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希尔德 | 从自力更生到外包

阿利·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著，朱钦芦译

选自《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外包，便捷背后的破坏》，中信出版社，2014年。

可以说这本书源于我在美国缅因州特纳的童年。那是8月的一个上午，在奶奶那块位于缓丘陵上的玉米地里，我正在锄草。"阿利——”孀居的奶奶拄着拐在高高的玉米秆下叫我——“玉米倒是长得好，但是你看那边，野草都快把西蓝花盖住了……”下午，哥哥、我以及一群堂兄弟一起给玉米棒子剥皮，把玉米粒搓下来，削苹果皮。到了4点左右，我们就歇了，跳进附近的一个水塘里游泳。晚餐时，当十来个家庭成员围坐在厨房的大餐桌旁分享煮熟的玉米时，我听到他们赞扬我是“一台很棒的除草机和剥皮机”。

其实我那时并不太爱干农活，之所以把这一切记得栩栩如生，部分原因是我后来意识到那段生活教会了我一门课。我的祖先们的像悬挂在农舍客厅的墙上，他们在18世纪90年代披荆斩棘，从杂草丛生、石块遍地的土地上开垦出了这块庄稼地。到19世纪后期，我奶奶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们家的农庄已经发展到中等规模：有16头奶牛、十来只鸡、一群羊、若干头猪和一匹不再拉奶车的马弗兰克——它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最爱。我奶奶1904年和我爷爷结婚，然后随他迁到波士顿。奶奶的父母去世后，她成了农场主，因为已在波士顿生活，所以她卖掉了所有的猪、羊和大部分奶牛，但保留了这个位于缅因州的农场。冬天，他们雇两个帮工；到了夏天，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及两个姐妹耕田种地，挤奶喂鸡。我奶奶和我爷爷虽然在城里工作，但仍时时记挂着农场亲人的生活。

我父亲有一张拍于1933年的照片：他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和一副眼镜，面带笑容，在叉草劳动的休憩时坐在一个巨大的草垛上。我的妈妈（那时刚嫁给他）斜靠着干草，脸冲着镜头。两个雇来的叉草工在草垛下为他们拍下了这一瞬间。我那现年94岁的姑姑伊丽莎白出生于波士顿，但她在20多岁时回来并定居在特纳的农庄里。几年前，她拿着这张照片幽默地评价：“到底还是城里人。这点活儿一个真正的农夫根本不需要帮手，只要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确实只是在农村里玩。上世纪50年代，我每年夏天都要到那里待上三周的时间，虽然我也做做锄草这样的事，但那时已经没有干草可堆，没有奶牛可挤，没有猪可喂，没有鸡蛋可捡。当然，这并不是说连给粮仓刷刷漆、剪剪路边的草或剥剥豆这样的事也没了。“阿利，”我奶奶叫我，“做个好姑娘，把土掸掸。”我总是漫无目的地挥动着鸡毛掸子，在显得很庄重而平常少有人去的前屋的那张瘦腿木桌前晃晃，桌上摆着收集来的海贝和用锡版照相法拍摄的照片。“这个工作一点都不好玩。”我悄悄地对我哥哥说。“你算幸运的了，”他小声地回应我，“奶奶还派我到农仓里堆墙面板呢。"如此乏味的工作对我们而言就像一个空洞的宗教仪式一样，既没必要，也不好玩，还没有任何教育作用，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很迷惑。此外，每当我父母、姑姑、伯父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分派我们做一件又一件事的时候，奶奶总是点头说好，而我们总是觉不出有什么更大的目的。

没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做这些我们认为毫无价值的事的意义何在。我们的农场和路边那些我们称之为真正的农场的地方总是有些不一样。但那些只是简单地靠劳工们的劳动换来东西的农场不是“绅士的农场”。我们的倒是一个“没有绅士的绅士农场”。对我们来说，最值得自豪的就是劳动本身。这就是这一课的核心：工作的神圣价值，就是靠自己的劳动取得端上桌的食物。

