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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神探曹宝麟|米芾《竹前槐后诗帖》中的“希声吾英友”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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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神探曹宝麟|米芾《竹前槐后诗帖》中的“希声吾英友”到底是谁? 曹宝麟 米芾 书法 竹前槐后诗帖 希声吾英友 神探 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 教授 博士生 导师 崇真艺客

曹宝麟,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其精研米芾,博涉颜鲁公、苏东坡、黄山谷诸家,其书法自成一格。出版有《抱瓮集》《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中国书法全集·蔡襄、米芾卷》《中国书法全集·北宋名家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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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竹前槐后诗帖》考


文|曹宝麟

 
米芾的书法遗产是非常值得后人继承的巨大财富。他的一些书论,尽管缺乏系统(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通病),但其中处处体现出的不弄玄虚、不尚矫饰的作风无疑是历来书论中难能可贵的精髓。他的《自叙帖》示人以法,使有志的后学者看到他明得失知取舍的同时,不得不思考自己应该怎样去继承传统、取精用宏地板出一条新路,这对于今天热衷于谈论“创新”的我们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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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 自叙帖(局部)
上图,宋搨《群玉堂帖》。凡八十八行,共二九八字。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此帖自述临池心得及学书经历,可为一生之总结。

释文:学书贵弄翰,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天真,出于意外。所以,古人书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则奴书也。其次,要得笔。谓骨筋、皮肉、脂泽、风神皆全,犹如一佳士也。又,笔笔不同。三字三画异,故作异;重轻不同,出于天真,自然异。又书非以使毫。使毫,行墨而已,其浑然天成,如蒪丝是也。

又,得笔,则虽细为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掾(椽)亦褊(扁)。此虽心得,亦可学入。学之理,在作字必悬手。锋抵壁,久之,必自得趣也。余初学,先写壁,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锺方而师师宜官,《刘宽碑》是也。篆便爱《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其书壁,以沈传师为主,小字,大不取也,大不取也。——《中国书法全集·宋辽金米芾》
 
然而遗憾的是,米芾的现存大量书迹并不能为他明告的集古成家的训示提供直观的依据。因为这些绵延三十余年创作出来的“心画”,有大半是没有明显的年代标志的。在一团乱丝中找不到一个起头,那么“治丝益棼”的结果,将使我们坠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迷惘中去。
 
因此考证乃是第一功夫。只有把那些不明年代的书迹考出并逐一系年排列,我们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到米书几十年来潜移默化的发展轨迹,也才能拿它与《自叙帖》对照观察,从而得到其某一阶段习欧、某一阶段学褚之类的感性认识。本文可以说是为实现这一良好愿望而作的尝试努力。
 
翁方纲在《米海岳年谱》中首倡“四十一岁(元祐六年)改字”说,这是足以倚信的,并且它已经成为米书断代的“分水岭”。但是“改字”直到谢世,米芾毕竟还有十六年之久的创作生涯。因此仅仅满足于“述而不作”显然是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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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 竹前槐后诗帖

 
《竹前槐后诗帖》前部是一通书札,后部是一首七絶,九行凡六十一字,全文如下:
 
芾非才当剧,咫尺音敬缺然。比想庆侍,为道增胜。小诗因以奉寄  希声吾英友  芾上。竹前槐后午阴繁(环),壶领华胥屡往还。雅兴欲为十客具,人和端使一身闲。
 

这封信的大意是说我不是人才却担当重任,与您近在咫尺,但致敬的机会却很少。近来想到要去侍奉您,并致以问候,小诗于是先寄上云云。显然,“希声”尽管是朋辈,但年岁肯定要比米芾大得多。因此解开“希声”为谁之谜,就成了弄清这封书信年代的关键。

 

我认为“希声”就是黎錞。吕陶《净德集》卷二二有《朝议大夫黎公墓志铭》云: “渠江

黎希声,专经而信道,常谓《春秋》缘旧史之文,假圣师之笔,行王者之事。”  “公讳淳,字希声。幼务学,既冠与仲兄洵游京师。”“元丰七年以朝请大夫致仕。哲宗即位,加朝议。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九。”集中还有《和子瞻寄希声二首》诗,由知苏黎二人也是朋友。《东坡志林》卷六正有一则道及这层关系:“吾故人黎錞,字希声,治《春秋》有家法,欧阳文忠公喜之。然为人质木迟缓,刘贡父戏谓之‘黎檬子’,以谓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联骑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几落马。今吾谪海南,所居有此,霜实累累,然二君皆已登鬼录,坐念故人之风味,岂复可见?”从东坡谪海南的时间(绍圣四年, 1097年)与黎氏善治《春秋》两件事看,吕志苏记事主显系一人,但吕作“淳”,苏作“錞”。錞是古代青铜所制乐器,而《老子》有“大音希声”  一语,从“字以表德”的原则衡量,当以从“金”为正。作为黎錞朋友兼同乡的吕陶,犹难免有音同之失,这可能因黎“仲兄洵”从“水”而误。

