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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提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很觉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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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提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很觉痛心。 中国 罗家伦 知识分子 文人 清谈 责任 思想 怡情 李太白 护符 崇真艺客

中国的文人,中国的“士”,是最长于清谈的,最长于享受的。清谈、清议是最不负责任的思想的表现。文人喜欢诗酒怡情,而以李太白为护符。是的,“李白斗酒诗百篇”。你酒是喝了,但是像李太白那样的一百篇诗呢?


我们学李太白更不要忘记他是“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力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人呀!你呢?颓废的思想不除,民族的生力不能恢复! 



知识的责任

文/罗家伦

提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很觉痛心。


中国社会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负责任,而以行政的部分为尤甚(这当然是指行政的一部分而言)。从前的公文程式,是不用引号的;办稿的时候,引到来文不必照抄,只写“云云”二字,让书吏照原文补写进去。传说沈葆祯做某省巡抚,发现某县的来文上,书吏照抄云云二字,不曾将原引来文补入,该县各级负责人员,也不曾觉察。于是他很幽默地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想该县所办之事,不过云云而已。”


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很足以形容中国官僚政治的精神。


中国老官僚办公事的秘诀,是不负责任,推诿责任。所以上级官厅对下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下面去;下级官厅对上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上面去。责任是一个皮球,上下交踢。踢来踢去的结果,竟和火线中间,有一段“无人之境”(No man’s land)一样。


这是行政界的通病,难道知识界就没有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情形吗?有几多人挺身而出,本着自己的深信,拿出自己的担当来说,这是我研究的真理,这是我服务的责任,我不退缩,我不推诿!这种不负责任的病根,诊断起来,由于下列各点: 


第一是缺少思想的训练。 

他的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外国的思想家常提倡一种严正而有纪律的思想(Rigorous thinking),就是一种用逻辑的烈火来锻炼过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得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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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历次世界教育会议,对于这个问题,都曾加以讨论。有人主张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他也得学高深的数学,不是因为他用得着这些数学,乃是因为这种数学是他思想的训练。思想是要有纪律的。思想的纪律,决不是去束缚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发展思想。中国知识界现在就正缺少这种思想上的锻炼。 



第二是容易接受思想。 

中国人向来很少人坚持他特有的思想,所以最容易接受他人的思想。有人说中国人在思想上最为宽大,最能容忍,这是美德,不是毛病。但是思想这件事,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谈不到什么宽大和容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


哥白尼主张“地动说”,固且自己深信是对的;就是布鲁诺和伽利略研究这个学说认为他是对的以后,也就坚决地相信他、拥护他,至死终不改变。试看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中,为这学说奋斗不懈、牺牲生命的人,要有多少。这才是对真理应有的态度。


中国人向来相信天圆地方:“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但是西洋的地动学说一传到中国,中国人立刻就说也是圆的,马上接受,从未发生过流血的惨剧。


又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是经过多少年宗教的反对,从苦斗中才挣扎出来的。直至1911年,德国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甚至到了1921年,美国田纳西(Tennesses)州,还有一位中学教员因讲进化论而遭诉讼。这虽然可以说是他们守旧势力的顽固,但是也可表现西洋人对于新思想的接受不是轻易的。


可是在中国却不然。中国人本来相信盘古用金斧头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不是多少本小说书上都有吗?但是后来进化论一传进来,也就立刻说起天演和物竞天择和人类是猴子变来的(其实人类是猴子的“老表”)。


人家是经过生物的实验而后相信的,我们呢?我们只是因为严复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文章做得极好,吴挚甫恭维他“骎骎乎周秦诸子矣”一来,于是全国风从了。


像这样容易接受思想,只足以表示我们的不认真、不考虑,哪里是我们的美德?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想,也就容易把它丢掉。这正是中国知识界最显著的病态。现在中国愈是中学生,愈是一知半解的人,愈好谈主义,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混沌的思想。 

既没有思想的训练,又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其当然的结果,就是思想的混沌。混沌云者,就是混合不清。况且这种混合是物理上的混合,而不是化学上的化合,上下古今,不分皂白,搅在一起,这就是中国思想混合的方式。


我不是深闭固拒,不赞成采取他人好的思想,只是采取他人的思想,必须加以自己的锻炼,才能构成自己思想的系统。这才真是化合呢!


西洋人也有主张调和的,但是调和要融合(Harmony)才对,不然只是迁就(Compromise):真理是不能迁就的。


我常怪中国的思想中,“杂家”最有势力。如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极端力行的墨、虚寂无为的老,都是各树一帜,思想上的分野是很清楚的。等到战国收场的时候,却有《吕氏春秋》出现,混合各派,成为一个“杂家”。汉朝斥百家而尊儒孔,实际上却尚黄老,结果《淮南子》得势,混合儒道,又是一个杂家。


这种混杂的情形,直至今日,仍相沿未改。二十年前我取了一个“古今中外派”的名词,就是形容这种思想混杂的人。丈夫信仰基督教,妻子不妨念佛,儿子病了还要请道士“解太岁”。这是何等的容忍!容忍到北平大出丧,一班和尚、一班道士、一班喇嘛、一班军乐队,同时并列,真是蔚为奇观!这真是中国人思想的缩影! 


