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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拍卖 • 精品回顾】古董珍玩丨珍品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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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拍卖 • 精品回顾】古董珍玩丨珍品采撷古董珍品保利拍卖精品北京保利拍卖明初钧窑天蓝釉棱花盆直径款识崇真艺客

北京保利拍卖2005-2020古董珍玩

珍品采撷

【保利拍卖 • 精品回顾】古董珍玩丨珍品采撷古董珍品保利拍卖精品北京保利拍卖明初钧窑天蓝釉棱花盆直径款识崇真艺客

元-明初钧窑天蓝釉棱口花盆

高20.2厘米，直径28厘米

款识：一

保利香港2019春季拍卖会 Lot 3507

成交价：港币 9,440,000

备注：

1. 英国私人收藏。

2.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收藏，编号EK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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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青花模印八吉祥净水壶

高13厘米

北京保利2009春季拍卖会 Lot 1361

成交价：人民币 1,680,000

备注：

1. 仇焱之先生旧藏。

2. 胡惠春先生旧藏。

此壶形制极为奇特，是将藏传佛教八宝的形象融入造型中，创意之巧妙，设计之精绝，令人称奇。八宝指的是法轮、法螺、宝伞、华盖、莲花、宝罐、金鱼、盘肠等八种藏传佛教中象征吉祥的器物，故又称为“八吉祥”，此壶口部为“宝瓶”，颈部塑“法轮”，壶身为“法螺”，壶身璎珞为“宝伞”、“华盖”，足胚莲瓣为“莲花”，壶流塑为“双鱼”，“盘肠”塑为壶柄，各处安排恰到好处，兼具美观与实用，可谓慧心独具。永乐大帝崇奉佛法，此物应为皇家佛事活动特别设计的一件官窑法器。八宝纹是明清两代非常盛行的装饰纹样，以不同形式见于各种艺术品，而将各种宝物作为器物的有机构成集于一身，所见极罕，遍查各公私收藏，能与之参照的仅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属“大明宣德年制”寄托款之雍正朝仿品。故宫藏品因是孤品，故不能确定此类作品是否是雍正时期御窑厂仿制明代器物的摹古之作，而与本件拍品相印证，可知确有其事，也算是解开了陶瓷史上的一桩悬案。

此壶青花发色苍妍明快，呈色稳定，胎质坚密，釉层肥厚莹润，白中泛青，桔皮釉特征鲜明，加之器形格调甚高，应是永乐官窑制品无疑，唯釉面稍有损伤，疑似火烧痕迹。如此稀少之永窑隽品，故意过火绝无可能，故推断应是原先存放的宫殿楼宇不幸遭遇火灾受到殃及。由此联想到学界仍有分歧之成化“姹紫”成因，或可作一解释。有学者考证北京故宫藏成化斗彩之“姹紫”应非出窑时所带瑕疵，推测是1923年建福宫火灾后幸免于难的幸存者，原先的彩釉经火灾1300度的高温缺氧环境中被还原成无光泽的黑褐色。不妨大胆想象，此壶或为原先建福宫藏品中的一件，高温使得釉面受损。

建福宫花园位于故宫内廷西六宫的西北侧，原址为明代干西四、五两所，为皇太子居处。清乾隆时期陆续将其改建为花园，亦称西花园，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经常做诗赋词加以赞美，里面古玩、字画、瓷器、珍宝在他去世后堆满了库房，数不胜数。民国十二年（1923年），建福宫发生大火，花园建筑以及在此存放的珍宝化为灰烬。火灾后的清理工作长达数月，从废墟中就检出大量珍宝，有的成为故宫收藏，亦有不少被清理人员偷盗出宫流向古玩市场，此件净水壶或就以这种方式散落民间，后经大收藏家仇炎之先生收藏，亲将此无款器物鉴定为大明永乐，并墨书题签及钤仇氏“伉希斋”印，此番能现身拍场，实为难得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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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初钧窑天蓝釉葵花式花盆配白玉座

