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电影《过年》背后的过年

2016年高群书导演的《过年好》海报

《过年》这部电影是1991年的电影，当时是家庭伦理剧，现在重新拿出来看像是年代剧，近些年这部电影几乎每年都会在年关之际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主演名单可称得上华丽，电影开始那个时代的气息便扑面而来，1990年和1991年的中国社会依然弥漫着改革的气息，一方面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一方面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持续发生，1991年出现了牟其中这样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商人，在1991年之后的1992年中国迎来了“春天的故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可谓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始，这些大时代的印记在沿海的广州深圳更为剧烈。

《过年》的背景选择在了东北，即便如此，从电影中的细节中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大女婿借钱买股权，小女婿成为了包工头，而程家老爷子更像是外出务工人员，这在那个时代想必是新鲜事物，电影中人物的角色安排反映出了大时代的特点，这一切无非与钱有关，私有制改革，经济发展与城乡变迁，人口流动，这些无疑对于传统家庭构成了冲击，而程家的结构像是这种冲击的缩影，在整个家庭成员的构造中既有体制外人员，也有体制内人员，既有外出上大学的二儿子也有外出务工的老爷子，程家看似传统的家庭结构因为其时代背景塑造的每个人的不同位置而显得极其特别，成为了1990年代的一个变革的缩影。

1991年黄健中导演的《过年》

《过年》反映的1990年代初的过年气息无疑能唤起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算起来八零后这一代人差不多就是电影中程老爷子孙子这一辈，1990年代初的过年记忆弥散着爆竹声音和硫磺的味道，大家族的聚餐记忆始终属于那个时期，在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农村，时至今日三十年过去以往这种家族聚餐的形式几乎不复存在了，1990年代春节相聚像是一个酝酿一年的计划，在外务工的老公收拾到一年的收成回家看望老婆，像程老爷子一样把八千块钱摆在老婆面前，然后一起等待天南海北的儿女回家过年相聚，当下这个时代肯定是不一样了，通讯技术发展到今天，只需要一个视频电话就能联系到全世界任何一个由网络的角落，发一个红包都不需要纸币，而是发一个微信红包，虽然微信退出了红包封面，即使这样也丧失掉了原本的联系功能，大多数的仪式变成了潜意识中的流程和惯性。1990年代初的过年还有家园和团聚的寓意，到了今天过年变成了某种理由，似乎为了相聚，同时变成了消费主义的盛宴。1990年代之后的过年本质上越来越像是经济学现象，一切皆与钱相关，这也不难理解1991年黄健中拍《过年》，其中人情关系无不围绕着金钱关系，迅速发展的经济对人的改变直接反映在家庭关系上就是《过年》所呈现的那样：就像是贾樟柯电影《小武》所反映的那样。《小武》中反映了县城小偷小武在1997年在经济浪潮中面对的亲情，爱情，以及友情的瓦解，亲情作为最后一个关口最终随着小武的出走而宣告失败。

2016年高群书导演的《过年好》上映，主演为赵本山，这部电影对于过年理解与《过年》如出一辙，同样围绕着团聚，但是与1990年代的《过年》不同，2016年电影中赵本山扮演的老李面对的现状成为了单纯的孤寡老人的问题，团聚问题最后依然夹杂着经济问题和人口流动，从《过年》到《过年好》的转变映射了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变，春节变成了一种记忆之物或者是被景观化、博物馆化的形式，过年从本土现象成为了国际现象，《过年好》中老李的外孙女就是一位留学生，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对于过年的陌生感，或许再过三十年，过年仅仅会成为一场消费和一个假日的理由。

两部关于过年的电影先后一起来看，像是读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过年本是家事，大时代中的家事因为时代的变化变成了脚注，什么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这个问题想必越来越难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