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神探曹宝麟｜《平复帖》不是陆机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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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宝麟，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其精研米芾，博涉颜鲁公、苏东坡、黄山谷诸家，其书法自成一格。出版有《抱瓮集》《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中国书法全集·蔡襄、米芾卷》《中国书法全集·北宋名家卷》等。
自《宣和书谱》著录陆机《平复帖》以来，近千年间，除明代曾有人妄诞地将作者攀附汉代张芝外，似乎很少有人对此帖为陆机所书的定论产生怀疑。由于陆机享有盛名，所以尽管不断有年代更早却由无名之辈所书的各类墨迹被发现，但《平复帖》的法书地位仍是至高无上的。帖后董其昌跋云：“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流露出不胜崇敬之情。那么今天的提出异议，其煞风景是否有类煮鹤焚琴呢？我想，学术并无禁脔，人人可得而论，只是才学所限，恐怕不无失当，深望识者据理直斥我的妄诞则幸甚幸甚。《平复帖》之可鉴定为晋人真迹，大概是毫无疑问的。虽然书札前后并无晋人落款，但字体结构及纸张形制诸方面，都是认定晋物的足以倚信的根据。我觉得陆机著权之所以值得怀疑，乃是在于书札反映的事件和涉及的人物，与陆机的生平实在难相符契的缘故。为了便于论述这个问题，不妨先将启功先生的《平复帖》释文移录于下：彦先赢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执（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平复帖》的原主张伯驹先生把帖首“彦先”二字释为“舍兄”，但“寇乱之际”四字却无不合。既然二公都对陆机深信不疑，则其他异同可暂且不问。先看看陆机的生平。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人。生于东吴永安四年（261年），卒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享年四十三岁。机为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之子，是个贵游子弟。吴末帝天纪四年（280年），吴为晋武帝所灭。陆机因退居故里，杜门苦读十年，曾著《辩亡论》以寄寓他的亡国之痛。太康末年，终于同兄弟陆云共赴首都洛阳干谒参政。陆机出山伊始就深陷当时的政治泥潭而不能自拔。他先由名士张华荐引，投靠贾后一党，谄事后妹子权臣贾谧，与潘岳、石崇等人混迹贾门，号为“二十四友”。后又转亲赵王司马伦，因参予诛灭贾党而赐爵关内侯，继擢中书郎。司马伦篡位后不久被杀，陆机险遭坐死，终赖成都王司马颖济活，于是又报效于成都王麾下，拜平原内史。太安初，司马颖勾结河间王司马顒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陆机命为都督。河桥一役败绩，受谗与弟俱罹杀身之祸。陆机一生遭际大略如此。陆机入洛后的西晋王朝尚表面太平，及惠帝接位，愚闇失御，贾后因而擅权。元康元年（291年）贾后谋害太后父杨骏及其党羽，为“八王之乱”揭开了序幕。自此兵连祸结，延续一十六年。就在这兄弟鬩墻（兄弟相争）、天下疲敝之际，“五胡”乘隙崛起，迅速壮大。陆机去世当年（303年），賨人李特称帝成都，国号为“成”。后一年，匈奴刘渊据离石称汉王。继于永嘉二年（308年）称帝，迁都平阳。李氏政权侷处西南一隅，无力东顾，而刘氏集团与以石勒为首的羯族部落联合，挥戈南下，终在永嘉五年（311年）攻克洛阳，俘虏怀帝。这就是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永嘉之乱。建兴四年（316年），愍帝出降于长安，西晋至此覆亡。《平复帖》中叙及与“夏伯荣”之所以不通音问的“寇乱之际”，其实所指即是这段社稷倾覆，乘舆播越（天子流亡在外）的非常时期。何以见得？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习惯用语。“宁馨”、“阿堵”为晋人常言，只因其独特，故给人印象深刻，而“寇乱”貌似寻常，多不为人注意。实际上，它的专指故国沦丧，对当时人来说是约定俗成，无须多加诠释的。这有如今天的单说“浩劫”、“内乱”，凡亲身经历那十年的人自然是心领神会一样，两者道理并无不同。对“寇乱”一词的认识，乃是笔者遍检清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晋文》以及《晋书》，拈出使用“寇乱”一词的例句，经过反覆寻绎后得出的浅见。现谨钞撮于下，并适当加些按语。东晋元帝建武二年（318年），袁瓌上《禁招魂葬表》云：“故尚书仆射曹馥殁于寇乱，嫡孙允不得葬尸，招魂殡葬……。”（《全晋文》录《通典·礼六三·招魂葬议》）按：考《晋书·孝怀帝纪》：“永嘉五年（311年）……六月癸未，刘曜、王弥、石勒同寇洛川，王师频为贼所败，死者甚众。……丁酉，刘曜、王弥入京师。