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受不了哪些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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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早些时候，我的公寓里突然响起了一种像是热带雨林里才会出现的啁啁啾啾的声音。它是从我室友的房间传来的。我起初以为是对方在打电子游戏，但随即意识到，即使在我室友睡着的时候，这声音也会出现。整整数日，我一直在奇怪这件事。本来，我随时都可以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总是忘记——那声音虽然恼人，但仅仅是会让我注意到的程度，还不至于逼我采取什么行动。等到某次声音偶尔消失期间，我想起来问他这件事，他却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在那个时间点，这个声音已经成了一种潜意识里的刺激物了——当我注意到它的时候，我已经说不清它持续了多久了。但是在那次对话之后，我不由得对自己的理智产生了质疑，于是，我分出了大约一半的注意力来寻找这个声音，等待它再次出现。最终，它终于重新响起，我没敲门就冲进了我室友的房间。“就是那个声音。”我说。“哦，”他回答，“暖气片吗？”

那个的确是暖气片的声音。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过。

这就是说，当我们谈论声音时，“恼人”是一个主观标准。但人们不由得会想，在这个问题上总该有某种共识才对。我们采访了一些声学专家，希望他们能告诉我们，哪些声音可能是“所有人都讨厌的声音”。

切德·安德林加博士（Tjeerd Andringa）

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听觉认知副教授

呕吐的声音：它会引发本能反应。听觉处理的第一步发生在脑干靠近“厌恶”中枢的地方，当我们吞下有毒的东西时，这一中枢就会被激活，从而激活肌肉将其排出。

这其中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在脊椎动物的进化过程中，第一代脊椎动物（的身体结构）基本上可以概括成一根长管子，一边是嘴，另一边是肛门。它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张开嘴，咽下一些食物，然后在管子里将食物消化。这根管子基本上就是一座充满各种细菌的小花园。它（在选择食物时）不能犯下严重的错误，因为那样它就会毒害花园，让自己中毒。因此，对早期的脊椎动物而言，正确地决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感官都位于嘴巴周围。我们品尝、嗅闻、倾听、察看——这些感官都在嘴巴周围——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挑选食物时做出最佳的决定。

所有的感官信息最后都集中到这根“神经管”的顶端。那就是我们的脑干。所有信息正是在脑干中、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进行处理。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你没有时间完整地处理这个信号，或是没有时间调用你更高级的大脑功能，那么就只能退回去采取我们掌握的最低级的信息处理形式，也就是生理性的低级信息处理形式。这一层次的信息处理始终在大脑的“后台”持续进行，并且它无疑可以被更高级别的处理形式压制、覆盖。但是，它总是我们得到的第一反馈，因为它的速度最快。

几乎其他所有声音都是与高级认知相关的声音。也就是说，指甲刮黑板的声音可能也会激起一定程度的本能反应，但和呕吐的声音相比，前者与我们的基本反应之间的距离要远得多。并不是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能理解婴儿的哭声，只有那些婴儿时期确实会哭的哺乳动物才能理解。这是一种更高级、进化程度更高的信息处理类型。这种类型的信息处理无疑也是非常强烈的，但不像我们的身体对呕吐的反应那么深刻。

特雷弗·考克斯（Trevor Cox）

索尔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Salford）声学工程专业教授

人们对声音的反应是后天习得的；对不同的人来说，最恼人的声音可能极为不同，并且与各人的环境密切相关。不过，一般而言，最恼人的声音是那些在你做事情时（不管是什么事）打扰到你的声音。眼下，所有人都居家办公，邻居自己动手钻孔（修理）的声音可能就是最烦人的。

缺少控制感会加剧恼怒的心情。当你的邻居在开派对时，你会觉得噪音很烦人，不仅是因为它让你睡不着觉，还因为你不知道派对什么时候结束。假如你事先知道派对什么时候结束，喧闹声很可能就不会那么让你恼火。

弗洛里安·霍勒韦格（Florian Hollerweger）

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 Chicago）音频艺术与声学助理教授

众所周知，对于人类来说，最恼人的声音就是刮擦黑板的声音。它太可怕了！但这其中的确切原因仍然是一个谜，也是如今心理声学研究的主题——我可没开玩笑。哪怕只是想到它（我是说这个声音，而不是研究）都会让我手脚蜷缩。传闻证据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已然让许多种传统上足以竞争“最恼人声音”头衔的声响重回了赛场。例如，根据你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你那在其他方面都很受人尊敬的邻居或室友发出的声音，可能比九个月前更让你讨厌。