12岁那年，父亲被派到以色列特拉维夫掌管大使馆事务，我也随之来到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住进了很大的有白灰泥外墙的宅邸，周围有身着制服、戴着军帽的士兵站岗。每当我父亲从楼里走向汽车或从汽车里出来走向大楼时，士兵们都会向他敬礼。

有时我蹑手蹑脚地溜进厨房，想从冰箱里偷一牙瓜来吃，穿白色服装的厨师约瑟夫发现了就会不失礼貌地把我请出去。我会在他下班后又偷偷地溜进去，然而，我发现他把那些叫不出名的扇贝放到切开的瓜中了，只好怏怏地离去。梅塞尔穿着一袭有着白色花边领子的黑色制服，每天负责清洁楼梯，为我们洗衣和应答门铃。

让我感到很难堪的一件事是，那个叫夏勒姆的司机每天开着那辆黑色的加长型豪华轿车送我去学校。他总是把车开到学校门前的人行道前，让我下车，而那里总是有络绎不绝的同学。他们冲着车子指指点点，有的还伸出手摸摸汽车前面插旗帜的金属棍——只要我父亲在车里，那里总是飘着两面美国国旗。我要求夏勒姆提前一个街区让我下车，但还是会碰上少数同学。他们弯着腰，手搭着额头，瞪着好奇的眼睛，透过暗色的车窗玻璃往里看。

我的生活是他们难以置信的，而他们的生活对我来说也同样如此。在使馆生活期间，过去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做的事全由别人替我们做了。在特纳农场的夏天里，我们这些孩子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自己动手和为公共服务的价值观，而在这个阶段里，我埋葬了前一阶段的自我，学着在比我们穷的主人和来自全世界的外交官面前显示美国的富有。在农场的时候我曾经不解：为什么一切事情都要我们从头来做？而我现在迷茫的是：为什么我们甚至连那些最小的事情都不能自己做呢？

我什么都没做：没摆过桌子，没擦洗过碗碟，没洗过衣服，没打理过花园。

给我留下印象的不是在特纳农场锄草和坐在使馆餐桌前等待上菜的简单对比，而是我在每个地方都有一种对自己的感觉。在特纳，通过完成那些工作，我觉得我是生活的一部分。当我10岁的时候，农场里的那些劳动不仅仅是一种任务，它们还让我置身于堂兄弟姐妹这群玩伴中，置身于家庭的故事中，置身于餐桌前的笑声中。8月的那三周在我的想象中似乎有半年，让我品尝到了乡村生活的滋味。作为对乡村生活贡献得最少的人，我在某个方面获得的自由最小（劳动是枯燥的），但感觉自己属于一个比自我大得多的集体，在这方面我收获最大。童年的这种经历成了我以后生活的原型或样本，使我很好地融入到朋友、邻里、职场和社会活动圈中。

而我的使馆生活提供的是另一种与世界联系的方式。家务劳动外包给了梅塞尔、约瑟夫、夏勒姆和其他人。从他们那里，我别指望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同时，我还失掉了属于社会一分子的那种感觉。新熨烫好的衣服和我特别爱吃的食物会像变戏法一样出现在面前，但这都是别人劳动的最终成果。你好像身处最好的市场，交易是公道的，购物场所是那么令人愉悦。5个月后，梅塞尔和约瑟夫离开使馆去了英格兰。他们的工作被一对快乐的希腊籍塞浦路斯夫妇——莎莉和乔治接替了。厨师也换成了维克多。莎莉、乔治、维克多来了，正像这所房子里他们的前任那样。如果在特纳乡村里的那种家庭劳动关系能够取代使馆里的这种“市场关系”，那该多好啊。

使馆生活（我家以及别的使馆的高级官员们的家）是一种状态展示，这是后来我逐渐想明白的。我父亲离在玉米地里锄草或别的必要劳动越远，他受到的尊敬和获得的荣誉就越大。这就是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他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中观察到的一种动态。我们的“帮助”表现了我们在涉及生命本质的工作前的超然，因为代表美国就是我父亲的工作，所以这样的状态展示也被赋予了一种荣誉在上面。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我显得娇生惯养并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变重要了，但还是模模糊糊地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在玉米地里锄草和坐豪车的日子之后，许多事情改变了。我奶奶去世后，温