宽25.5厘米

款识：五

北京保利2012春季拍卖会 Lot 6119

成交价：人民币 11,385,000

备注：

1. 赵从衍先生旧藏。

2. 香港“徐氏艺术馆”旧藏。

钧瓷绚烂奇妙之色彩，绝非世间丹青妙手心思所能及，因其色其形皆为天成，所现窑变尤象，妙景竟生，引人遐思无穷，观其漫无崖际之变化，皆自以为独有心领神会之境界，陶然自乐，情悦性怡，斯则观赏钧瓷之独特乐趣也。

本品诚为钧瓷之佳美者，形制为六瓣葵花形，侈口出沿，沿边凸起一道细棱，器身、圈足皆随形而生，婉转而不失刚健。釉色厚润，色泽依器型的转折而丰富多变，内外釉色皆为官钧之典型天蓝，釉光与纹理变化当属天蓝之最佳品格，远观则静穆湉谧，近看则晕融烂漫，六面釉色绝无相同之象，既如暴雨淋墙，斑驳相连，又如雨后青山，云烟氤氲，予人无限之美学遐想，所生之意境任由观者自悟。釉色之美更由造型之妙相称，俯视本品，器内每一处转折均见釉色浅淡，以致黑褐坚硬的胎骨若隐若现，使得造型轮廓鲜明，釉质的温柔婉约和器型的刚健硬朗合二为一，别见一番古朴典雅之风韵，折射出工匠们的巧思和皇家审美的品味。平底挖五孔，为盆植泄水之用，敷涂褐色护胎釉，斑驳古拙，与莹润釉光对比鲜明。中心孔洞之上，清晰可见凹印“五”字款。器下配雕琢精致的青白玉底座，体现了皇家御用陈设器豪华而高贵的气魄。本品曾为香港“一代船王”赵从衍先生旧藏，后入藏香港徐氏艺术馆，传承有序，著录清晰。

此类钧窑宫廷陈设花器属于钧窑历史上独特的一类，底部各刻一个从一到十的数目字，基本规律是数字越小，器物尺寸越大，若如本品式样与釉光者，底部刻“五”字，存世稀少，检视目前公私典藏资料，同类仅见一例源自清宫旧藏，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典藏号：【故瓷16537】，高17厘米，口径24.8厘米，釉色亦为天蓝，蚯蚓走泥纹明显，釉光略见沧桑。若两者相比较，本品之釉色则远胜清宫旧藏者，其釉之纹理变化展示出天蓝一色无以伦比的魅力，亦为官钧花器当中极为罕有的隽品。

此类独特的官钧花盆彰显宫廷艺术独有的气息，自然深得清宫珍视，作为前朝珍玩的它们获得雍乾二帝之钟情。雍正皇帝对官钧花器的喜爱体现在摹古方面，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曾谕旨唐英摹制，无论是窑变釉器皿或是仿均釉器皿皆以官钧花器之釉色造型为范。是年三月唐英为求此釉复烧成功，不惜派厂署幕友吴尧圃亲赴河南禹县探求古配方，谓之“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宝。”（见唐英《陶人心语》卷一《春暮送吴尧圃之钧州》）七月，钧釉终于复烧成功。雍正十三年，唐英在其所写《陶成纪事》碑文中，记述了仿清宫所发宋钧窑器而烧得窑变釉之事：“钧釉，仿内发旧器梅桂紫（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粉青、骡肝马肺五种，新得新紫、米色、天蓝、窑变四种”。成功烧造的仿钧釉花器被送至清宫，融入帝皇后妃的日常生活当中，妆点和提升生活情趣，例如雍正朝内府所绘《十二美人图之对镜》当中，菱形仿钧釉盆奁一套安放在窗台，发色瑰丽，应为玫瑰紫，其上水仙绽放飘香，极得幽静之趣。此情景为后宫真实生活的写照。

乾隆皇帝独具好古情怀，对此厚爱则体现在大量使用官钧花器盆植花卉或是装饰金属玉石盆景。传世所见不少官钧器皿底部刻有宫殿、斋堂名号，表明陈设的位置，如出光美术馆藏品当中一个就见后刻“重华宫”、“高云情用”款。重华宫是乾隆时期才出现的名称，高云情则为漱芳斋内的一厅室，皆是乾隆时期设置的，可见这些刻宫殿款的花盆在乾隆朝被广泛地实际使用，装饰清宫里面最尊贵的场所。因为富具情趣的乾隆皇帝对盆花艺术非常锺情，若以前朝古物与奇花异草相搭配最见雅致，自然不容错过。另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述，乾隆皇帝曾不止一次谕旨制作各类金属盆景之后安放在此类钧窑花盆之上。因此，钧窑花器在清宫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甚为独特，融陈设与实用于一体，在清宫花道艺术方面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

