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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刘骁纯:对《中国美术报》的历史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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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档案库现已收藏了从1985年至1989年的《中国美术报》杂志,共计229期,存放于当代艺术档案库典藏室,提供给专业学者研究使用。


《中国美术报》是中国大陆第一份全国性的美术专业报,它的出版引起了社会特别是美术界的高度关注。作为’85新潮美术的重要策源地和大本营,该报对推动新时期美术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美术报》1985年7月6日创刊,1989年底终刊,每周一期,历时四年半,共出报229期,情况如下:

1985年(总1—23期)

1986年(总24—49期)

1987年(总50—127期,无75、76期)

1988年(总128—179期)

1989年(总180—231期)


刘骁纯先生在《对<中国美术报>的历史记述》一文中记叙了《中国美术报》办报的始末、中途的波折与最终的停刊。


文献|刘骁纯:对《中国美术报》的历史记述 崇真艺客

《中国美术报》

当代艺术档案库馆藏总1-231期



对《中国美术报》的历史记述

刘骁纯



20世纪80年代与现代主义运动同命运的《中国美术报》,是中国大陆第一份全国性的美术专业报,4开4版,彩色胶印,每周一期,1985年7月6日创刊[1],1989年底终刊,历时四年半,共出报229期[2]。


一、筹备与创刊


直属国务院文化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是国家最高的美术研究机构,“文革”后补充了一批博士生、硕士生和中青年科研力量,所内重史轻论、厚古薄今、互少往来的沉闷空气大为改观。1981年,所刊《美术史论》创办,1984年春,人们又开始议论办报。


议论归议论,真正暗下决心干起来的是张蔷。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65年本科毕业生,后留校任教,1974年调文化部艺术局工作,1979年调入美研所,曾参与《美术史论》的创办。


1984年秋他先后动员我、杨庚新、张祖英共同参与筹办。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先于我们半年已经打了办美术报的报告,而中央直属系统不可能批准两张美术报。张蔷感到竞争激烈,加速奔忙所、院、文化部、中宣部的审批,终于在12月领到了同意美研所办报的正式批文[3]。


1985年1月23日,副所长张明坦(实际的所长)、温庭宽、晨朋,办公室主任刘光祖,院业务办公室翟树成第一次正式听取了四个人对筹备进展情况的汇报,院、所两级负责人都表示大力支持,同意成立“中国美术报社”,同意自筹资金的方案,同意实行承包责任制。


会后承包组又增加了刘惠民。次日,张蔷主持了第一次承包组五人会,商定了解决各种难题的分工。


经过紧张筹备,1985年6月3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大厅召开了很隆重的“中国美术报社成立大会”,五位承包人组成社务委员会,张蔷任社长,我任主编。对于美术界第一张国家级专业报的诞生,无论出于多么不同的期待,这期待都是热切的,二百余人出席了会议,吴作人先生欣然地题写了报头题字,副院长白鹰先生、副所长张明坦先生不仅出任了报社的名誉社长,而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开渠、吴作人、华君武、刘海粟、古元、王朝闻、吴冠中、关山月、袁运甫九位前辈艺术家都接受了担任艺术顾问的聘请。


二、初渡难关


当时还未听说哪家报刊是不要国家投资的,因此自筹资金办报就成了新鲜事。1986年2月22日,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位记者采访张蔷和我时,甚至询问:这是否意味中国大陆已经允许私人办报了?


其实,报社既未筹到资金,更谈不上私人办报。


社会集资是最初的设想,但书生办报总是摆脱不掉书生气,结果谁也没能争取到赞助或投资,在走投无路时,张蔷得知院里有一笔事业开办费,征得院方支持,以个人名义立据借了20万元事业开办费,由五人共同承担经济责任,这才使陷入困境的筹备工作又活了起来。


报社的体制十分奇特:资金由五人承担,所有权却属国家,章程明确规定“报社是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方式”[4]。说是企业管理,但大家却都拿国家工资,筹备期间报社不给补贴,创刊后补贴甚微,无法完全按企业方式实行按劳付酬、奖勤罚懒,更不可能按股分红,因此只能实行局部性的企业管理。