……吴王晏、竞陵王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沖、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可见袁瓌表云曹馥遇害的“寇乱”即是永嘉之乱。（二）干宝《驳招魂葬议》云：“时有招魂，考之经传则无闻焉。近太傅公既属寇乱，尸柩不反，时奕议招魂葬。东海国学官、今鲁国周生以为宜尔，盛陈其议，皆多无证。……”（出处同上）按，太傅公指东海王司马越。《晋书·东海王越传》：“诏越以太傅录尚书，以下邳、济阳二郡增封。……永嘉五年（311年）薨于项。……还葬东海。石勒追及于苦县宁平城。……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又《袁瓌传》：“时东海王越尸既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与博士傅纯议，以为招魂葬是谓埋神，不可从也。帝然之，虽许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诏禁之。”可见干宝驳议也是那次御前和袁瓌的议论之一。其所云“寇乱”君臣皆可心照，故不必明言。（三）中兴初，以边寇未静，学校陵迟，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犹依旧策试。卓上疏以为： “答问损益，当须博通古今；明达政体，必求诸《坟》《索》，乃堪其举。臣所忝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余州。……”（《晋书·甘卓传》）按：甘卓本传云：“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锋都督、扬威将军、历阳内史。”《晋书·地理志下·扬州》：“永兴元年（304年）……分淮南之乌江、历阳二县置历阳郡。”又《职官志》：“郡皆置太守……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历阳（治今安徽和县）处长江北岸，胡骑南下，阻天堑而止，历阳备受陵轹是必然的。（四）及（殷）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又遗浩书曰：“……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竞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晋书·王羲之传》）按：殷浩北伐关中前秦苻健，是东晋穆帝永和八年（352年）事，此时晋偏安江东已垂三纪。北伐自然是旨在光复帝业，但因五胡盘踞坐大，而东晋又所任匪人，所以这一宏图终是梦想。逸少所云“寇乱以来”，显然即指失国以降不能克复的种种丧气之事。足见即使一代人以后，凡指“寇乱”虽非亲历者（右军长于南渡后）仍有切肤之痛，而且是极为警醒的。以上四条皆晋人言文实录，从中不难看出其人所谓“寇乱”的指归。《晋书》虽由唐人房玄龄挂名，但纪传中叙事所用的“寇乱”一词，与直出晋人者的涵义基本上没有轩轾。（五）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海内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遂忧惧成疾。永嘉五年（311年）薨于项。（《晋书·东海王越传》）（六）群字公度，少拜广武侯世子。随父在晋阳，遭逢寇乱，数领偏军征讨。（《晋书·刘群传》）按：刘群是刘琨之子。《晋书·刘琨传》：“永嘉元年（307年），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并州之州治即是晋阳（今山西太原南）。（七）永嘉三年（309年），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晋书·山简传》）（八）及洛中寇乱，乃潜草野以观变。石勒屯兵葛陂，专行杀戮，沙门遇害者甚衆。（《晋书·艺术传·佛图澄》）在此需要特加说明的是，房玄龄毕竟是唐人，难免有隔世之感，所以唯有一例与晋人用法不同，这儿用的是“寇乱”的一般意义。（九）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吴，九州共一。……武皇帝亦初平寇乱，意先仪范。（《晋书·礼志上》）从史法而言，“寇”字用作名词，即蔑称外部的敌人（包括叛变投敌者，但作逆谋反者不在此例）；若为动词，则指外敌的入侵。外敌入侵并破坏本政体的内部结构，这才是名实相副的“寇乱”。陆机仕晋之世，尽管在他被杀的前六年有秦雍氐帅齐万年的反叛，临死前又有巴蜀流人李特的起事和称帝，但只祸流数州，远远未达到“乱”的程度。而真正的因外寇而成的丧乱只有永嘉之乱。既然在“寇乱”前九年陆机已作古，那么《平复帖》的不是陆机所书可谓洞若观火。《平复帖》开头二字，启功释“彦先”，张伯驹释“舍兄”，验之再三，觉前者为是。第一字小半残，但第二字显然不是从“口”的“兄”。基于以上对“寇乱”的认识，于是《平复帖》中“彦先”究竟为孰何的疑团也就迎刃而解了。晋代有顾荣、贺循和全某皆字彦先，而且都是陆机的朋友，这或许是《平复帖》题为陆机所书而能长期不被人怀疑的真正原因。但唯因与陆攀上了瓜葛，却使“彦先”的归属成了聚讼的焦点。启功先生主张贺循，然却回避贺死于东晋大兴二年（319年）即比陆机晚死十六年的事实，只得采用陆机此帖作于入洛之前的说法。