暖的夏天里聚在特纳农场的餐桌前的日子正在结束。农场在上世纪60年代遭遇了—场意外的火灾，我们又重建了两处板房——一处由我姑姑住，一处是我们夏天去的时候住。与此同时，我父母不断地变换着工作岗位，在每个地方都住在人来人往的外交公寓里。他们在新西兰工作时我已经20岁了，虽然在美国，但和哥哥不在同一个城市里，我们每周通过甜蜜的信件保持联系。我们都有远方的朋友，但是没有交集，用祖母的话说，没有“群落"。我们是错过了。我父亲逝世了很长时间后，我姑姑才告诉我，我父亲在新西兰、加纳和突尼斯工作期间，年复一年地写信到特纳给当地的农民组织。他和那些农夫曾坐在一起，一边吃着纸盘子里的烤豆子和热狗，一边讨论种子价格、土壤贫瘠问题以及当地的降雨情况。如今，拄着拐杖的奶奶、在干草垛上灿烂地笑着的父亲和堆墙面板的哥哥都已故去，玉米地里的野草和特拉维夫的司机（每个生命都特殊地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也都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在我幼时的心灵里，生活的这两种方式似乎是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没有这么绝对。农场（我们的农场，也是真正的农场）曾经雇用过帮工；而在使馆，那里也有团队协作和宽容慷慨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确实在不同的社会安排下保持了一致，但在这期间，一方比另一方取得了更有意义的成功。我们习惯于为邻居、朋友和家庭成员所做的一切——就如同我在乡村生活中所经历的，现在都转向“市场”了。

我的姑姑伊丽莎白有一句短语概括乡村关系：“自己动手！”“当面临某种需要时，”她这样解释，“邻居们、朋友们不会自问：‘我需要帮助吗？’他们绝不会这样想。自己动手，这个观念深入到了他们的骨髓里。”自己动手不意味着乡邻们对他人漠不关心，他们通过互送烤好的食物、互借农具、交流知识、帮着照管孩子和调解冲突建立起社会关系。法国人类学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礼物精”。土豆丰收了或是有了野味，留足自己过冬的之后，就会拿出来互相分享，这就是乡邻的性格。他们的交换往往是互相赠送礼物，而不是像城市那样，什么都用钱来获得。当货币作为交换的价值尺度后，它创造的局面和乡邻们奉行的观念是如此的不同：沿着草坪边缘，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样：“鲜玉米”、“剑兰”、“圣诞花环”——在台架上的坛子里放着用来交换的物品。用这样的交换物品或服务的方式，人们强化了乡村生活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在这里我们相互信任。”

在这种“前市场”的生活方式中，礼物和回报成了表达承诺和感激的形式，而潜在的保证就是将别人的好处牢记于心。如果一个朋友为你做了什么，你不必像在城市里一样立即予以回报，因为在这里这会显得粗俗，会破坏礼物交换的目的——维系一种长期的良好关系。人们也不会仅仅为了做好某事而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他们做这样的事一部分原因是想强化相互关系，还有一部分是为了向他们的伙伴表达友爱。当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不便言说的规则：“我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了你，一旦我有需要，你也应该同样做到。”村民们也吵架、传闲话、犯无聊甚至离开村庄，但只要生活在那里，他们向村落上交的“道德税”就是乐于“自力更生”。