学者办报本来就是没事找事,之所以找事,无非是看重了那事的意义,希望实现自己某种创业的冲动。这种创业冲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编辑方面,二在经济方面。这两方面像灵肉冲突一样充满了矛盾。在编辑方面,从所领导到参与办报的所有研究人员,没有一个人主张办通俗小报,尤其反感商业化的庸俗报刊,大家都主张突出学术品位,主要编辑力量又进而主张宽容和多元,主张以更开放的姿态积极报道现代主义思潮,这在现代艺术普遍不被理解的当时,必然要影响到报纸发行量,从而影响到广告版的经济效益。就经济方式而言,个人借款所有权却属国家,向国家借款却没有抵押和经济担保,这潜在的意味是创利归公,破产也“归公”。但书生们却真实地以为破产将倾家荡产地偿还。所以办报的人不仅心急如焚地想尽快还清债务,还想闯一闯自筹资金办报的路子,还想为国家、为个人都能多挣些钱。那么就要拼命提高发行量,要适应社会的当前趣味。


无论是社会的开放程度,还是办报人的成熟程度,在当时要同时实现两方面的雄心相当困难,学者办报又绝难放弃学术理想和书生意气,于是报纸在不断扩大学术影响力的同时,却不断迎接着经济方面的危机。


文献|刘骁纯:对《中国美术报》的历史记述 崇真艺客

《中国美术报》1985年总1期


1985年,报纸的发行工作未能赶上邮局的征订计划,于是刘惠民找到北京东方科教技术开发公司负责总发行。创刊号印了10万份,但街头叫卖完全不是通俗报刊的对手,“东方”还没等第二期出刊,便提出要终止发行合同,7月22日合同正式终止,这迫使刘惠民在整个1985年下半年不得不全力投入了自办发行。亏得刘惠民追回了终止合同的部分赔偿,才免遭更大的损失。1986年元旦一过,大家便焦急地等待着邮局的消息,当得知邮局征订的稳定订户达到5万份时,心中有了可开印10万份的底,发行工作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军队的2230厂承接了报纸的印刷,却不接打字,致使排字和印刷一直家分两处。当时尚未使用电脑打字,比起图片制版和印刷,活字排版既费力又难盈利,厚利薄利分家,要寻找接利微的排字厂家自然十分困难,因此1985年下半年换过三家排字厂,而且一律是民办小厂,市内一家只干了第一期,以后都在远郊县。直到1986年元月初,2230厂承接了全部打字、制版、印刷,工作人员在歇脚回望时,才发现1985年竟跑了那么多路。


三、群贤办报


从编报和新闻业务的角度看,《中国美术报》的纰漏甚多;而从美术专业角度看,它又充满了学术探索的活力。这两点都与从事编辑的绝大多数的成员是中青年研究人员而非训练有素的编报和新闻专业人员有关。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个办报群的枯燥名单:


张 蔷:见上文。

刘骁纯:主编,博士,所内美术理论中年研究人员。

杨庚新:副主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所内美术史中年研究人员。

刘惠民:副社长,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所内中年俄文翻译。

张祖英:副社长,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所内唯一的油画家。

水天中:1987年底出任主编,硕士,所内美术史中年研究人员。

翟 墨:创办初期约任半年副主编,硕士,所内美术理论中年研究人员。

陶咏白:思潮版主任编辑,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专业,有约30年工龄的所内中年美术理论研究人员。

王 镛:外国美术版主任编辑,硕士,所内印度美术中年研究人员。

萧 默:建筑艺术版主任编辑,博士,所内建筑艺术中年研究人员。

蔡星仪:前期中国书画版主任编辑,硕士,所内美术史中年研究人员。

郎绍君:后期中国书画版主任编辑,硕士,所内美术史中年研究人员。

王玉池:书法版主任编辑,仅在美研所已有20多年工龄,所内书法史中年研究人员。

黄远林:美术知识版主任编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所内美术史中年研究人员。

栗宪庭: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为办报调入美研所后成为报社的执行编辑和唯一的专职编辑。

高名潞:前期思潮版外聘执行编辑,硕士

陈卫和:思潮版执行编辑,硕士,所内青年研究人员。

吴光耀:后期工艺美术版外聘编辑,学士

徐恩存:担任一个阶段舞台美术版、思潮版外聘编辑。

楼宇栋:美术考古版外聘兼职编辑。

廖 雯:后期调入本所,成为唯一专职记者兼编辑,学士。

陈 威:外聘,《中国美术报》独特版式风格的设计者。


其他参与过编辑或记者工作的还有邓平祥、彭德、皮道坚、贾方舟、费大为、张绮曼、蔡蓉、王瑞芸、丁方、王志纯、陈建玲、王端廷、葛岩、水均益、江黎、牛克诚、刘托、王健、张惠明、朱秀梅、杨越、叶东胜、鲍蓓等人。