这个说法中存在的问题只须计算一下年龄就解决了。按陆机本传：“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又云：“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晋书七·陆机入洛年》考证出陆机是年二十九岁。贺循较陆机有一岁之长，则纵使《平复帖》作于入洛当年，贺循也绝无可能“承使唯男”，即有一个足以胜任在病榻前侍奉汤药栉沭的偌大的儿子的。更况未满而立则身患“羸瘵”，已被挚友叹为“恐难平复”的贺循，居然缠绵到花甲才寿终正寝，不知是否会有如此的奇迹发生？徐邦达先生也许看出了贺陆之间有着解释不清的破绽，因而否定了启功先生的观点，另觅全彦先来立论。此人仅见于《文选》卷二四所收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二首的李善注：“集云为全彦先作，今云顾彦先，误也。”然而卷二五也有陆云同题诗二首，李善注却说：“集亦云为顾彦先，然此二篇并是妇答，而云赠妇，误也。”陆氏昆仲诗题相同，当为一时所作，而李善所见文集一为全氏，一为顾氏，舛乱若是，真使人生疑，是否确有一个全彦先在！（ 一九七七年中华书局出版影宋胡克家本《文选》，有作“全彦先”者。然而，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五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他看到的版本“全”作“令”‘按语云：“为令彦先当是为令文彦先之误。陆士龙集有答大将军祭酒顾令文诗，又有与张光禄书云：顾令文彦先每宣陆眷弥泰之惠，即指此二人。”那么是否有全彦先其人，尚存疑问。）退一步讲，如果陆机真有一个字彦先的朋友先他而卒，那么“寇乱之际”的话更是没有了着落。总之，只有排除了陆机为《平复帖》的作者才怡然理顺，否则难免捉襟见肘，疑窦丛生。我是同意彦先贺循说的，这是因为他的“羸瘵”不仅于史有征，而且他病情恶化到“恐难平复”的地步，正有一个“寇乱之际”的时代背景。只有这样才是“信而有征”的。考《晋书·贺循传》：“赵王伦篡位，转侍御史，辞疾去职。……及陈敏之乱，诈称诏书，以循为丹杨内史。循辞以脚疾，手不制笔，又服寒食散，露发袒身，示不可用，敏乃不敢逼。”两次不从逆分别发生在惠帝永宁元年（301年）和永兴二年（305年），贺循已年逾四十。虽是托病远祸，但其病状已初见端倪。此后便每况愈下。南渡之后，元帝鉴于他沉痾缠身而“诏断宾客”。及至疾笃不起，元帝亲幸探望，并恩赐章服以示殊宠，但“循虽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不久便去世了。关于贺循的“羸瘵”，本传之中记载得不厌其详，历历可按。根据《平复帖》“恐难平复”而又“此已为庆”的话推测，其时贺循的病情尚保持相对的稳定，那么结合“寇乱之际”的背景，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平复帖》大概作于西晋怀愍末叶至元帝中兴之初这段时间内的结论。可惜的是，由于文献的不足，帖中提及的其他两人皆无可考，否则将可增加一些旁证。值得探讨的是启功先生释为“夏伯荣”者的姓氏，明人张丑释“闵”在先，我觉得较为可从。因为我注意到与贺循、顾荣、纪瞻、薛兼年轻时齐名且号为“五儁”的还有一个“闵鸿”，与之庶几相似。但因他是东吴遗民，所以唯独他连入《晋书·隐逸传》的资格也没有，而在东吴官至尚书的闵鸿竞又失载于《三国志·吴志》，遂使其表字是否下字为“荣”都无法覈实。我们只能从附见于陆云、纪瞻、薛兼三传中的零星记载知道闵鸿是广陵人，吴尚书，陆云幼时受过他的激赏，并于十六岁时由他保荐为“贤良”。吴亡后不仕。临终曾向纪瞻托付后事（按，纪瞻卒于东晋明帝时），其事迹行年可知者如此而已。当然，要证实《平复帖》的闵氏是否即是闵鸿，还有待于墓志出土或其他资料的被发现才能办到，在此絮聒，无非是“立此存照”之意。此帖也许是在唐末被归于陆机名下的，帖后有米芾所谓“唐末鉴赏之家”的殷浩印记，相信该帖帖心前端的白绢题签也是此人所为。将无名或名气不大的人的笔墨题为剧迹以欺世盗名乃至牟取暴利，此等伎俩也真可谓“由来尚矣”。《平复帖》的书法天趣横溢，结体茂朴，笔意苍茫，脱尽浮艳，虽用的是秃笔，但呈现的衰飒之态，似非踔厉风发的壮年人所为。其实它颇为符合贺循的同侪，此帖的佚名作者的年龄特征。如以书风而论，则充分体现出从章草向今草过渡的时代气息，这恰恰是羲献变法的先河。从《平复帖》直到右军《姨母帖》，几十年的演变轨迹依稀可寻。因此笔者尽管斗胆辩正了《平复帖》为陆机所书的失误，但该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无意抹杀，也是抹杀不了的。《平复帖》全卷，请将手机横过来查阅
原载《书法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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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竹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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