一般说,东坡的朋友如黄庭坚、李之仪等人,也同时与元章往还,那么黎錞是否米芾的“英友”呢?米芾《书史》云:“刘泾倅莫,王贻永侍中孙为守,得摹帖一卷,乃冑曹参军李怀琳伪作七贤帖,后人所撰也。……后余以画易于刘泾,分前四帖与李錞,皆正观(按,当为“贞观”,避仁宗趟祯嫌名改)间一种伪好物。”这儿的“李錞”很可能就是黎錞。相左的原因,或许是承上“李怀琳”而误,也可能是米芾的糊涂。
 
米芾对姓氏的“不求甚解”是有前例的。《宝晋英光集·补遗》一则云: “余采陈、唐至本朝书法,得一十四家。……张友直如宫女插花,媚娇对鉴,端正自然,别有一种韵致。”赵舆时《宾退录》卷二所记只有“陈”作“隋”和“韵致”作“娇态”之异;可见“张友直”是原本如此。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从引述角度云: “至评章伯益书乃云: ‘如宫女插花,嫔嫱对镜,自有一般态度。’”宋初章友直字伯益,盛有书名,今存唐阎立本《步辇图》后即有此公篆题,所以米芾是弄错了。“张”与“章”、“李”与“黎”的相混,具有音理相近的共同特点。
 
米蒂将“黎”误成“李”,吕陶将“錞”误成“淳”,出于挚友似不可解,其实古人举凡友朋,无不以表字相称,姓与名相对用得不多,所以才会因一时疏忽而出错。
 
倘若“希声”确系黎錞,那麽《竹前槐后诗帖》的写作年代就不难考知: 它只能在元祐六、七、八三年之内(帖署芾,只能是六年以后)。八年的五月末是黎逝世之期,时在盛夏,而米诗描写的正是这一时令的景物,所以此年基本可在排除之列。

现在亟需验证的是,米芾此两年的履况是否与诗帖所云相符。
 
赵令畤《侯鲭录》卷七云: “东坡在维扬,一日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 ‘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坡云: ‘吾从众!’坐客大笑。”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 “元祐末,(米)知雍丘,苏子瞻自扬州召还,乃具饭饷之。既至,则对设长案,各以精纸佳墨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纸共作字。二小史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尽,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为平生书莫及也。”苏轼知扬州,收尾才半年,是元祐七年三月到任,八月召回京师的。从上面引例的两条记载中得知,即在这半年里,元章从失官赋闲的落魄之士叙复一变为雍丘县令,这应该是旧党重新得势后对他的照拂,或许就是苏氏兄弟的提携。雍丘县令为正八品,虽是微官,但已是米芾有生以来做的最大官职了。他对黎錞说的“非才当剧”,言似谦抑,其实那种沾沾自喜的情绪是溢于言表的。从这区区四字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此帖絶不可能作于雍丘之前,于是书年自非元祐七年而莫属了。
 
黎錞七十岁以朝请大夫的荣誉职街退休,哲宗登基又推恩加了一阶,到元祐七年他已是七八衰龄。墓志云其死后五年才归葬家山,可见死前卜居汴京。雍丘属于“京畿路”,相当今日所谓郊县,信中“咫尺”极言去京路近,而“庆侍”出于比黎小三十六岁的“忘年交”的米芾之口也是非常合宜的。
 
米芾诗中有“壶领华胥屡往还”  一句。《书史》云:“林希送余诗:‘壶岭(领通岭,见《兰亭序》)共倾银霅水,墨皇犹展玉楼风。’壶岭谓砚山也。”雪溪在湖州,则“壶领”显然得于“元祐戊辰(三年),集贤林舍人(希)招为苕霅之游”(《跋头陀寺碑》)的那次旅行。这件铭心宝物的屡屡形诸梦境,也说明此诗作湖州之游后不会太久。另外,诗中流露出来的踌躇满志的闲遭情调,不用说与湖州之行的《苕溪》、《蜀素》中侘傺不偶的牢骚迥乎其异,即便与作于略晚的《题东坡木石图次韵诗帖》中“四十谁云是?三年不制衣”的自伤穷愁也不能同日而语(按,此诗恐作于东坡知扬州时,米芾四十二岁,“四十”云云是举其成数)。荣枯穷达的效应真有天渊之别了。
 
以上的考证是建立在“希声”疑为黎錞的揣测之上的,为示结论的不妄,自应拿出无可争辩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该帖的签名与元章相近年分签名的如出一辙。
 
一个人的签名在相近的年分里保持相对的统一性,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所以这当是最为有力的证据。
 
米芾四十一岁改字以后的签名形态基本上可归纳为二类。 一类横画较长,往往露锋,表现出飘逸之致,因其长故与草头末笔一点笔势的映带关系不甚明显;另一类横画较短,有时上接草头末笔。前者结字平淡拘谨,反映出改字之初有欠熟练,反之,后者深稳精熟,备极生动。前者在先是一目了然的。元章《箧中帖》我已考出作于元祐六年,(参见《书谱》  一九八四年第六期)这是改字之后的现存第一件作品,签名的结体就显得非常稚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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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箧中帖》的“芾”