但是，随着世道的变化，村民生活的规则支撑也逐渐消失了。就以美国人离开农场的比例来说吧：1900年时全美还有38%的农村劳动力，而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已经低于2%了。在特纳，当地的果农和奶农遭受了国内和国际竞争的沉重打击。小农场首先扛不住了，纷纷出售，接着是中等农场，最后是一些大农场。房地产开发商买走了土地，于是山坡上充斥着管理精良的住宅，孩子们坐着红色的玩具车出现在马路上，而公路的辅道上也出现了各种交通标志，住户门前则是一块块新剪出的草坪。苹果园已荡然无存，只有东一棵西一棵的苹果树提醒着人们当年果园的存在。年轻人和一些单亲家庭搬离了，人们到城里的学校、医院、杂货店、木料厂、托儿所、附近镇上的电话中心或是那些混杂着老旧衰败的商店和路边小餐馆的地方去找工作。位于奥本和刘易斯顿、离我家农场十多里路、曾经兴旺一时的鞋厂关张迁走了，20世纪70年代去了南部州，寻找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然后是中部州，随后去了墨西哥、中国。沃尔玛超市搬到了占地37英亩的紧邻一排鞋厂的大仓库，令人讨厌地扩张到了旧车场的公路边。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搬到了城里，以寻找更好的工作，享受更好的生活服务。1910年时，只有1/4的美国人住在大都市里，但到了2000年，这些都市聚集了80%的人口。虽然迁徙者的生活日益都市化，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一些“自力更生”的乡村生活理念，来对待邻居、朋友和工人。而伴随着激增的数字，家庭成了他们的村落。与此同时，正在发生的越来越大的变化使家庭丧失了传统的免疫力。有两件事情意义非凡：其一是参加工作的妇女越来越多；其二是持续上升的离婚率。它们极大地破坏了家庭照管自身的能力。从1900年起，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寻求职业，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这个趋势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前的家庭主妇纷纷变成了今天的劳动妇女。1900年时，妇女占美国劳动力的18%；1970年达到了28%；2010年令人吃惊地接近50%。70%的美国孩子生活在父母都工作的家庭里，那么谁来照管他们，照顾病人以及老人？谁能让如同19世纪时我们所说的“家中的阳光”——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来照料家庭？妈妈们已经很辛苦了，要挣钱养家，要教书，要照顾医院里的病人，怎么可能成为曾经的未婚姑妈、祖母、朋友和搭把手的邻居呢？

与此同时，美国人的婚姻变得更没有保障了。1900年时，全国有10%的夫妻离婚；现在，在第一次婚姻中，离婚率高达40%〜50%；有第二次或第三次婚姻的人更可能离婚，而且速度惊人。还有，出生在单身母亲家庭的孩子2011年达到40%。有项研究透露：半数美国孩子至少在某个阶段是跟单亲一起生活的。只有少数父母能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同一时期，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对工作的需求变得更迫切了，但他们的工作职位也变得更不稳定了。如同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在《一切可卖》(Everything for Sale)中指出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什么事情都在打折，许多人都失掉了他们的自信，担心丢掉他们的工作。“没完没了地失业在生意圈子里可不是一个临时现象，也成了生活方式。”他写道。当公司效益下降、合并重组时，白领和蓝领们曾经都能获得的长期合同消失了。稳定的职位和年金、福利被迅速限制在公司特权阶层。普通员工则被当作流动或临时的劳动力。一家位于密沃尔基的人力资源公司有4400间办公室，雇有超过30000名员工，是全美拥有雇员最多的公司之一”，其中有很多女雇员。在那里，员工们工作时间很长，工作却不稳定。现代家庭的压力变得比以前大多了。他们该向谁求助？向政府吗？欧洲人很早以前就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而我们美国人却没有：如探亲假、带薪养育孩子和照顾家庭的假、为照顾孩子和老人而请的病假。至少在纸面上，186个国家政府宣布有产假，但是美国政府却不在其中。在过去的50年间，公共服务的东西是否都缩减了？正如儿童护理专家爱德华•兹格勒(Edward Zigler)所说，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在儿童抚养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不仅没有应需要增加帮助，反而减少了。在最近的事件——2008年经济大衰退之后，花费巨资在国外的战争和隐约出现的财政赤字上，使政府提供帮助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暗淡。

