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朱凤瀚、苏强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商）》（附朱凤瀚先生《青铜器卷序》）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魏晋以前的青铜器，大部分是承继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历博”）（1959—2002年）的旧藏，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建立后，在近十余年间又有所充实。

原历博所藏青铜器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调拨给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历博前身）的器物；二是1958年末至1959年在中宣部领导下，全国各大博物馆、各地文物考古机构积极支援历博建馆，通过国家文物管理部门调拨至馆；三是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与80年代末至90年代上半叶历博“中国通史陈列”两次改陈时，在国务院、文化部的领导下与国内文物考古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入藏了一些在1959年以后陆续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四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振寰阁、通古斋、韵古斋等文物商店及收藏家个人购得；五是来自国内收藏家个人的慷慨捐赠。

在国博成立后，国家文物局又曾将部分从海外征集所得的青铜器珍品调拨至馆。此外，在国家财政大力支持下，国博依据国家文物政策，在海内外通过各种渠道也征集到一批重要青铜器。

由以上馆藏青铜器入藏时间即可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之后迄今，国博的馆藏中再也没有从国内各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这当然也与大多数省馆在藏品征集方面的境遇是相同的。

但是，仅就上述国博入藏的青铜器来说，其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已足可谓举世瞩目的。

为1959年开办“中国通史陈列”与此后两次改陈而陆续入藏的青铜器中，有堪称“国之重器”的姤戊（或称“㚸戊”、“司母戊”、“后母戊”）大方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以及相当多的著称于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史的商周有铭青铜器。更有在1950年后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其中多数已成为中国当代考古学史上的经典范例）中出土的珍品，如属商前期的郑州张寨南街出土的大方鼎、郑州白家庄出土器、黄陂盘龙城遗址出土器；属商后期的殷墟武官大墓出土器、安徽阜南润河出土的龙虎尊、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酒器与独特的面具、人头像，特别是还有1976年发掘的殷墟5号墓（即妇好墓）出土器中有代表性的重器；在西周铜器中，有西周初年的天亡簋与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属西周早期的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有在三门峡上村岭以及洛阳中州路东周墓、寿县蔡侯墓、随州曾侯乙墓、信阳长台关楚墓、辉县赵固一号墓、唐山贾各庄战国墓出土的春秋战国铜器。有出土于鄂尔多斯、巴蜀、滇池、岭南各区域时值东周至秦汉异彩纷呈的精美铜器。这些器物造型与纹饰的优美、工艺之精湛，足以反映出中国青铜时代多元性青铜文化的辉煌，也正是这些器物与其他代表中华文明精华的文物撑起了历博作为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局面。

在国家博物馆建立以来新入藏的青铜器中，海外回归的器物格外引人注目。其中，子龙鼎是商末周初体形最大的圆鼎，被视为“镇馆之宝”之一。还有铭文中记载西周初封晋侯的公簋、有助于西周金文历谱研究的历日“四要素”俱全的簋，造型仿真、被学者称为“庸器”（记功之器）的商末长铭器作册般黿等，亦皆是具有突出文物与学术价值的珍品。

由上述概述可知，国博馆藏青铜器多有宏大的商周重器，多有经考古发掘出土而成为考古器型学与随葬礼器制度的典型器，多有铭文具历史学与古文字学研究价值的有铭器，多有工艺精湛而能反映中国青铜工艺进程的精品。

以上对国博青铜器之意义所作的概述，相信读者在看到本套书后不会认为所云无据。当然，希望在今后，在国家与大众的支持下，能有更多的中国青铜器精华入藏国博，使中国悠久的青铜文化在这座位居首都中心的国家历史文化殿堂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这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分为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五个分册，大致包涵了国博藏青铜器的主体。每一分册所收录的器物一般均包括器物形制照片、铭文照片及拓本。过去在考古报告或文物图录中未能展示清晰的器物图像，希望能由这套书得以弥补。按照“馆藏文物研究丛书”体例，对每件器物除尽可能详尽地介绍其相关的各种信息外，在说明文字部分均有较详实或扼要的具研究性质的解说，在本套每一册书后附有聘请的馆外专家与编撰者讨论馆藏青铜器及相关问题的论文。

承担这套书编撰工作的均是馆内对青铜器有较丰富专业知识与独立研究能力的年轻学者，他们多年来为编撰这套书费了不少精力，文字解说更曾几易其稿。相信他们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很多收益，为他们成为中国青铜器的专家进一步奠定学术基础。当然，囿于编撰者（包括我作为本分卷主编）学识之局限，书中肯定会有若干疏误，有认识上的差距，凡此，均诚恳地希望在这套书面世以后能得到同行专家与广大读者的指教。

2019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