“最让某人恼火的声音”是一个模糊得出奇的概念，它不仅取决于所讨论的“某人”是谁，还取决于当事人所处的境地和情绪状态。如果你仔细想想，这只是用一种流于表面的方式道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不过，我认为它也是一个美丽的证明，证明声音能够掌控我们原始的情感力量——这指的不仅是消极的情绪和难听的噪音，也适用于最美丽的声音：音乐。上述提及的许多显而易见的套话同样适用于音乐——对它的评价取决于听者个人的好恶、所处的人生阶段、当下的情绪等等。

换句话说，“最丑陋”和“最美丽”的声音之所以被如是评价，都与所处的语境有密切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它们只是一种更庞大的、潜在的自然之美的两种表现形式，我们人类可以成为这种自然之美的一部分，也能培育这种美（例如创作音乐），但这种美最终是超越价值判断的，而我们似乎不能抛弃后者。

我的大部分创作实践和研究都是在实验音乐和声音艺术领域展开的。通过这些经历，我可以断言，某个人心中“最恼人的声音”很有可能构成了另一个人心中最珍贵的音乐的基础。也许，一等到新冠疫苗推广开来，你可能会想要参加你附近的某场实验音乐会，看看你属于这两个群体中的哪一个……还是介于这两类人之间。例如，英国作曲家特雷弗·维沙特（Trevor Wishart）曾用两只玻璃杯的碰杯声创作过一首极其复杂且备受推崇的音乐作品《意象》（Imago）。

史蒂文·J. 奥菲尔德（Steven J. Orfield）

奥菲尔德实验室（Orfield Laboratories）创始人，该机构提供针对建筑的多感官设计、研究和测试，产品开发和诊断

1990年，我把我的感知实验室搬进了原本的Sound 80工作室（Sound 80 Studios）。Sound 80 是我的一个客户，我为他们提供声学和灯光咨询；1975年，他们与刚刚发明了多轨数字录音的3M公司合作，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数字录音工作室，并在2006年得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在他们还是我客户的时候，我曾旁听卡特·史蒂文斯（Cat Stevens）完成专辑《Izitso》在美国的最后一次录制。

我买下这间工作室是为了搬公司，但也是为了解决一个健康问题。

当时，由于我天生就有主动脉瓣缺陷，我刚刚做完一场人工瓣膜的手术。我此前曾在医学杂志上读过关于（人工瓣膜）噪音等级的声学研究，但当我术后醒来时，我发现人工瓣膜的声音比学术研究中号称的要响得多。因此，等回到实验室后，我用一个加速器（振动传感器）和一个1英寸精密测量麦克风测量了声音，然后分别记下结果。随后，我做了一个听力实验，用一只耳朵听我的心脏瓣膜，用另一只耳朵听录音。我花了几个小时将两边调整到相同音量，使得录音和我人耳听见的声音一模一样。

接下来，我做了一个斯蒂文斯阈值测试（Stevens Threshold test），以确定这声音有多响。测试方法是播放一段粉红噪声（pink noise），直到它的音量大到我听不见瓣膜的声音，然后再把粉红噪声的音量慢慢调小，直到我能听见瓣膜的声音。这两个极值就是我对我的心脏瓣膜的听力阈值。

尽管它号称自己的噪音值大约是30 dB(A)，但对它的实际感知在80 dB(A)的前段，大约是号称的音量的16倍左右，听上去就像是我心脏里植入了一个旧机械钟一样。

我回头重新查阅了期刊文献，发现业内采用的大多数测量流程都是错误的，而且使用设备时多数都没有正确使用。我花了两年才终于找到稳定入睡的办法：同时采用催眠疗法、助眠药物、特殊的枕头和电扇（白噪音）。我实在太挫败窝火了，于是，我向所有的美国人工心脏瓣膜公司发出邀请，希望他们来我的实验室参加一场会议，这样我就能向他们展示他们犯下的错误有多严重，他们也就可以着手解决这极其恼人的声音。

1993年，整个人工瓣膜行业的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我的实验室齐聚一堂，细听人工心脏瓣膜的噪音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声音让他们都震惊和担忧不已，许多公司（事实上）违反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因为他们一直声称自己公司的人工瓣膜噪音很小。

这次会议引发了对猪瓣膜的新研究，研究者希望通过猪瓣膜使人工瓣膜的寿命从5年延长到20年。如今，大多数瓣膜置换手术都使用生物瓣，它可以通过动脉植入，并且以同样的方式修复。我希望我当时与他们的合作在整个行业对人工瓣膜进行重新考虑时曾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这次会议还令《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篇医学文章，《日报》的编辑向我解释说，他在采访各位医生时被告知的许多“事实”都是错误的，因为医生们在讨论医学问题时极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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