非营利组织也不能填补这个缺口。合作托儿所、基督教青年会、犹太老人之家、护理之家，依托学校和私人基金建立的社区再创造中心——所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除了少数民族的一些活动)。因为没有以前的社区可以依傍，没有一个欧洲模式的政府支持，人们看起来是如此迅速地靠向剩下的一个选项——市场。当然，能够承受的家庭一直在接受有偿服务。在起了变化的世纪，他们招聘家庭服务员、婚介、家庭教师、司机、奶妈等等。渐渐地，美国转向市场方案的人越来越多。

举几个例子：1900年时，95%以上的花在食物上的钱流向食物加工，吃饭在

家里。今天，只有接近一半的花在食物上的钱流向食物加工，其余都是买熟食回家或者在餐馆里吃。衣服的缝制也从家庭转向了工厂。而头发的打理也从家里转到了美发店。

这个趋势尤其是在过去的40年里加快了。在这个时期，市场前所未有地统治了美国人的生活。要求加大市场作用、撤销管控、实行私有化、取消政府服务的声音越来越大。与此相一致，美国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后从社区、公共机构和政府的领域（例如监狱、公园、图书馆、武装力量部门、安全服务、中小学校以及大学）滑向了市场。这些变化，整体或部分地成为盈利的帮手。市场，据说能让一切做得更好，甚至包括家庭里的事。

如今，市场向家庭提供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可能性。美国人生活在“拿走”和“返还”的市场循环中。而市场的力量也在同时腐蚀着社会的稳定性，滋生了人们在职场和家庭中的焦虑。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市场主要为人们提供生活所需和宽慰。随着人们更加熟悉“外包”孩子抚养和“家务帮手”提供的服务，美国人现在能够很容易地雇到私人教练甚至策划人、生活指导、代遛狗人、起名人。曾经只有精英们预定的私人服务已经扩展到中产阶级，更多的人被雇佣来向他们提供以前没有领略过的服务。

家庭工作的外包一旦开始，便像一阵风一样席卷了大城市。即使在小城市，例如奥本、刘易斯顿，店里的广告板和当地的报纸上可能就写着这样的启事：提供巧手服务，清扫你的车库，帮你挂画……如果是在2011年，你拨打“1-877-99-HUBBY”热线，便能联系上全国范围的连锁店，而其中有5家在缅因州，从我姑姑家到那里只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他们的服务还包括很多，例如：活动策划者将为你的女儿组织一场甜蜜的16岁生日聚会。7月的一个早上，我听到广播里播着一个广告：“在7月4日有一个服务，可以为你烤汉堡肉饼，这样你就可以坐下来享受你的节日了。”

我们已经使家庭服务更特殊化了，就像代烤汉堡肉饼象征的那样，比过去更专业化，更依靠技术了。尽管我们还没有把人们需要的服务精细化：有小孩子的家庭可能需要雇一个司机接送爱运动的他们去踢足球、上音乐课；需要有人训练幼儿往便池里撒尿；需要有月嫂会哼唱摇篮曲，哄不睡觉的婴儿入睡；需要有保姆帮着管管不做作业、沉溺于从网上下载音乐的孩子。

还有为各种特殊人群提供的定制服务。例如一个单身者可以鼓起勇气租一个伴侣服务。他（她）可以陪你吃饭、看电影、在健身房锻炼、为你拍照，或者一起去旅游（没有性服务）。对那些怀念传统家庭晚餐的人来说，你可以选一个你所属族群（如意大利裔、非洲裔或墨西哥裔）的老太太，然后你们一起购物、做饭、聊天、分享晚餐。她当然还能教你烹调出“奶奶菜”。

个性化服务还不断使用新技术。例如和谐网（eHarmony）和在线配对网

（Match.com）通过信息技术吸引了数百万付费客户。在那里，客户们通过敲打键盘寻找他们的爱。而通过新的繁殖技术、人工授精和商业代孕，一些专业公司把孩子带给不能生育的夫妇、同性恋者或者那些害怕妊娠的妇女。同样，技术革命使市场全球化成为可能。我在旧金山采访过一位年轻的学生，他不能定位自己在印度的汽车，便通过一家设在印度班加罗尔的服务公司"你的他在印度”发电子邮件，检查海湾区域市政拖车场。身在美国的学生依靠印度的TutorVista,以20美元一小时的代价办成远在印度的事，远比他的许多导师们给他提供的方案花费要少。

