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凡尔赛宫是阿杰所拍的一个特定地点,阿杰曾长时间记录这座宫殿花园,根据已知的照片库(主要来自MoMA的网上共享资源)显示,阿杰拍摄凡尔赛宫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第一段从1901年至1906年,第二段从1919年至1924年。


从整体来看,这些照片与阿杰拍的其他城市照片一样,具有静谧、庄严之态。阿杰为人所知的拍摄状态是拿着他的大画幅相机和18X24CM底片,在清晨去往一处拍摄。不过在凡尔赛宫的照片里,一些照片中的阴影表明了那并非清晨所拍,看来这处离其所住的地蒙帕纳斯(Montparnasse)遥远的郊外花园不是清晨就能到达的。当时的凡尔赛宫已经成了公共博物馆,但游人不多,加上当时技术条件所限以及阿杰的选择,使他很少拍下人的踪迹。


在1901至1906年这个阶段,阿杰以记录园中的喷泉和石质雕塑(多为花瓶、动物和希腊神话人物)为主,他选用中景视角,把这些人为建造的物体作为主体,与周围的园林绿植框在一个画面里。阿杰纳入了很多线,来构建画面透视,引向视觉消失点。他用了较大的景深去记录整个场景,这使得画面在突出主体之外也显示了它们在环境中的位置。


除此之外,阿杰也拍了一部分凡尔赛宫的外围构造,其中包括外围沿墙和园门。在少数有人的照片里,人的表情表明了他们发觉了阿杰的镜头。阿杰也以少有的抓取瞬间的方式拍下了他们开门的动作,但由于技术的原因,门的轨迹显得有些模糊。
1905年后的一段时间,阿杰用特写的方式拍了几张石制花瓶的细节。它们清晰地展现了他的关注点,上面一些依稀可见的法文涂鸦让人联想到游客的“到此一游纪念”,上面的内容显示这些涂鸦刚出现不久。阿杰捕捉下了对公众开放后的凡尔赛宫功能性的转变。


MoMA没有阿杰在1908年至1918年间在凡尔赛宫拍摄照片的记载。直至1919年后,阿杰再次开始拍凡尔赛宫。他在1921年拍下了广场边的铁门,从照片里隐约可以看到,当时凡尔赛宫搭起了脚手架,似乎正在做修缮。阿杰在这段时间开始更多拍摄居住在凡尔赛宫附近的人。在“Versailles, femme et soldat, maison close,1921”(下图2)这张照片里,你可以看到女人与士兵的合影,从他们的位置和姿势判断,女人或许住在此处,而士兵看起来与女人相识,他们可能是夫妻、情人或是只有一段露水情缘,两人神情放松地注视着阿杰的镜头。联想到当时标志着一战结束的《凡尔赛和约》的签订,照片仿佛让人感到了紧张过后的和平。


但阿杰的镜头并没有注入更多的政治语境,他依然遵循着记录的原则,尽可能清晰地描绘对象。这个时期,阿杰开始大量拍下凡尔赛宫中神话人物的石制雕塑。比起十多年前将“雕塑结合环境的拍摄”,阿杰此时的镜头更为直接,他以一种肖像式的手法,将主体置于中间,雕塑在暗色的背景下显得突出。而连续的采样式的拍摄让人想到了后世贝歇夫妇“类型学”的摄影理念。


“在阿杰的时代,大多数艺术摄影师感到他们的职责是遵从艺术的原则和艺术感悟的力量来操纵或改变客观事实。看阿杰的作品,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艺术原则和艺术感悟的应用,而是他尽力清晰并准确地描述拍摄目标的尝试。”萨考夫斯基(John Szarkowski,MoMA前摄影部主任)的这段评论(1)再次强调了摄影最根本的生命力——记录。这里的记录并非是目的本身,而是到达目的的手段。评论家大卫·卡帕尼(David Campany)在一篇文章中写道,(2)“阿杰的作品是杰出的记录,但首先,它不是艺术。是阿杰作品的杰出性才使其成为艺术,将其从被遗忘的档案中解救出来,从而成为重要的记录。”
我们时常会把记录当作一件简单事,但尤金·阿杰在视觉上的天分让其没有困于主体与对象的泥沼中,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照片是完全客观的。阿杰真正出色的地方不仅在于他的纪实性,更在于他无与伦比的直觉感知与纪实的融合。无论摄影走向何方,我们总能回过头,看到阿杰的影子。

注1:选自《尤金·阿杰》,浙江摄影出版社,作者:约翰·萨考夫斯基
注2:https://davidcampany.com/atget-photographe-de-paris
(Eugene At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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