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ôP Conversation | 荣荣&映里：从见证他人行为，到终结于摄影的自我行为

90年代，福建人荣荣来到北京，追寻艺术梦想。他在东村落了脚，因为那里房租便宜，可以容纳许多与他同样怀揣艺术梦想但没有工作的人。他结识了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在这个富有创造力的群体里，有做装置的，做行为的，做音乐的和写诗的，荣荣是极少数用相机的。

荣荣最早的摄影记录了他身边艺术家的行为，包括张洹、马六明等。一张照片里，荣荣记录下张洹的行为“十二平米”，炎炎夏日里，张洹把鱼内脏的腥液和蜂蜜涂在身上，在恶臭的东村厕所里，坐了一个小时，引来了满身苍蝇。

相机是身体行为的见证者，这个时期，荣荣的照片见证的是他人的行为，他的拍摄主要是现场记录，并没有投入十分明显的主观意识，仅有的主观性也在于如何诠释他人行为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东村》更像是一段不为人知的艺术圈幕后花絮。但与此同时，记录与行为的碰撞也渐渐开始影响他，荣荣开始把镜头对准自己，以自拍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不确定的灰色年代内心的状态。

东村不到一年就消失于城市的历史中，荣荣搬去了六里屯，后来，他结识了日本摄影师映里，他们成了生活和创作上的伙伴。映里当时拍了几年写真，但她不拘泥于传统的肖像，在作品《Maximax》中，映里在一间红漆白房间里拍摄了演员尾藤桃子（Momoko Bito），她构造了一段激烈挣扎的情境。桃子在其中向着墙面泼洒颜料，仿佛陷入了疯狂。映里早期的作品具有浓烈的青春气息，她将自己的想法与模特的表演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自我释放。

结婚后，荣荣与映里共同创作了系列《富士山》，两人在语言不畅的情况下通过摄影交流，他们架起相机，然后赤身裸体在冰天雪地里奔跑，用呼吸抵抗寒冷，在身体和即时的灵感引导下，两人回应着彼此和外界环境，他们的动作和行为最终被定格成照片。

行为是内心驱使的，照片依然起着见证的作用，不同的是，拍摄者此刻也成了行为的表演者和被摄者。在荣荣和映里的创作中，行为的终结是影像，所以他们在镜头前的表演，既注重两人携手后充满活力与自由的关系展现，也十分在意图像本身的氛围营造。《富士山》里的照片唯美、纯净，带有浪漫的感觉，这是荣荣和映里生命中新阶段的开始。

他们将摄影当作连接两人的桥梁，荣荣和映里婚后在北京六里屯定居。2002年，他们居住的小院子在城市扩张的进程中即将被拆除，有感于生活环境的变化，荣荣和映里创作了系列《六里屯》。《六里屯》延续了结合行为与记录的创作手法，但比起前作，《六里屯》的气息更为伤感。

昏暗环境中，一人从背后抱着另一人，被子是传统的日式地铺，在这残破的环境中，显示出脆弱依偎与试图保护的姿态。相比这张照片，系列里其他的几张照片则显得更为直接，荣荣和映里手捧着花，将自己置身于拆迁现场，以一种直面镜头的姿态身临其境，在自拍合影中，他们流露出对即将消亡的家园的情感。照片是记忆的见证，它既见证了自己生活环境的变化，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化。

可以说，荣荣和映里一直以来都敏感于身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他们之后创立了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将重心转到摄影交流上。期间，他们仍然拍了像《三影堂》、《妻有无语》这样的作品，他们的家庭成员从两人增加到了五人（他们养育了三个孩子），荣荣和映里用家庭合影留下了人生的重要节点，分享了他们与孩子对大自然和一年四季的感知。

从见证他人行为，到通过身体的内心表达和自拍，荣荣和映里的摄影经历了不断的变化。他们持续向内的，向着自我和互相关系的探索，时而也触及到了集体记忆，连接了向外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