从这个名单不难看出,编辑群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形式上中年学者编辑权力更大,如果这种权力成为实际的权力,那么青年学者的思路将在更大的程度上纳入中年学者的思路,“美术报”将更趋稳妥,既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也不会遭到那么激烈的反对。报纸之所以没有以中年学者的“面貌”出现,是因为青年学者取得了更独立的编辑权力。于是“新潮美术”,便更加直接地反映到了报纸上。


我是大一统思想下培养出来的人,对大一统的危害有切肤之痛。报纸创办,适逢中西古今的又一次大争论,这次争论是由一批青年人献身的“新潮美术”挑起的。世纪初那场争鸣产生的不是绝对真理而是多元繁荣,我当然不相信这一回会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能指导一切。我自己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新潮美术”局中人,我的愿望只是让一切矛盾都自然、自由地展开,于是我在报纸创刊半年后正式提出了“群贤办报”,明确表示“总编、副总编、执行编辑、分版编辑、各地特约编辑各司其职,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挥创造性的余地”。甚至说:“编辑群内部结构在高层次上的不一致,是我们的最终理想”[5]。这种打碎编辑群权力金字塔结构的设想在报刊编辑中未必有普遍意义,但毕竟是个新鲜的、值得一试的设想。因此一旦提出便始终未改。


主编对权力的自我消减,给第一线的编辑赋予了更大的发挥个性和创造性的机会,极大地调动了每个编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吸引了全国各地一批编辑“票友”。所有编辑无论资历深浅、学历高下和学术倾向,都被推到了同一的竞争状态和探索状态之中,各期各版的编辑意图和编辑风格反差极大,而且都不示弱。正是在这种竞争中,每个编辑都取得了别人无法取代的地位。


“创刊辞”反映出来的编辑宗旨还是朦胧的,随着“群贤办报”的提出,编辑宗旨越来越具体,这种更具体的编辑宗旨,在我1987年写的文章《我对〈中国美术报〉的反思》中得到了进一步表述:“争鸣性的学术信息报,探索性的知识交流报。它以提高为主兼顾普及,以学术为主兼顾知识,以现状为主兼顾历史,以探索和争鸣为主兼顾已有定评的东西。学术性、信息性、争鸣性、知识性是它的基本命脉。”“一版以‘动’与‘变’为基调,三版以‘稳’与‘常’为基调。一版以探索性为基调,三版以普及性为基调。二、四版则穿插跳跃其间。”“有的专号侧重报导提出问题,挑起争鸣的一方;有的专号侧重报导迎接挑战,提出反驳的一方。由此,在大起大落的对立冲突中形成多极互补总合而成的全面性——一种带戏剧性的全面。”[6]在办报四年半中发表的唯一一篇“编辑部”文章《行行重行行》中,又直接向读者说明了这种宗旨:“编辑部真诚地力主学术民主,主张在竞争与争鸣中存优汰劣。”“尽可能不加粉饰地直接披露美术界重大学术论争的矛盾焦点。”[7]无论是我还是更激进的青年编辑,都没有要办“前卫报”、“新潮报”的简单动机,编辑们更强调的是抓矛盾、抓问题,也就是“创刊辞”中所说的:“力争对美术界最关必的问题和群众美化生活最敏感的问题及时做出反应。”[8]


四、大潮景观


今天回过头翻翻当时的“美术报”,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除了强烈的探索欲望,它并没有只盯着“新潮美术”。报纸视域的开阔程度和涉及面的广泛程度,是80年代中期以前的美术刊物所不曾有的。“美术报”编辑群分为10大板块:动态与思潮、理论与争鸣、新闻与简讯、教育与知识、建筑与环境艺术、舞台与影视美术、工艺与设计、外国美术、美术考古、中国书画。在各大板块中,古典的与现代的、激进的与守成的、东方的与西方的、文人的与民间的、历史的与当代的、专家的与百姓的、政治的与自娱的、老辈的与儿童的……都曾在不同场合以主角身份登场,就连中国美术家协会也从未如此包罗万象。所不同的只是每个方面都没有八股调,甚至“儿童美术”也不安于教儿童如何画画,还要在儿童心理研究和幼儿教育方法上陈述实验报告,争个是非曲直。