《题东坡木石图次韵诗帖》具有相似情貌但已觉老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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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东坡木石图次韵诗帖》中的“芾”


米芾雍丘任期内的签名,尚有见诸《群玉堂米帖》中书于元祐九年(是年四年改绍圣元年)的《明道观壁记》(图一·三)、《章圣天临殿记》(图一·四)及《天衣怀禅师碑》(图一,五),辞去雍丘县令后的书于同年稍晚的《拜中岳命诗帖》(图一,六)、《露筋之碑》(图一·七),如果再把《竹前槐后诗帖》的签名置于其中,便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了。其与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廷议帖》(图一,八)及大观元年即米芾卒年(1107年)的《无为章吉老墓志》(图一,九,二帖皆见《宝晋斋法帖》)的晚年签名毕竟是有着较大差异的。早期签字的横画一笔取法于褚遂良波磔有致又提按分明的遗规,从而对他在《自叙帖》中声言“乃慕褚而学最久”的时间有了一个大致可以依凭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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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竹前槐后诗帖》书于元祐七年元章初知雍丘之时的推断,庶可一锤定音了。

原载《书谱》  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附记


这篇拙文一九八六年发表后,曾有一位读者(抱歉已忘其大名)在隔年的《书谱》杂志上刊出商榷的短文。其主要观点是针对“英友”  一词,认为它应指英年之友,而黎錞已属高寿,不当此称。尽管我当时并未回应,但此事横亘心中,挥之难去。

 

现在结集修订,这一问题自不容回避。感谢这位朋友的质疑,给了我一个重新审视的机会。然而我不想扫灭行迹,文过饰非。当年思虑的有欠缜密甚至有些幼稚,正能反映一个比较真实的本人。于是保持原貌,不作改窜,而将当下的反思写在附记中。

 

“英友”之不适行将就木的黎錞,确是我的疏失。想想也是,“英”乃植物之花,开花正是其生命力最为旺盛的象征。但我的失误,恰恰是没有注意到帖中“庆侍”已移行抬头——是就收信人目前所处的状态而言的——这是古代书札中表敬的一种礼仪。如果按我原先理解为去侍奉他人的话,是无必要这样写的。由南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一九《米元章书简帖上》保存的一帖中,也有使用“庆侍”之例:

 

黻顿首再拜。相从之乐,自卯及巳,十五年矣。自武林失恃,遂发白齿落,頽然一老翁。若与公相遇他处,宜不相识耳。比来庆侍下起居何如?偶浛光同官刘穆之行,奉书,千里相望,何日会合?临风怅然。黻顿首,通判朝奉君谟兄。

 

虽然已是顺序顶接排字,但上引专指收信人侍奉父母的意思比《竹前槐后诗帖》更为显豁。既然椿萱在堂,那么“英友”不会是黎錞,本是十分容易排除的呀!

 

那么,“希声吾英友”到底是谁?我认为应是原考中已经提及的李錞。李錞字希声,与黎錞恰是同名同字,也说明“字以表德”而取自经典者往往不约而同的情况。米芾《书史》中三次提及李錞,除已引外另两条如下:

 

李錞收唐人欧行书《兵箴》,刘冲之丞相家物。


苏州邵元伯中允之子,收苏沂所摹张颠《贺入清鉴帖》,与真更无少异。又摹怀素《自叙》,尝归余家。今归吾友李錞,  一如真迹。


记载李錞字希声的文献,自以宋人的最为可靠:


李錞希声言: 顷侍其祖茂直为江西监司日,闻余禧自御史中丞以母丧还洪府日,洪有媪,善以三世禄命言人吉凶。德占俾占之。曰: 当与兵死。……


——李廌《师友谈记》


《次秘丞李錞希声新省韵》


——曾几《茶山集》卷五


《李希声集》一卷。陈氏曰:秘书丞李錞希声撰。与徐师川、潘老同时。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五·经籍考七二


李錞行状资料匮乏,仅知为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南渡后官至秘书丞。《宋史·艺文八》列《李錞诗话》一卷。另有诗集一卷,属“江西诗派”。所知区区而已。

 

从李錞(1059—1109年)《师友谈记》中知錞祖是李茂直。据《绩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元年十二月壬戌:“中书言: ‘江南东路制勘院言: 根究吕嘉问等事,候江西提点刑狱李茂直到院结案。’然茂直近已丁母忧,诏止令孙珪、王安上、朱炎同鞫之。”由此可知,元丰元年(1078年)左右李錞已有表字希声(古人二十岁立字),质言之,他的年龄与李廌相近,属同辈人。既与米芾(生于1051年)相差七八岁,米呼为“英友”是适当的。

 

《竹前槐后诗帖》作于元祐七年夏的结论我自信不必修正。因为着眼于初任亲民官和签名形态二事,本可与“希声”无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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