正基于乾隆皇帝以上喜欢铭刻堂名款的习惯，由此可以推知，凡是带有清宫诸处堂名款的官钧花器必定为内府旧藏，并深得乾隆皇帝喜爱而被选用，检视目前公私典藏，此类官钧花器底部铭刻堂名款者不足20例，综合考察其品质皆属同类之精华者，可鉴乾隆皇帝当时对此曾经严格挑选过。故此，凡是铭刻堂名款者的品格一定高于无铭刻者。其铭刻内府堂名款遵循严格的格式，皆呈“T”字形布局：先横刻大的宫殿名称，后竖刻具体的安放厅堂，例如横刻“建福宫”，竖刻“竹石假山用”；横刻“养心殿”，竖刻“随安室用”。

细察本品底部，留有“T”字形磨痕，显然是人为消除的结果，侧视隐约可见字迹存在，由此可知本品属于以上乾隆皇帝御用之物，后来散失出宫，很可能前贤恐其为官府所追究，故而磨灭铭款。

此类钧窑陈设类器皿，质精式雅，备受世人珍视，近年对其年代归属问题上颇多争议，传统北宋说遭受国内一些学者的强烈质疑，认为此类编号的钧窑花器应出自明初宫廷御造。对“北宋说”所依据宋徽宗“花石纲”与钧窑的关系，研究者遍查宋元有关文献，始终未发现二者之间有任何关联，所以把“官钧”瓷器与徽宗修建“艮岳”与“花石纲”之役相联系，纯属主观想象与推测。钧窑不见于宋元时期的文献，在所见最早记载的明代文献中，通常列于宋代名窑之后，似乎有把它列入宋代名窑的暗示。如：明万历十九年（1591）高濂《遵生八笺》卷14 “论诸品窑器”中将钧窑列龙泉窑、吉州窑、建窑之下；明张应文（1595年卒）《清秘藏》卷上 “论窑器” 中则在“柴、汝、官、哥、定”诸窑之后，接着记述“均州窑”的特色。

但对明代文献的考察来看，“官钧”地位在明代的文人品鉴体系中地位一直不高，与“柴汝官哥定”不能等量齐观。况且，没有任何明代文献断言“官钧”瓷器烧造于宋代。只有明末伪书《宣德鼎彝谱》，首次将钧窑排名在定窑之前，暗示钧窑为宋代名窑。这也就为后来的“北宋说”埋下伏笔。清初孙承泽（1592－1677）在《砚山斋杂记》中论窑器“窑器所传柴汝官哥均定可勿论矣”，乃承袭《宣德鼎彝谱》中钧窑的排名，并首次提出“宋钧”概念。乾隆年间的《南窑笔记》更将 “官钧”年代明确为北宋，认为钧窑为“北宋均州所造”，器形“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牙白色”。乾隆三十九年（1774）朱琰《陶说》中即使用“官钧”一辞。但是经前后对文献的爬梳不难看出，清人“宋钧”之说系从明末文献中衍生而来，不足凭信。

2004年河南钧台窑遗址出土一批与本品时代特征一致的钧窑陈设类器皿瓷片，它们皆与传世实物一一对应，另有数件钧釉方流鸡心扁壶标本混杂其中一同出土，此式鸡心扁壶为明初宫廷始创的典型器皿，时代明确不容置疑，从而成为推翻“北宋说”的核心证据。研究者结合相关资料开展论证，大体论据如下：

1．钧台窑遗址新发现的某些器物，如方流鸡心扁壶、高足碗、大罐、出戟尊等，与永乐、宣德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及明早期掐丝珐琅制品特征相同。特别是方流扁壶，是富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在景德镇瓷器和其它金属器中，方流鸡心扁壶似仅见永乐朝制品。