而现代最大的改变是市场服务抵达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情感生活，这个以前我们抗拒市场进入的领域。一个恋爱指导通过约会网引导害羞的客户，让他知道每一阶段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去感受。一个婚礼策划帮助新人挑选合适的照片来配合仪式上"回忆"的主题，安排纪念卡上的题字，拟出婚礼上讲话的主要内容。一个婚姻关系顾问建议一对夫妻关上他们的黑莓手机并放在抽屉里，两人一起享受一个浪漫的黄昏。一个收费护工表示他愿意去照顾一个老人。一个需求专家帮助一位女士弄清楚她是否真的想要那套大房子。一位遛狗师标榜能训练狗和人建立起亲密关系。而上述每一步，从约会、婚礼到离婚，涉及我们要考虑的"什么人”、"花费多少"、“什么时候”等非常微妙的问题。

此类服务于我们情感关系的项目剧增，说明了市场已经进入了我们非常了解的自我世界。那些行为对我们而言曾经是非常直观和寻常的事情——决定和谁结婚，为新生儿取个名字，甚至弄明白究竟要什么，而现在我们竟然需要收费的专业人士的帮助了！在某些方面，市场服务是件好事，但是它们泛化到了所有方面，成了意义深远的美国文化变化中生产出的魔鬼：私人生活商品化，是当今的时代可能被忽略的最大的趋势。

为了探索这个变化，我深入“外包生活世界”中，从中发现了我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已经与市场服务相配套、相一致了。我釆访过恋爱指导师、婚礼策划人、代孕人、家庭教养顾问、收费伴侣、哭墓人。我还和那些雇主们谈过话，观察到他们一方面是多么依赖家庭、朋友和邻居，另一方面，他们是多需要专业服务的保障。我想弄明白当我们外包我们的个人事务给那些将要部分了解我们、承担一些我们的工作、懂得点儿我们的感情的承包人后，究竟会产生什么意义。

我发现一个问题，那些外包人在"太乡村”和"太市场”之间画了一条线。

其中有些事特别明显：在一幅登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卡通画中，—个路边摊贩系着条围裙，站在顾客前。他面前的牌子上写着一句话：“看我一眼，1美元。”所有看了这幅画的人都大笑不已。“这太夸张了！”他们都这样说。但别的例子不像这样一清二楚。例如有个男人很高兴地雇了个人从周一到周五为他遛狗，“但不包括周六。既然你连周末都不能遛遛它，那你还养它来做什么”。有个妇女告诉我，她雇了个很和善的人照顾她年迈的母亲，她觉得这样不错，因为她居住在离她母亲300英里外的地方；但她的姐姐就住在离她母亲10英里远的地方。她问道：“我姐姐住得离母亲这么近，为什么我们还要雇一个人啊？”一位男士给商业代孕母亲画了条警戒线：“代生一个到两个婴儿就够了，如果生上三个四个的，那她就成了开婴儿工厂的了。那就说明她只是为了钱。”上述事例说明，人们想在乡村法则和奇怪而新鲜的情感资本市场之间寻求自我保护，而不是事事都靠花钱。

但挑战是巨大的。我们遭受着语言的轰炸，敦促我们用市场的语汇去思考。“你是你爱情生活的CEO，”一个婚恋指导劝告一个失恋的客户，“你需要把你自己的品牌变得好些。”“你在寻找约会市场的人中只得到4分，而10分才是满分。”另一个客户被告诫：“难道现在不正是把你的约会生活外包出去的时机？”我从联合航空的杂志《半球》(Hemispheres)上读到这样的广告语：“客户找到我，要我做她们的约会猎头。”人们竞相破译这样的市场隐喻，把它们像衣服一样穿上去，又脱下来，算计什么样的态度才能为自个儿搭上市场关系。“记住，你不是一个数字，你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指导这样打消客户的疑虑。当然，唯一性是销售中最具价值的卖点。