“美术报”不是轻视前辈艺术家,只是轻视对前辈艺术家的庸俗捧场,对徐悲鸿、林风眠、李可染等人的再认识、再评价,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对吴大羽、梁思成、盛成、林文铮等人的访谈和回忆,发掘了现代艺术史上的重要史料。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大型美展征稿方法和进度追踪,美术院校招生、考试安排,历年研究生试题的公布,各种展览的预告,新工艺新技法的交流,或许比那些新鲜的议论更实惠。


“美术报”组织的重大争鸣,除了已成为流行话题的中国画空前的大论争,持续较久的还有由“假古董”引起的建筑艺术广泛讨论,由“雕塑危机”引起的城雕问题的持续讨论。当木目就全国城雕评奖而写的《评奖还是分奖》发表后,引起了刘开渠等20位雕塑家联名起诉《中国美术报》“侵犯名誉权”,这场法院认为被告尚未构成侵权的官司,持续调解了一年半,直到报纸停刊仍无结果。当《中国美术报》编辑部已经不复存在的两年后,《光明日报》竟刊出了《中国美术报》编辑部向雕塑家的道歉信,从而大大加重了事件的喜剧色彩[9]。包括这场官司在内的建筑和城雕的大讨论产生的最突出的成果,便是“美术报”主办的全国首届环境艺术讨论会的召开,以及环境艺术学会的筹办和创立。


文献|刘骁纯:对《中国美术报》的历史记述 崇真艺客

《中国美术报》1986年38期(总61期)


尽管现代艺术、“新潮美术”在报纸的整个篇幅中远不及四分之一比重,但在任何意义上说,“美术报”的影响都与它卷入“新潮美术”的漩涡分不开。从“新兴美术家集群”、“潮汛”、“新潮资料简编”、“新潮美术家”、“新潮反思”一系列栏目的开设,到主办“‘85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展”、参与主办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以及不断组织的重头文章和图片攻势,使现代主义思潮成了报纸的主调。青年编辑这种在报社内部也有重大争议的编辑热情之所以能实现出来,是因为我、水天中和张蔷都认为:首先,多元格局缺不了这一极;其次,报纸生存的四年半中,中国美术界最大的艺术现象就是空前规模、遍及全国的“新潮美术”运动,报纸不能对历史失职;第三,现代进程势在必行,那么这次运动不论有多少不足,它毕竟是绕不过去的重要阶段。正是这场运动,造就了栗宪庭、高名潞等一批青年编辑兼艺评家。


五、毁誉夹击


较之经济等方面的困难,报纸经历的最大危机来自意识形态——对现代主义思潮没有法律依据的不成文政策。


报纸出刊不久,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强烈反响。鼓掌的,青年居多;跺脚的,老年居多;边鼓掌边跺脚的,中年居多。以鼓掌声为主调的各种意见通过信件、文稿、电话、对话,铺天盖地而来。“美术报”1986年第34期第2版开了《读者评报》栏,选编了有代表性的意见。从中可以看出,鼓掌声是热烈的,苏州倪雄称“《中国美术报》的争鸣已成众目所瞩,意义不在于争议谁胜谁负,而在于讨论本身开创了一代新风。在林立的报刊杂志中独树一帜的是文章精辟而短小,言简意赅、锋芒毕露的耐读性,没有隐晦的思想,尽管有些观点在理解时还颇为费劲,但没有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意思。”南通林龙惠说:“每一期皆一一过目”,“我与我的同事们对其中90%的文章是心领神会的。”跺脚声也相当剧烈,浙江傅伯星说:“《中国美术报》不断渲染的主题鲜明而突出,概括起来有三个。一是不要传统,以李小山的宏文为主。二是不要祖国,他们只推崇西方现代美术中‘化腐朽为神奇’的一支以及国内的学舌者”,“不若改名为《西方美术报》的好!主题之三,是不要人民,他们只提倡‘自我表现’,内心独白,‘自我意识’,‘自我精神的升华’。三不主题向人们揭示的是彻底否定我国绘画艺术的历史成就,彻底否定党对于美术事业的领导作用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当各种意见涌向官方时,批评意见变成了主流。1986年1月21日上午,报社向所务会汇报工作,张明坦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不是社会主义的,不是中国的’,这个结论不科学,但有没有使人不满意的地方?”“今天院党委开会,院领导没有一个对报纸表示支持,蔡若虹(中国美协副主席)给一位副院长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对报纸非常不满意,我在院里被包围了,院领导说:报纸不改就收了,不要搞得一屁股屎。”“报纸现在是四面楚歌,洗个脸,变个样子吧!我们是代表党、代表人民、代表国家来办报的,应该办成真、善、美的报纸”,“我看到30期,到时仍不改变面貌我下台”。1月25日我去拜访中国美协副主席华君武,他提了不少具体意见,但态度宽容,认为“争论不要紧,但不要一边倒,一边倒不成了新的一花独放了吗?”“我唯一的希望是两个方面都要讲话”。