2．从南京明故宫遗址考古资料来看，在连续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都未发现“官钧”瓷器遗存。对于这类较易损耗的“花器”未能发现的合理解释，或只有一条：“官钧”瓷器在永乐朝之前尚未烧造。

3．从社会条件和宫廷需要看，永乐、宣德两朝，国力强盛，经济富足，皇室对宫舍苑囿之器用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永乐四年至十八年，数兴大工，营建北京宫殿，而新宫殿的装点美化无疑需要大量“花器”。宣德时，宫廷生活更加奢靡。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谓：“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极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途，骚扰甚矣。”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官钧”瓷器得以大量烧造。

例如官钧经典造型的渣斗式花盆、鼓钉式盆托亦在明代早中期写实绘画中反复出现。若将之与其它瓷窑的制品包括景德镇明初官窑出土的文物作一比较，便可发现，这类钧窑精瓷器物归入明初宫廷用器是符合史实的，“官钧”瓷器具有典型的官器作风。其形制，或源自三代礼器，或以宋元瓷器为母本加以改进而成。造型庄重，法度严谨(宋吕大临《考古图·序》论古器有“制度法象之所寓，圣人精义存焉”之说)，集中体现出一个时代上层文化——包括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某些特点。因此，研究者认为，“官钧”瓷器的制作应是在当时宫廷的直接指使下进行的，其情形或正如历史上“禁庭制样须索”。当中最为有力的证据则是：与“官钧”方流鸡心扁壶、出戟尊等形制相同的器物，除见于明永乐、宣德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瓷器以及宫廷作坊制作的金属器外，其它再无任何发现。（具体论证详见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编《“官钧”瓷器研究》）。

但无论其年代归属如何，只是学术之争，只是让我们对其真实历史情况有更合理的了解而已，毫不影响其作为内府御物之性质，更不会降低其故有的艺术价值和美学内涵，毕竟珍稀程度一直客观存在，不曾改变。

（黄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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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青花花卉纹执壶

高28厘米

北京保利2009秋季拍卖会 Lot 2037

成交价：人民币 9,520,000

永乐一朝窑事兴盛，成就卓越，上承宋元，下启康乾，创新发明极多，器类式样之丰富，釉色装饰之广泛，为此前所未经见，其中青花一门极负盛名，深得后世推崇。

青花执壶为永乐御瓷之经典品类，纹饰多见缠枝花卉或开光折枝花果，而本品为永乐青花执壶之翘楚，以纹饰罕见而着称。其壶身呈玉壶春瓶式样，腹一侧设长弯流，流与颈之间以云形板连接，美观实用，设计巧妙，另一侧置曲形柄，上附圆形小系，原为牵缚壶盖之用，柄下部加以三乳钉装饰，器型线条复杂多变，雍容秀美。通体以青花绘就，层次丰富，布局得宜，毫无繁缛之感。颈部饰折枝茶花与卷草纹，腹部前后对称装饰近似如意云头状的开光，内绘折枝莲花，开光边框宽大，内饰卷草纹，予人典雅庄重之感。圈足外墙饰以波涛纹，有别于常置的卷草和回字纹，颇为少见。其青花凝重妍丽，苍雅雄劲，一如水墨，所绘诸花笔触细腻，气韵流畅，尽现永乐御瓷纤巧柔美之风姿。

本品较之同类执壶最为特别之处，乃是近似如意云头纹开光装饰的运用，为永乐青花御瓷当中仅见的一例，除执壶之外，其它器型没有出现。它是伊斯兰地区流行的传统纹饰，常见于服饰、织品、建筑物的装饰之中，因此它的运用体现出浓厚的波斯色彩，是永乐御器厂借鉴和迎合中东地区王公贵族审美习惯而烧造的，记载了中外文化交流辉煌历史的一页。
本品异常珍稀，与之相同者目前所见仅知二例。一为土耳其托普卡普皇宫藏品，高30厘米，参见三杉隆敏《陶磁器染付文样事典》页14。一为西藏博物馆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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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初钧窑月白釉鼓钉三足洗

