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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禹鼎:周人与噩国的战争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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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禹鼎:周人与噩国的战争实录青铜器禹鼎噩国战争周人实录任致远家产田地宅院崇真艺客

任致远去世后，留下了一份比较富庶的家产，有田地50多亩，宅院有前房、后房、厢房。任致远之子任登肖，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八，人称“任八”。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二月初一，任登肖雇用本村贫农任玉、任汉勤、任世云等从土壕拉土积肥。

任玉他们挖土时，突然一件翠绿色的铜器从土崖中间滚了下来，发现土崖中还有不少宝器，于是挖下大量的崖土把已暴露的宝物埋了起来。挖出宝器可是大事，任玉向主家报告了有关情况。

当晚夜深人静后，任登肖通知本族和亲邻友好一共9人以及任玉、任汉勤、任世云等，前往土壕开窖取宝。

这个窖藏大似窑洞，青铜宝器重重叠叠摆放在里边。任玉从窖穴的上层一件一件，一层一层往下搬取，数量在100多件，他们直到后半夜才搬完，前房内摆满了铜器。任登肖当场把一部分铜器分给了参与搬运的人作为酬谢。任玉是主要发现者，分得较多，后来变卖铜器得以娶妻成家。任登肖的堂弟任登银，排行为十，也分得了几件。

由于当时没有严密组织，搬运宝器过程中，他们除了相互监督外，一有机会，便有人偷偷将宝器搬回家中，因此有些铜器当时就已散失，所以，社会上传言任家村人人有宝。

任家村挖出宝的消息不胫而走，邻村常有人来看宝，也有形迹可疑的人来打探挖宝的详情。长安的古董商也闻风前往，先后在村里购买了鼎、鬲、簋、爵、卣、盘等器物60多件。青铜器给村里带来钱财的同时也给村里带来了灾难。那时正值抗日战争岁月，社会很不安宁，土匪抢劫的事儿时有发生。

1940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土匪第一次进村，一时间村里的许多狗叫了起来，任登肖听到街道上有砸门的声音，就急忙躲了起来。土匪进屋后，逼问任登肖的妻子任八在哪里？宝藏在哪里？任登肖妻子说不清楚。土匪在家搜了一阵子后，并没有发现任登肖和铜器。

土匪接连来了多次都扑了空，没有拿到东西，因而发了狠心。1941年正月初六，天还未黑，土匪就进了村，任登肖赶快爬起来从后墙翻了出去，跑到离家有200多米的祖坟地里。

土匪没有找到任登肖，就到别处去砸门，有人想把门关得更严实一点，没料想被枪杀在门后，有人则被打死在房间。半年后，就在人们刚收割完麦子不久的一天夜晚，土匪再次包围了任家村，目标是捉拿那些参加过搬运过宝物的人。

有人被迫无奈只得拿出宝物换命，如任登银挖出藏埋的3件器物。凡不交出宝物或逃跑者，土匪见人就开枪。

有人想从房顶逃走，不料头刚从戳开的窟窿露出，就被打死了。另有5个人被追打致残，一年内任家村有4人被打死，2人被吓死，2人举家逃往山里。从此，村里就有“穷人挖宝遭祸灾，富人抢宝发横财”的民谣。

土匪抢劫的第二天，任登肖就叫来任玉让其把一部分铜器秘密转移。任玉便把相当数量宝器转移到四五公里外的岐山县贺家村贺应瑞家中密藏。这批宝器于1942年经岐山县青化镇太方村傅鸿德和益店镇北营村王有超卖掉，因此岐山县便有1942年出土铜器窖藏的误传。

尽管土匪多次包围任家村抢劫，但掠去的宝物并不多，因为任玉转移卖掉了大部分，其它有宝物的人不是埋藏就是变卖了。

根据现有资料，任家村窖藏达100多件，目前已知下落的有50多件。从有铭文的铜器看，这批青铜器主要分为两组：一组是梁其器，另一组为吉父器。禹鼎是同时出土的100多件中唯一由收藏人献给政府的。