意见进而反映到文化部,1986年6月5日,文化部办公厅编印的“信访反映”以《有人提出〈中国美术报〉办报宗旨令人生疑》为标题转载了北京一位读者给文化部领导的信,“希望文化部领导能对该报进行全面检查分析,他们究竟代表什么?把读者引向哪里去?是把报纸办成真正的《中国美术报》,还是办成西方艺术的垃圾箱?” 1986年6月24日文化部办公厅编了一期《工作动态》,标题是《读者来信对〈中国美术报〉提出批评, 部党组开会研究解决意见》,文件说:“在六月廿一日的党组会议上,部党组就这些读者来信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美术报》应该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创刊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努力改进今后的工作;《中国美术报》应恰当地保持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对美术创作和研究中的问题,要以平等的态度、求实的精神、探讨的方式、朋友的身份来解决,以免人为地在艺术队伍和艺术传统问题上造成某种‘裂痕’和‘断裂’。”决定“从明年起,可用《中国美术报》编辑部的名义主办,不再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名义”,并请院方“向党组提出具体解决意见”。


6月28日上午,院党委讨论《中国美术报》问题,7月3日给文化部党组打了报告,提出四点“具体意见”:(1)、“由美研所派一、二名水平比较高的同志参加对《中国美术报》的领导;”(2)、认真总结, “统一思想,明确办报方针”;(3)、对文、图“严格审查”;(4)“改为《中国美术报》编辑部主办。”


当时正是朱厚泽任中宣部部长,比较强调“宽松”、“宽容”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文化部长王蒙7月22日上午约见了报社负责人张蔷和我。我们回来后立即向所务会和报社人员作了传达,并根据记录稿整理了一个“情况反映”,7月25日打印出来。我们希望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王蒙的回答是既不同意发表也不同意扩散,因此这个文件只送达报社人员和有关领导。


他的第一句话是“早就想找你们谈谈,一直安排不出来时间”,最后一句话,也是谈话的中心意思:“你们坚持探索是无可指责的,但要四面八方都考虑一下。”他认为“美术报还是有成绩的,是美术活动中的活跃因素,在有些方面提出了大胆的观点、设想,对推动美术事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因此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我的作家朋友和国外朋友也来信称赞这张报纸”。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你们的有些做法不慎重,不利于稳定和团结,容易招惹攻击,使自己被动”,为说明这点,他举了三个具体事例[10]。对于两种意见的强大反差,他的看法是“美术界的矛盾不少,老专家和新潮的矛盾,音乐界就缓和些,文学界则缓和得多,这可能与以前的人事矛盾有关。”他说,不以美研所名义主办是他的意见,因为他主张全国的文艺刊物都不要以哪个行政机关名义主办,这样便于开展争鸣,贯彻双百方针。文艺刊物不代表哪一个部门,“华君武的漫画并不代表美协,我写的小说不能说文化部长王蒙作,毛主席的诗词也不代表党中央”。对改革形势,他主张“改革和稳定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步子太快就破坏了改革”;对文化形势他讲了句言简意深的话:“近百年来,廉价的、浅薄的新潮派往往失败在强大的传统派面前。假洋鬼子没有什么力量。只有将新潮流、新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里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才能战胜保守的东西。”


王蒙承担了风险,美术报越过了又一次危机。以后文化部将“美术报”问题交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处理,而院里9月后又忙于院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结果“美术报”既没有更改主办单位,也没有更换主编。