第四是散漫的思想。 

这种是片断的、琐碎的、无组织的思想。散漫的思想固然由于思想无严格的训练,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懒。这思想的方式常靠触机,只是灵机一来,思想就在这机来的一刹那停止了,不追求下去了。这如何能发生系统的思想,精密的思想?于是成了“万物皆出于几,万物皆入于几” 的现象。


他只是让他的思想,像电光石火一样的一阵阵的过去。有时候他的思想未始不聪明,不过他的聪明就止于此,六朝人的隽语,是由此而来的。《世说新语》的代代风行也是为此。中国人的善于“玩字”,没有其他的理由。因此系统的、精密的专门哲学,在中国很难产生。


因此中国文学里很少有西洋式如弥尔顿的《天国云亡》,歌德的《浮士德》那般成本的长诗。因此笔记小说为文人学士消闲的无上神品。现在还有人提倡沈三白《浮生六记》和小品文艺,正是这种思想的斜晖落照!不把思想的懒根性去掉,系统的伟大思想是不会产生的。 


第五是颓废的思想。 

颓废的思想是思想界的鸦片烟,是民族的催眠术——并且由催眠术而进为催命符。颓废的思想就是没有气力的思想,没有生力的思想。什么东西一经过他思想的沙滤缸,都是懒洋洋的。颓废的思想所发生的影响,就是颓废的行为。


以现在的文艺品来说罢,有许多是供闺秀们消闲的,是供老年人娱晚景的。有钱的人消闲可以,这是一格;但是我们全民族是在没有饭吃的时候,没有生存余地的时候呀!


老年人消闲可以,因为他的日子是屈指可算的,但是给青年人读可为害不浅了。而现在喜欢读这些刊物的反而是青年人!文人喜欢诗酒怡情,而以李太白为护符。是的,李太白是喜欢喝酒。“李白斗酒诗百篇”。你酒是喝了,但是像李太白那样的一百篇诗呢?


我们学李太白更不要忘记他是“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力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人呀!你呢?颓废的思想不除,民族的生力不能恢复! 


第六不能从力行中体会思想,更不能以思想证诸力行。


中国的文人,中国的“士”,是最长于清谈的,最长于享受的。在魏晋六朝是“清谈”,在以后是蜕化而为“清议”。清谈、清议是最不负责任的思想的表现。


南宋是清议最盛的时代,所以弄到”议未定而金兵已渡河”。明末也是清议最盛的时代,所以弄到忠臣义士,凡事不能作有计划的进行,逼得除了一死以外,无以报国。“清议可畏”,真是可畏极了!横直自己不干,人家干总是可以说风凉话了。自己叹叹气,享享乐罢 :“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老实说,现在我们国内的知识分子,也不免宋明的清议风气,只是享乐换了一套近代化的方式。


我九年前到北平去,看见几位知识界的朋友们,自己都有精致的客厅、优美的庭园,莳着名卉异草,认为不足的时候,还可到北海公园去散散步。我当时带笑地说道,现在大家是“花萼夹城通御气”,恐怕不久要“芙蓉小院入边愁”。现在回想起来,字字都是伤心之泪。


这不仅是北平如此,他处又何独不然?我们还知道近年来通都大邑有“沙龙”的风气吗?“我们太太的沙龙”是见诸时人小说的。很好,有空闲的下午、在精致的客厅里,找几位时髦的女士在一道,谈谈文艺,谈谈不负责任的政治。


是的,这是法国的风气,巴黎有不少的沙龙,但是法国当年还靠莱菌河那边绵延几百里的马奇诺防线呀!哪知道纸醉金迷的结果,铜墙铁壁的马奇诺竟全不可靠。色当一役,使堂堂不可一世的头等强国,重踏拿破仑第三时代的覆辙,夷为奴隶牛马,这是历史上何等的悲剧?


我不否认享乐是人生应有的一部分,只是要看环境和时代。我们的苦还没有动头呢!我们不愿意苦,敌人也还是要逼得我们苦的。 “来日大难”,现在就是,何待来日?我们现在都应忏悔。我们且先从坚苦卓绝的力行里体会我们的思想,同时把我们坚强而有深信的思想,放射到力行里面去。 

以上的话,是我们互责的话,也是我们互勉的话。因为如果我脑筋里还有一格兰姆知识的话,我或者也可以忝附于知识分子之列。


我所犯的毛病,同样的也太多了。不过我们要改造民族的思想的话,必定先要自己负起知识的责任来。尤其是在现在,知识分子对于青年的暗示太大了。我们对于青年现在最不可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丧失民族的自信心。我们稍见挫折,便对青年表示无办法,是最不可以的事。


领导青年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试问青年心理的反应何如?我们要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没办法的事,民族断无绝路,只要我们自己的脑筋不糊涂!


知识是要解决问题的。知识不怕困难。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如此之大,凡是物质的力量透不进去的地方,知识的力量可以先透进去。知识的力量透过去之后,物质的力量,就会跟着透过去。全部的人类文化史,可以说明我这句话。我们只要忠诚地负起知识的责任来,什么困难危险都可以征服! 

顾亭林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知识分子?他又说:“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他所谓“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他所谓“亡天下”,是指民族的灭亡。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挽回亡天下、亡民族的大劫。在这时候,知识分子如不负起这特别重大的责任来,还有谁负?


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今后在学术方面要有创作、有贡献;在事业方面要有改革、有建树。我们不但要研究真理,并且要对真理负责。我们尤其要先努力把国家、民族渡过这难关。不然,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要先受淘汰,连我也要咒诅我们知识分子的灭亡。 



按:本文初发表于《新民族》第一卷第一八期。嗣经改写,辑入《新人生观》。


文章选自罗家伦《中国人的品格》。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浙江绍兴人。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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