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科学革命与艺术收藏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Art Collection
追逐奇迹,揭示秘密:探索时代的艺术收藏馆(下)
文/保罗·雷纳Paulus Rainer
译/杨晓涵
艺术收藏馆的大部分艺术作品并没有那么多的信息量,就像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普遍性的藏书,并不能说明、表现和解释所有的知识一样。正如汉斯·荷兰德[9](Hans Hollander)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收藏家的收藏目标是想要囊括“整个世界”,那么这一点他注定失败。如果收集“所有”是不可能的,那么更重要的是重新塑造、设计和定义每个独立的作品,这就要求减少、集中和限制其包含的数量。尽管有这些限制,收藏的理想作用还是可以保留下来,人们将收藏库作为一个学习的场所,可以迅速可靠地获得新知识。所需要的只是集中精力于最特殊的物体。
这种简明性原则的需要从艺术收藏馆的目录和当代描述中显而易见,其中“seltzam(奇怪的)”一词,作为标题或描述的一部分出现,强调藏品往往是背离“常规”的。正如学者们坚持的观点,虽然这些收藏品毫无疑问并不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但其实它们只是由最特殊的人造物(自然或手工)组合而成的物品。回忆起奎奇贝格所说的“对事物的独特知识和值得赞赏的理解”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欣赏此类作品。深入了解“偏差”的原因和类型,可以更快、更有效地了解异常本身和发生偏差的规范。
怎样才能正常的理解异常?还有什么比未知的、新发现的或异国物品更偏离规范呢?有了这些,就能毫不费力地寻找出异常,对象本身就是一种异常。因此它们非常适合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形成艺术收藏。对形而上学而言,观察物体能让人更快地获得知识,这种观念植根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因为人们最初通过“惊奇”而开始将实验哲学化,首先是在明显的困惑中产生疑惑。”奇异的、新奇的、非常规的事物引起人们对自身的关注,惊讶和好奇心的滋养、对知识的渴望,这些思想普遍存在于艺术收藏家和收藏行为主义者中。
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这一时期的科学讨论中,例如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0]建议把正常人当作不正常的人,把熟悉的人当作异国人:“观察者应该努力去观察那些更为常见、更为习惯的实验,好像它们是最稀有的,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从未听说过,也从未见过的异国他乡的人。”这样就有可能更加专心地思考,更深入地研究。虽然异化和去文本化是胡克的一种“改进自然哲学的方法”,也是一种证明增加对象关注度的方法,但这在艺术收藏馆中根本不是必需的。它的布局本身已经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工具,一个思考的实验室,可以激发人们对生活中诸多领域的问题作出创造性反应。
由于(欧洲人)开始接触到了新大陆,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新奇事物来补充已有的“奇迹”。这些事物的清单中,通常将前未知的物品称为“印第安”,无论它们是否来自美国、非洲,或中东或远东,恰恰是这些物体最能激发科学好奇心和学习精神。众所周知,例如费迪南德皇帝喜欢在餐桌上谈论怪异的事件和自然现象,交换外来事物的信息,报告自然、奇妙、奇异,他机智而好奇。他还根据视觉和声音来报告人工制品,如来自艺术收藏馆的“印第安”珍品偶尔是讨论的焦点。费迪南德曾经在餐桌上展示了一幅由羽毛制作的圣母像,这是“伟大的普雷斯特.约翰(Prester John)从印度送来的”。一具木乃伊、一把印度剑、“卡列克特(Calecut)”中的神像也被展示给了他的用餐伙伴、议员和学者们,可能是在餐桌上,也可能在艺术收藏馆里。卡尔·鲁道夫(Karl Rudolf)将这些景象恰如其分地描述为“烹饪知识领域的遭遇”。