六、停刊危机


张明坦曾告诫报社:国家现在抓经济,到一定时候就要抓意识形态。果然,随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成立和又一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初开展了对全国报刊的整顿。“美术报”于5月填报了《报刊重新登记申报表》,同时对编辑方向进行了自我回顾检查。6月27日新任副院长李希凡找张蔷谈话,说院里已向文化部打了报告,建议“美术报”明年第一季度停刊整顿三个月。


对“停刊整顿”反响最激烈的不在编辑方面而在经济事务方面。数天后,主管报社经济工作的刘惠民马上以个人名义写了不同意停刊整顿的报告,详细陈述了停刊整顿将涉及到与邮局、印刷厂、借用人员、纸张供应机构各环节一系列的经济协议和合同,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承包人对此将无法负责。7月6日,三位副院长约见了社委会全体成员,全面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


正当一个方面的危机似缓未缓时,另一方面的危机又出现了。在此前后,新闻出版总署对“美术报”的重新登记提出意见:“中国美术报没有专职编辑队伍,不符合办报条件。”


随着1987年夏季文化环境又趋向宽松,以及社会上对“美术报”停刊的传闻渐多,对报社取鼓掌、半鼓掌态度的议论越来越多地涌向了官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即8月3日院里向文化部上报的《关于申请中国美术报继续出刊的报告》,报告讲了三点:一、“美术报”的功过:“该报自发行以来,已出108期,发行量85000份(实印100000份,其余的以合订本出售),阅读对象15万人以上,因此该刊在美术工作者,其中尤其是中青年美术工作者之间,有广大的读者,被认为是较高层次的报刊”,“但由于编辑力量薄弱,又缺乏办报经验”,加之社会上鼓吹西方思潮的影响,“以致多次产生失误,在一段时间里引起美术界不少同志的尖锐批评。”由于已经“由一位副院长分管该报,编辑部几位负责人也作了业务上的回顾并多次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批评”,“自去年九月以来该报的编辑方向一般已趋于稳定”;二、关于专职编辑问题:“经过审慎又紧张的工作,现已基本落实”;三、关于停刊整顿的后果:“我院曾提出该刊停刊整顿保留刊号的意见,并已获党组同意,最近根据调查了解”,停刊整顿“必将导致较大的经济损失”,同时,还“可能在美术界产生另外的消极影响”。报告最后结论性的意见是“整顿而不停刊”。


这个报告并未获准,8月27日,李希凡向全体社委会传达了22日部党组扩大会议研究院里8月3日报告的结果:仍然按原来的决定执行,“美术报”明年第一季度停刊整顿。


很快,社会上传闻加剧,人们通过各种渠道,纷纷询问停刊整顿的原因。由于院、部两级领导从未明确讲过可以公开的停刊整顿的理由,至使报社人员对人们的种种猜测十分为难,既不能不答又不能回答,于是报社索性于9月7日向部里打了个报告,“请求文化部领导部门就中国美术报明年停刊整顿及其原由以文字形式正式通知中国艺术研究院,并转告中国美术报社”,以便回答涌向报社的询问和议论。


此后,形势很快向着两个方面转化:一是 9月22日当我向李希凡汇报稿件处理问题时,他说:文化部已决定“美术报”明年不停刊了;二是9月29日新任副所长水天中、邓福星找我谈话:根据院、所两级领导意见,让我“负责理论研究室工作,不再任美术报主编”,并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这既能全力投入研究工作,又可甩掉偿还债务的经济压力,正求之不得,但在未说明为什么撤我主编之前,别的都不能考虑。”


第二天,新任所长毕克官又对我说:你的意见所里研究过了,建议你继续任“美术报”主编。


这样,报纸始终没有停刊整顿,我也始终没有中断报纸的主编工作。到了年底,代理所长水天中在12月17日的全所会上正式宣布院方意见,由一名副所长兼管“美术报”,主编调整为:水天中、刘骁纯。此后直到终刊,“美术报”改为双主编制。


这个调整,便是大半年围绕报刊整顿产生的最终结果。领导的意图显然是希望水天中控制“美术报”的编辑方向,但水天中后来除了要求精选文图,不发文句不通的稿件外,坚持“不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术分歧”,甚至支持了报纸开放的文化态度。


