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燎原访谈2：现在主流社会的靠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事

      搜狐文化：你觉得现在有全国解放的那种感觉吗？

　　黄燎原：对，我刚才也提到，早期大家是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现在可能是千人千面但还是万众一心，大多数人的心思都是一样的，想的是怎么发财怎么成名。

　　搜狐文化：是不是成功学？

　　黄燎原：对，就是一个成功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想过这种事情，那是一个极端讲究个性的年代。后来很多人都说70后、80后这一代人才是最独立的，确实是这样，我们这些6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人，要靠互相拉紧胳膊才能够站立，才能够抵抗风寒，有一种很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和大范围内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是一个对抗大集体的小集体。现在是一个属于个人化的世界，但这种个人化在我看来又有一种同质化，虽然表面上每一个个体都很独立，但在思想上他们又更加同质。

　　搜狐文化：你觉得这个同质化是什么造成的？是消费时代造成的的，还是互联网和消费时代共同作用的结果？

　　黄燎原：我觉得是消费时代，它可能是历史进步的一个必然趋势。

　　搜狐文化：摇滚乐是在二战后的和平年代产生的，西方年轻人想要寻求一个出口进行突破，在中国很多人也曾幻想过，一旦进入消费时代，大家就有钱去买琴、有空间去排练了，就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摇滚乐，但现在看来，虽然摇滚音乐、摇滚乐队越来越多，但却没有像崔健那样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和人物出现了。

　　黄燎原：因为互联网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有更多选择的世界，选择一多就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而我们那时的选择比较少，容易把目光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另外文化偶像跟大众偶像的区别就在于，大众偶像很容易产生也很容易消散，而文化偶像是很难消散的，比如哪怕你现在不听摇滚乐了，但你对崔健还是有情结的，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摇滚乐诞生在二战后的美国，除了婴儿潮之外，我觉得它产生的一个最好契机是和平反越战的情绪，比如著名的旧金山的爱之夏，这些东西一下子就给了我们一个刺激，让大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去反对，这种力量也就容易出来，而现在社会已经失去了明显的靶子，只有你细心地去体验这个社会，体验体制内你觉得不对的地方，才有可能写出一些批判性的东西。事实上除了对现实的批判，摇滚乐也有对美好生活的歌颂作用，类似一种对乌托邦生活的向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题材。

　　搜狐文化：从2000年左右开始，有的乐队开始签大的唱片公司了，比如汪峰就慢慢脱离了鲍家街，鲍家街里面有很多他对生活的理解和反省，还有对社会的观察，但后来就变成了像《北京北京》这样有摇滚色彩的流行歌曲。还有一些八九十年代的摇滚音乐家因为创作状态的原因已经消失了，你怎么去看待这一群人？

　　黄燎原：江山代有人才出，每一代都会有自己的代言人，我确实很怀念鲍家街时代的汪峰，他们那时的音乐素质都很高，做的东西也很好。但汪峰现在的状态我也理解，他也一直说自己还是摇滚音乐人，起码他在给摇滚音乐做一些传播和普及，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我相信汪峰还在努力地写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歌，只是因为生活的变化和以前有了不同。虽然我们走的道路慢慢分开了，我也很少听他的创作了，甚至很多乐迷会说汪峰是伪摇滚，但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在努力地去写一些他认为不一样的、有关怀的东西。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对汪峰也很反感，但这些年就平和了很多，因为每个人的道路都不一样，而且他的努力大家也看得到，所以他的作品我是否喜欢已经不重要了。

　　搜狐文化：你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还有什么比摇滚乐更具有打动年轻人的力量？

　　黄燎原：对于我而言是读书，书有很多的形态，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的智慧，你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的东西。我到现在还保持每天读书的习惯，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没有比读书更刺激人的事情了。

　　搜狐文化：可是读书和摇滚乐一样，都是很宽泛的一个概念，你所说的是哪一个类型的书呢？

　　黄燎原：这就是各取所需了，我只是看自己喜欢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搜狐文化：你还会看类似于《光荣与梦想》这样的书吗？

　　黄燎原：我会看，我还会看一些关于左派右派、流亡知识分子的书，还有很多新左派论战的书，比如说左岸和右岸，或者德国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俄罗斯前苏联的一些东西，我都会看。但其实我关心的不是政治，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比如美术史这种跟我的工作有关的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