直径20.5厘米

款识：六

保利香港2013秋季拍卖会 Lot 1326

成交价：港币 8,050,000

备注：

欧洲私人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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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青花披肩花缠枝莲花盖罐

高27.5厘米

北京保利2010秋季拍卖会 Lot 4456

成交价：人民币 14,000,000

备注：

徐展堂“在望山庄”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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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造型敦实端庄，釉汁厚润泛青，胎骨雅洁坚致，罐身上下分别装饰云肩式图案和折枝花卉，主题纹饰为缠枝莲纹，所绘莲花朵朵，硕大饱满，枝蔓轻柔舒展，荷叶俯仰有姿。所见青花一色，浑厚深沉，锡光迸发，极得水墨意蕴。布局疏朗清逸，诸式纹样气韵生动，空灵潇洒。底部涩胎无釉，抚之光润细腻，可见陶土淘炼之精，足墙平扁敦实，修整工致，泛出一层橘红之色，乃垫烧高岭尾砂所致。

其罐盖为清代雍正御窑所后配，原盖应该在雍正朝以前已佚。其发色苍雅清丽，运用点染技法绘画纹饰，刻意追求摹古的效果，虽无永乐青料深入胎骨之力度，亦足见雍正一朝好古之情。对于清宫旧藏前代名窑，雍正皇帝颇为关注，常以之摹古，对当中缺失配件的器皿，往往谕旨御窑厂补造，以得成全之美。据清宫造办处文档记述：“雍正七年四月十一日郎中海望持出葫芦式磁壶一件。奉旨：将此壶交年希尧照其款式仿烧造几件，其釉水如不能十分像，些须深浅亦可，将原壶上添一盖。”

以此推知，当年雍正皇帝肯定下发类似的谕旨为本品烧造盖子，方有今日之完美。永乐罐身雍正盖，此可谓明清两代官窑的连理之作，使人不由想起《饮流斋说瓷》开篇之名句：

“瓷虽小道，而与国运世变亦隐隐相关焉。”明代永乐与清代雍正皆为官窑青花瓷器的鼎盛时期，本品集二者为一体，展示明清两代鼎盛时期之不同国运气象，殊为难得。

此式青花盖罐为永乐御瓷之经典隽品，存世至为罕见，除本品之外，仅知三例，分别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带原盖，高28.5厘米，无款，年代定为宣德时期，参见《故宫藏明初青花瓷器》页220 ，图111；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缺盖，高20.7厘米，无款，参见HE LI著《Chinese Ceramics》页221，图407；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缺盖，伊斯兰式镶宝石铜包口，高21.6厘米，参见《东洋陶瓷大观》第6卷《维多利亚及阿尔波特博物馆》，黑白图版146。

永宣青花御瓷在明后期已经备受世人推崇，本品作为永乐御瓷之名品自然成为收藏和摹古的重点，嘉靖时期御器厂已成功实现对本品的摹造，实例见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国立博物馆典藏“嘉靖青花莲唐草文壶”，高20.5厘米，底署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款，参见《东洋陶瓷大观》第3卷《雅加达国立博物馆》，彩色图版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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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初钧窑月白釉鼓钉三足洗

直径20厘米

款识：七

北京保利2014春季拍卖会 Lot 6248

成交价：人民币 5,980,000

备注：

1.徐展堂先生旧藏。

2. 香港拍卖，1999年11月2日，编号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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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青花花卉纹鸡心碗

直径10厘米

北京保利2017春季拍卖会 Lot 5195

成交价：人民币 4,830,000

备注：

北平东四牌楼“聚和祥”张逸宸旧藏。

鸡心碗系明永乐、宣德年间流行的碗式之一，存世颇为罕见。因碗底心有鸡心样突起，故曰“鸡心碗”。另因器形似莲子，又名“莲子碗”。鸡心碗见有大中小三种尺寸，常见大小两种。有白釉刻划印和青花等装饰。青花器外壁多饰条形莲瓣纹，永乐多呈单体细长莲瓣，宣德多为双层宽短莲瓣。清康熙、雍正多有仿制。除了纹饰的不同外，永乐鸡心碗相较于宣德者尚有体轻、足矮的特点。此类鸡心碗除作贡御之用外，另有一部分被送至近东，伊朗阿德比尔神庙亦见有此类瓷碗。