七、经济压力


报刊整顿没有给“美术报”的编辑工作带来什么损害,却带来了办报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


早在办报之初,承包人已经测算出发行10万份以上,报纸销售的回收才能大于投入,因此大家都明确意识到:这种非商业性报刊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办一期赔一期,办得时间越长赔得越多。为此社委会一直想办个美术服务部,以便挣钱填补报社的亏损,但在向工商管理部门咨询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公职人员不能经商办企业。报社可以做的,只有生产教学幻灯片和刊登广告。因此1986年以后报社生产了十几套重要的教学幻灯片,随着经济政策的进一步放宽,1986年底报社下面办起了“艺联公司”,1987年底办起了“太阳艺术事务所”,他们不仅给报社上缴管理费,“艺联公司”还在报社两度出现赤字危机时,支持报纸度过了难关。


严重的问题是,拖到1987年9月底文化部才同意“美术报”不停刊,而此时邮局的次年报刊征订工作已成定局,邮局不再接受“美术报”的发行。经过了第一次自办发行的经验,大家深知自办发行的发行量远远小于邮局发行的发行量,加上《中国美术报》停刊的传闻以惊人速度和幅度的播散,1988年初,报社只收到一万余份订户。


面对经济压力,报社曾向院、所两级提出“美术报”改为国家投资,撤回20万元的私人借据,但没有被通过。后来除我之外的所有社委们都投入了联系赞助与合办单位的工作,但毫无结果。院方承认,“停刊整顿”的反复是造成经济滑坡的重要原因,同意争取国家给予部分政策性的补偿,最终也不了了之。在这种情况下,张蔷和刘惠民1988年上半年花了大量精力着手筹建“中国美术报董事会”,以便吸引一些企业家关注报社的经济命运。1988年7月5日,借报纸创刊三周年时机,董事会正式成立。


上述一切措施,都未能彻底扭转报纸的经济状况。1989年,刘惠民全权抓报纸经济,他采取了广告业务、幻灯销售、报纸推销、下属公司上缴管理费等分工承包到人,加大赏罚幅度的果断措施,自己也全力投入,终于使报纸迎来了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1989年底停刊后,交回的现金和实物,超过了20万元借款。可惜正当报纸经济显出曙光的时候,却受命停刊了。


八、受命终刊


随着社会思想逐渐开放和编辑群的相对成熟,理解“美术报”的越来越多,这从1988年第27期“读者评报”和同年第30期“美术报”创刊三周年专号的贺辞中可见一斑。画家吴冠中说:“《中国美术报》是一张很小的报纸,但却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世界上许多偏僻的角落都能看到《中国美术报》。”在中外艺术交流中,它“是很大的桥梁,也是很小的快艇”。北京顾孟潮称报纸有三个特色,“一个是战斗的姿态,一个是开创的姿态,一个是超前的姿态”,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贡献在于推动我国环境艺术的崛起”。武汉张在元说“美术报”是“建筑界通向美术界的一座‘桥’”。綦江李毅力说“农民作者十分喜欢《中国美术报》,他们说:‘看《中国美术报》不打脑壳(不打瞌睡)’”。北京郭大龙说:“几乎没有一种活动像近几年的美术活动这样惊世骇俗:同样,也没有一家报纸像《中国美术报》这样对这些活动报道得这般迅速、及时”。湖北张朝阳说:他并不认为这是张专门鼓吹现代派思潮的报纸,它“只不过是一个具有明确改革意识的报纸,如此而已。仅仅由于过去我们看惯了八股似的不痛不痒的报纸,看惯了从概念出发、四平八稳、貌似‘全面’的文章,就指责它如何‘偏激’、‘片面’”。


正当对“美术报”的“跺脚”声相对减少的时候,它却受命停刊了。


文献|刘骁纯:对《中国美术报》的历史记述 崇真艺客

《中国美术报》停刊申明

1989年52期(总231期)


《中国美术报》的停刊与1989年的政治风波显然有关,但从后来连篇累牍批判“美术报”的文章看,关键不在“美术报”曾报道了美术界的游行活动,而在于反映了现代主义思潮,说穿了, 根本原因是一些人重新拾起了对现代艺术的排斥态度,和以政治批判解决学术问题的故技。所不同的是,这一回除一些老干部, 很少再有人是真诚的。随着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大批判突然偃旗息鼓了,但极“左”的后起之秀已经得到了他们预期的实惠。


