所知。 正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李普回来了。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神采奕奕，兴高采烈，顾不上家里来了什么人，只对我说“快，快给我准备一些换洗衣服、牙具、香烟，我马上就要走。”然后，他才同客人们打招呼，一个一个握手。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他干什么，他只说开一个会。 我在隔壁屋里帮他清东西，故意拉开嗓门叫道：“你来看看，这件衣服要不要？”李普一进房，我马上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能说，严格保密。”我不甘心，“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说：“是好事。”我又追问一句：“好到什么程度？”他说“彻底好，不能再说了。”怪不得他这样兴高采烈。但是，究竟怎么个好法，我还是不清楚，也不好再问了。李普在隔壁房里和客人们周旋一番之后，匆匆走了。 我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为什么那么神秘兮兮，匆匆忙忙，而又纪律森严？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打听情况。我找到过去在二野的同志，果然不出所料，部队传达得早，当然，部队也要保密。但是，一经传达，就无密可保了。我这才知道，在我们接到那个神秘电话的前一个晚上，中国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成蹊当代艺术中心主要致力于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研究，主张在整个文艺思潮下探讨当代艺术，挖掘和整理非官方当代艺术档案。试图从历史、社会、文学、艺术等多角度推进当代艺术，重建当代人文精神。
CHENG Xi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Beijing) upholds the belief “Independence of Spirit, Freedom of Thinking”. We are devoted to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artistical researches and to promoting new art, new culture and new idea. We attempt to advance literature, art and history as an integral. We advocate discussing the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trend of literary thoughts, advancing the contemporary art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and restoring the contemporary humanistic spirit. By means of exhibitions, academic exchanges, culture salons, experimental performances and publishing, we demonstrate and promote works and projects of academic values and with an experimental spirit, and help advance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culture through coop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
{{flexible[0].tex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