这些令人着迷的异国物品的出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论。1563年至1564年,萨克森州选举人奥古斯都的私人医生约翰尼斯·尼菲(Johannes Neefe)参与了这些“饭桌谈话”,并将其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他注意到了他们试图解释和讨论各种现象的原因和影响,试图在熟人际坐标系内对未知事物进行分类的滑稽故事,以及国王对这些事物的卓越理解。1564年3月17日,当人们正在讨论“水晶的起源”时,一位学者提出了一种普遍的古代认知,他认为水晶是由经过寒冷凝固的冰组成的,费迪南德(Ferdinand )表示反对。相反,他坚持认为水晶是一种“神奇的石头”。当这位学者注意到希腊语“Hęüotannos”或“krystallos”的意思是“冰”时,费迪南德简明扼要地回答说:“虽然事实如此,但应该有两种水晶。”这样的讨论进行到最后,国王丰富而卓越的知识展示得淋漓尽致。

图9 印第安图腾刺绣品;费迪南德二世((Ferdinand II)收藏;镀金棉线、羊毛、棉线、鸟类羽毛,8x10厘米;维也纳珍宝艺术史博物馆(Kunstkammer,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Vienna)
奎奇贝格关于收藏的论述持有同样的观点:只有在实物存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从字面上和形象上“把握”它们。1554年,费迪南德仍然是罗马人的国王,他要求帕伦西亚( Palencia)的主教佩德罗·德拉加斯卡(Pedro de la Gasca,西班牙语)不仅要向他发送海外新领地的书面报告,而且还向他发送用羽毛制品。主教曾向国王报告说:“这是印第安人最明确地体现创造力的目标之一。”据推测,皇帝就是这样拥有了维也纳威尔士的墨西哥羽毛盾牌的,这件物品随后便进入了他的儿子费迪南德二世公爵的艺术收藏馆(图9)。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irer )在日记中提到,可能是指赫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寄给布鲁塞尔查理五世皇帝(Emperor Charles V)的羽毛作品,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些‘新大陆黄金’之外的东西看起来比所谓的‘珍奇’还要美丽,因为他从这些物品身上看到了艺术的奇妙,并钦佩异国人绝妙的聪明才智。”主教和丢勒的文字清楚地表明,对非常规事物的研究可以研究更深层次的问题,并得出结论。羽毛制品等物件被视为“信息”和“意义”的集中承载者,是外邦民族性格的体现,它们甚至可与那些被带回欧洲奇异自然物产相媲美。
对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人们来说,这些物品的意味就像今天来自遥远行星、彗星的土壤和岩石样本对我们一样。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我们希望获得宇宙起源的信息,并最终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通过研究奇异的自然物体,早期的学者希望能对他们越来越能感受到的那一部分自然的创造力有更深的了解。同时,这件神奇的艺术品散发出一种特殊精神,它作为异国出产之物,讲述了异国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感受到了异国的精神。塞舌尔坚果和羽毛制品和今天带回地球的外星样本相似,在16世纪的欧洲也就是如此。所有这些物体最终都是“宇宙分裂的两个世界之间”的调解者。正如波米安的克孜兹茨(Krzyszt of Pomian )所说:“它们在我们的可见世界和在太空中远离我们的不可见世界之间进行调解。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些物体带来了神秘世界的迹象,我们还把这个神秘世界的一部分真正带入了我们的世界。”这解释了这些藏品具有独特的光环,也正是它们如此迷人的原因。正如奎奇贝格(Quiccheberg)的观点,不是那些报道、事实和抽象的信息吸引人,而是那些触手可及的物品本身,因为我们反复思考那些来自陌生世界的访客。思考比了解更有趣,但不比“眼见”更有深意,这是一种歌德式(Goethe)的情感。看到这些异域艺术品,这些来自另一片土地的奇迹,即使在今天,也能使我们像进入一个隐秘领域,与其说是空间领域,不如说是时间领域。
[9]汉斯·荷兰德(Hans Hollander),荷兰美术史学家,另外,在1990年出版了英文版《早期中世纪的艺术与建筑史》(Early Mediaeval Art (History of Art & Architecture),1991年出版德语版《传承、发明和建造》(Erkenntnis, Erfindung, Konstruktion)
[10]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年-1703年),英国科学家、博物学家、发明家。他提出了描述材料弹性的胡克定律;他设计制造了真空泵,显微镜和望远镜,并写成《显微术》一书,细胞一词由他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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