“美术报”停刊的消息最早是在1989年10月中旬从社会上传到报社的。由于文艺界领导已经大换班,新的文化部代部长已经取代了王蒙,因此报社成员对这个消息大都没有感到意外。12月5日,所长水天中(1988年11月后由代所长正式任为所长)在全所会上宣读了文化部11月11日下达的《关于决定停办〈中国美术报〉的通知》,通知对停刊理由等于没说:“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的精神,经研究,决定并报新闻出版署核准,你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美术报》停办”,下面讲了三点,一、报刊登记证要“注销”;二、可继续出刊到年底;三、做好善后工作。


这天深夜十一点以后,我突然接到张惠明从中国画研究院打来的电话,说李可染先生刚刚去逝了。这个噩耗和白天的事搅在一起,使我倍感悲凉。毫无疑问,白天的消息和晚上的噩耗将成为终刊号的重点内容。我当即去找住在楼上的水天中,他同样陷入了悲哀,并商定了终刊号的重点。当时郎绍君负责中国书画版,又专门研究过李可染的艺术,便自己动笔写了一篇文章,他当时并不知道文章要用在终刊号上,也没有任何双关含义,那醒目的大标题《一代巨星的殒落》,完全是他听到噩耗后,心中最想说的一句话。但当报纸出来后,这话与另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国美术报停刊》偶然地撞在一起,大大加重了终刊号的悲剧气氛。“停刊”消息的大标题下只有一行小字:“根据文化部关于决定停办《中国美术报》的通知,本报自1990年1月1日起停刊。”


这时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


1994年5月25日 北京


【注释】:

[1]《中国美术报》创刊后的头三期均未标出版日期,因此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和《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中对报纸创刊日期有1985年7月5日和7月6日两种说法, 据负责首期编辑的刘骁纯、翟墨二人当年日记,报纸是7月5日印出,7月6日发行。


[2] 周报四年半应出版 234 期,但1985年8月少出两期,9月少出一期,故终刊号上标的总期号为231期,《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据此。事实上,89年政治风波后还曾少出两期,期号却未因此顺减。减去这两期空号,实际共出刊229期。


[3] 1984年10月29日,所里正式向院方递交了《关于创办〈中国美术周报〉的报告》,提出集资办报的意向,11月22日,副院长白鹰在报告上批道:同意“集资创办《中国美术报》”,表示可争取由院里“全部投资或部分投资”。12月5日院里正式向国务院文化部递交了报告,仍提的是集资办报。其后,文化部将办报意向报告中央宣传部,12月19日,中宣部致函文化部,批准创办《中国美术报》。12月29日文化部向院里返回了《关于同意创办〈中国美术报〉的批复》。


[4] 引自1986年4月8日美研所所务会通过、5月12 日正式成文的《<中国美术报>章程》油印件。


[5] 《中国美术报》1986年第6期。


[6] 《美术思潮》1987年第6期。


[7] 《中国美术报》1988年第27期。


[8] 《中国美术报》1985年第1期。


[9] 1987年6、7月之交,全国首届城市雕塑评奖活动举办(见《中国美术报》1987年第27期);同年12月28日,《中国美术报》发表了木目的文章《评奖还是分奖》,88年2月22日全国城雕规划组起诉《中国美术报》“侵犯了公民和法人的名誉权”(见同报1988年第24期);同年6月27日,诉方因不具备原告人资格“暂时撤诉”(见同报1988年第32期);在此前后, 原告人改为刘开渠等20位雕塑家再次起诉《中国美术报》(见同报1988年第46期);1991年12月5 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刊登了《原〈中国美术报〉编辑部告读者》。


[10] 王蒙所列举的三件事是:一、对1985年第14期转载李小山的“穷途末日”论,王蒙认为“不能禁止”,但“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些”;二、对1986年第1 期刊登朱新建的小脚裸体画,他认为刊登“弊多利少”;三、对1986年第6期刊登《中国海外艺术家联盟宣言》,他认为“文化背景”不同,“有的话不能照搬”,“作为消息客观报道一下是可以的”。


(本文1994年完稿,2002年发表于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收入《艺术新视界——26位著名批评家谈中国当代美术的走势》,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第1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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