本品深腹，碗壁呈锥状，圈足窄小，口沿宽阔且微微向内收敛。釉色纯净，釉下以较为浓艳的进口青花钴料描绘纹饰。碗心绘程序化的六瓣团花，四周以几何纹饰环绕，口沿处绘回纹。器外壁绘有一圈实心大莲瓣纹，其上口沿处则绘“之”字形花瓣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例与本品尺寸、纹饰及时代皆一致的清宫旧藏者（参见《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第148页，图版66）。另见有一例尺寸与本品近似，唯内壁纹饰稍有不同者（参见《中国陶瓷全集第12卷明（上）》，第50页，图版24）。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者尺寸较本品略大，纹饰亦略有不同（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明代》，第53页，图版23）。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者相近的亦见有一例孙瀛洲先生旧藏者（参见《孙瀛洲的陶瓷世界》，第62-63页，图版25）。

与同类器比较，本品器形周正，胎质洁白，釉质温润，纹饰华丽，青花发色浓艳，虽见有铁锈斑，但纹饰清晰，未见晕散，无疑系同类器中之上品。且本品系鸡心碗中尺寸较小者，手可盈握，适于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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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官钧玫瑰紫天蓝釉鼓钉洗

直径17.2厘米

款识：八

北京保利2019秋季拍卖会 Lot 5752

成交价：人民币 6,325,000

展览：

日本协会陶器展览，编号273，纽约，1914年。

出版：

《葛沃得收藏——中国陶瓷两千年》，图版26，1996年。

备注：

1.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藏，Samuel T. Peters捐赠，1926年。

2. 葛沃得收藏，编号26。

本品原为钧窑宫廷陈设花器之盆托，因其形制古雅精致，置于案头亦赏心悦目，后世文人遂以之为笔洗。其形制为圆形，侈口出沿，外口沿棱纹两道，其间环列十五枚鼓钉纹一周，器身随形而生，婉转而不失刚健。釉色厚润，色泽依器型的转折而丰富多变，口沿与外壁为玫瑰紫，灿若晚霞，绚丽夺目而变化无穷，内壁则是天蓝色，静穆湉谧，与外壁的炽烈瑰丽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此冷暖色泽的搭配符合美学的原则，折射出工匠们的巧思和皇家审美的品味。

其釉色流光含韵，乃人间炉焰之功，使之瞬息交融，融为奇异。釉色之美更由造型之妙相称，俯视本品，器内每一处转折均见釉色浅淡，以致黑褐坚硬的胎骨隐现，使得造型轮廓鲜明，釉质的温柔婉约和器型的刚健硬朗合二为一，别见一番古朴典雅之风韵。底部下承三足，敷涂褐色护胎釉，斑驳古拙，与莹润釉光对比鲜明。周缘存支烧痕十七枚，古朴豪迈，一侧清晰可见刻出「八」字款，笔道遒劲，荡漾出独特的时代气息。

葛沃得（Gerald Greenwald），1935年11月15日生，四十余年之职业经理生涯，主要从职运输行业，1999年自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总裁职位退休。葛氏于1975年3月12日苏富比纽约首次购得中国瓷器一件，为嘉庆黄底绿彩龙凤寿字纹碗，自此迷恋中国瓷器艺术不止，常现身于各大拍场。葛沃得先生收藏中国瓷器逾三十五载，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其藏品如今在收藏界备受推许。其珍藏件件精奇，但最卓荦不凡者，始终是当年令他对中国陶瓷一见倾心的明清瓷器。葛氏所购，多出自名家所藏，如仇炎之、张宗宪等。葛氏所藏，以精细把玩件为多。

此件拍品最始原为美国Samuel T. Peters 旧藏，此人曾在1926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捐赠众多收藏及中国艺术品，如今大都会博物院依旧有其捐赠藏品的展出，而1926年捐赠时此件钧窑三足洗便位列其中，被收为馆藏。而后，此件在1983年6月23日于纽约佳士得拍卖，拍品94号。并早先于1914年于纽约「Japan Society Pottery Exhibition」中展出，展品2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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