我们已经改变了，哲学家杰拉德·乌勒里斯(Jerald Wallulis)指出，从一个基于婚姻和雇佣的社会变成一个基于“婚姻能力”和“雇佣能力”的社会。市场在城市越是变成主要游戏，其光环就越大。这个变化让人们更可接受诸如雇人去做7月4日的汉堡之类的事。

那些在美国最没有安全感的是穷人，他们不大支付得起市场提供的具有诱惑力的服务。在他们总是增长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中，他们最需要和最渴望的是个人服务。而这本书传递的信息是，解决市场造成的这个困境的办法，不可能在私人服务外包的全球通道中找到。真正的办法可能在于加大公共生活和社会团体的承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谚语中说的“煤矿中的金丝雀”实际上生活在镀金笼子里。

美国人习惯于自我承认太物质化。一项1955年由默克家族基金会授权的调查显示，82%的美国人同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购买和消费了远远超过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经常用物质化的价值观来衡量生活，对比我们买的东西和我们所保护的非商业的内在自我的意义。我们一边在购物中心购买过多的东西，一边又挺直了腰背在那里练瑜伽，大拇指和食指并拢，聚焦于自然、上帝或我们的内在本质。但是更深刻的真相是，精神和物质两者在美国不再有那么清晰的界限。每个人最美好的愿望和个人经历都能变成可以买到的东西，不管是美妙的约会、生日还是婚礼，我们的市场都能创造出来。这本书，就是市场压力下自我的商业化现状和我们对这种挑战的接受、抗拒及与之斗争的方法。

我的姑姑伊丽莎白、我在农场那些夏天建立起来的与过去生活的联系以及我面对的现代生活困境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姑姑已经94岁，多病的她已经生活不能自理。她大半生的生活都是在特纳的农场度过的。年轻的时候她在小学教过书，小镇上的一代人曾在她那里学会了怎么握住铅笔写字、合唱歌曲、在教室门外整齐排队。而奶奶此前也在那个木质的、只有一间屋子的教室里教过书。姑姑后来嫁给了一个农民，成了人们所说的“缅因乡下人”，5年以后她就守了寡，晚年她继承了家庭农场，搬到火灾后新修建的白房子里去住。

在这里她的生命走向尽头。木瓦板从房顶落到了地上；金花鼠从敞开的前门门缝钻了进来，跳到她的椅子旁一个敞着口的种子袋里；跳蚤多得要命；老鼠在里间的角落里发出沙沙的响动。伴随着僻静、孤独、瘸腿、半聋的状态，她长年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那片略有起伏的牧草地，那是她的祖宗200多年前开垦出来的。

我父母生前常来看她，并尽可能地为她多做一些她允许做的事情，尽管不是很多。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父亲胳膊下夹着一扇窗户玻璃，手里拎着工具盒，准备从家里沿着小山坡往下走到车库去为她修理已经破了的玻璃窗。“你别忙乎了！”当过教师的姑姑嗓音就像一条教鞭。我父亲耐心地走回来，把玻璃和工具盒放下，等有机会再说。越是变得脆弱，我姑姑越不想依赖别人。就这样，时光一年年过去了，我的父母去世了，关照姑姑的责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那就是最初我所做的——时时关注着姑姑。从旧金山这个安全距离，我掌握着姑姑有趣又有些离奇的生活，听她活泼地叨叨怎么接济邻居，邻居又是怎么感谢她。在暑假里，我们飞回特纳，住在山坡上我父母的老房子里。

我们回家后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走到姑姑的房前敲门，然后等着她开门。

可是房间里没有动静。

我又敲了敲窗户，并叫她的名字：“伊丽莎白？”