禹鼎出土后，为西安徐氏所得，于1951年捐献给陕西省人民政府，归陕西省博物馆入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禹鼎通高54.6厘米，口径46.7厘米，重37.25千克。圆形，直耳微外侈，腹较浅，蹄足。口沿下饰窃曲纹一道，腹部饰环带纹，耳外侧施以两道凹纹，足部饰以饕餮纹。铸有铭文20行，每行9-13字，包括重文符3个、合文2字，共计207字。

记述曾向周王朝称臣的噩侯驭方联合东夷、南淮夷诸国一起反叛，并且一举攻打到西周腹地。周王命令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兵车百乘、甲士二百、徒兵千人参加征战，终于俘获对方首领噩侯驭方，铸作这件宝鼎以记战功。

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和王俅《啸堂集古录》中著录有“穆公鼎”，铭文与禹鼎相同。宋代典籍中青铜器铭文均为摹写，容易出错，禹鼎出土后才得以勘误。当时的学者不认识“禹”字，故称“穆公鼎”。

禹即叔向父禹，名禹，字叔向父，是穆公后裔，服事周室，为武公僚属，封邑于井。禹亦见于叔向父簋，《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和《啸堂集古录》均误作“成”，所以也有人称此鼎为成鼎。武公是厉王时掌管军事的大臣。

“噩[è]”同“鄂”，噩国即鄂国，甲骨文中作为地名较为常见。作器者为禹，字叔向父，亦见于叔向父簋。郭沫若先生考证“禹”即《诗经•十月之交》中“楀维师氏”的“楀”。

禹鼎的制作时代关系到“噩”何时灭国、噩侯部族是否东迁等一系列历史问题，郭沫若、马承源、李学勤、徐中舒、刘启益先生考证为厉王时器；唐兰先生在《〈青铜器图释〉叙言》中认为是厉王时器，后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又认为系孝王时器；陈梦家、李零先生考为夷王时器；陈世辉先生断为宣王时器；张筱衡先生定为幽王时器。

噩国历史悠久，《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时以西伯昌、九侯、噩侯为三公，至少在商代，噩国就已经十分强大。西周时，噩国为西周所封南国中之大国。因其地处汉水以北、淮水以西，是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交通要道，因而成为西周南疆之屏障，周王室倚以经营南方以及控制南淮夷及东夷，常给予丰厚赏赐并与其通婚以笼络。也正因此，一旦噩侯反叛，就会对周王室造成严重威胁。

禹鼎铭文中的“噩侯驭方”与清代陈介祺旧藏噩侯驭方鼎中的“噩侯”为同一人。传世的噩侯簋是为王姞所作，可知噩是姞姓国家，曾与周王室联姻。

从禹鼎铭文记载可知，噩侯驭方向周王室发动的这次反叛，声势较大。不仅动员了本国力量，而且率领南淮夷、东夷，从东、南两个方向向周的南国、东国进攻，并一度取胜，抵达“历内”。这一行动引起了周王室朝野的恐慌，因而铭文出现了“呜呼哀哉！

用天降大丧于下国”的惊叹。周王不得不动用精锐部队西六师与殷八师前往征讨。这场战争打得相当艰苦，周人虽然派大军压境，却未能很快获胜，故后来又命令武公派遣禹率百乘之师前往督军助战。

禹鼎铭文中两次强调了周王关于“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的命令，足见周王对噩侯驭方与南淮夷、东夷发动的这次叛乱是决意要予以讨平的。这次战争最终以俘获噩侯驭方而结束。因周王下令“勿遗寿幼”，噩国可能从此灭亡。

2012年，河南南阳新店乡夏响铺村附近的南水北调工程线路上发现一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群，多座墓出土铭有“噩侯”“噩侯夫人”“噩”的青铜器。

可知西周王朝在灭噩侯驭方后，又在今南阳市区东北方向的白河（古称淯水）岸边重封“噩侯”，另立新邦。禹鼎铭文记噩侯驭方家族已“勿遗寿幼”，故此夏响铺之噩侯应与原噩侯家族无关，王朝可能以其他姓族的贵族就任新噩侯一职。

禹鼎铭文记载的是周厉王对南方各国，特别是对噩国的一次重大的战争，关系西周晚期之史实，弥补了文献记载之缺佚，对于西周史之研究，尤其是对于周代江汉地区历史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于《陕西古代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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