仍然没有动静。

过了会儿，有了点响动，是脚步声。

大约几分钟后，她蹒跚地拖着已经破损的拖鞋，扶着两把破旧的草坪躺椅（那是我们以前郑重其事地安在她的前门口齐膝高的草地里的）,勉强地打开了有些毛病的门。

那些年里，姑姑总是不愿意邀请任何人来家里做客，还总拒绝我提出的请个人打理她的草坪和花园的建议——照老规矩，得先征求她的同意。“不，不，谢谢你。”她总是这样说，然后饶有兴致地问我过得怎么样。拒绝了无数次的提议和帮助后，她终于被说服同我的家人一起在山丘上我们的那所房子里吃饭。我不在的冬天里，善良的老亲戚和邻居们上门为她带来油盐酱醋，并逐渐让她接受了他们的关照：为她做饭洗头，帮她付账。

尽管过剩的服务已经开始出现在缅因州的乡村，但自力更生的精神还没有消失殆尽。1998年2月，一场凶猛的暴风雪袭击了特纳，拔起了树木，盖住了汽车，冻住了水管，吹断了电线。没了电的姑姑的房间里立刻寒冷无比。因为气温下降，姑姑坐在靠背椅上都能看到自己呼出的一团热气。她穿上了一件毛衣、一件短大衣、三双袜子，戴上两顶帽子，带着独立和无助的矛盾心理，在卧室床上盖上两条被子，等着救援。

终于有人来救她了。由小镇慈善组织“保持联系行动”的一队好心的邻居为她送来了食物和毛毯，安装了一台发电机，在她的椅子边放上花。许多老年人、残疾居民以及不愿像姑姑那样坚守的人带着他们的宠物，被安置到了镇里的消防队驻地。志愿者们为灾民们提供每日三餐，一直到灾情结束。伊丽莎白从来没想过要计算她的邻居们为她付出的时间，添了多少油，从而填支票给他们。事实上，她从来不喜欢付钱办事。无论是她还是参与救援的邻居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们是有善心和公德心的村民，而不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有很好的技巧、谦恭的有偿服务者。

后来的某个夏天上午，当我们正亲密地待在一起时，伊丽莎白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吞咽东西了。整整一天她不吃不喝，躺在床上起不来。一个邻居拨打了特纳当地的急救电话，镇上的急救车赶来了。一个说话温和的叫罗斯的急救队员急匆匆地从车上下来，坐到姑姑床前询问病情。他已经一趟又一趟地来过多次。他问姑姑：“你感觉怎么样？”

“很好。”姑姑应道。

“真的很好吗？”

“好得很。”

“怎么个好得很？”

“好得我不必离开这儿。”

经过半小时温和、沉着和夹杂着玩笑的对话，罗斯说服了姑姑，把她送到了当地一家医院里。在那里，一个医生发现姑姑患有结肠疝气。他对我们说，如果不做手术，姑姑就会有生命危险。他为姑姑做了手术——姑姑此时已经94岁了。手术后，她奇迹般地恢复了。她被转移到了一家康复医院，在那里的医生护士的帮助下站了起来，并依靠步行器蹒跚学步。

一个月后，医生宣布她已经好多了，不适合继续待在康复医院里了。但她的条件也让医院作了难：如果没有24小时的不间断照顾，从法律上讲她不能出院。作为伊丽莎白最直接的亲属，我必须要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一周之内我必须返回伯克利去上课。而此前代她购物、付账和为她洗头的两对夫妇因故不能继续照顾她了。伊丽莎白膝下无子嗣、瘸腿、几乎失明，也不能开车，她只想着在她亲爱的山坡上，坐在她的靠背椅里，如她自己想象的“独立”。

她能随我到旧金山去住吗？我问她：“我能为你找一个方便我经常探望你的地方吗？”“不，把我送回我自己的家。”但她又觉得请一个人住在家里照顾她不可思议。“一个陌生人在我家里？不需要那样。”雇一个钟点工，“也没有必要。”我姑姑脑子里还是她那个时代的“自己动手”的观念，但是我也不可能不管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家庭和工作而待在缅因州照顾她呀。我可不能“自己动手”。

现在我面临了自己的“照管危机"，所以我也像我书中的这些人物一样，冒险走进了市场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