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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镜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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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镜千年 古镜 李东晔 铜镜 青铜镜 古人 合金 日常生活 用品 容貌 郭沫若 崇真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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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镜千年

李东晔


铜镜,准确地说是“青铜镜”,顾名思义,是古人用铜锡铅等合金铸造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品,照鉴容貌用的。


郭沫若曾提出“铜盆扁平化而成镜”之说,从而解释了铜镜背面的纹样即铜盆表面花纹扁平化的结果。由于铜镜背面那些装饰性与说明性的图案和铭文承载了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烙印,透过这些烙印,我们能够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所了解;而留存在文献与绘画作品中有关铜镜的记载,更是为我们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最鲜活的资料。


作为一种器物,中国铜镜历史悠久。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是距今约4000年“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三面铜镜。铜镜制作经历了夏、商、周三代之后,分别在战国、两汉与唐代形成了三个高峰,宋代以后经历了元、明、清的不断衰落,最终退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舞台。


就形状而论,虽然有方形、亚方形、菱花形、葵花形及桃心形等诸多形状,总体而言,铜镜还是以圆形最为大宗。铜镜的背面有各种不同的花纹和镜钮,镜钮上有孔,用于穿绳带,以便手持或吊挂。尽管铜镜的正面是其使用部分,但我们现在博物馆看到的通常都是背面,虽然背面除镜钮外并没有实用价值,但那却是古代铜镜工匠们着力打造的部分,因此,相比铜镜的合金配方与制造工艺,背面的造型与纹样更是后人研究铜镜的兴趣所在,且今人亦多以背面的图案或铭文对古代铜镜加以命名。


古代的铜镜,大多是用铜、锡和铅等金属合金铸造的,但也有用金、银、铁等金属合金。就铸造铜镜的合金配方而言,由于镜鉴所要求的光洁、反光与清晰等功能性目的,所以铜镜的铸造是一个不断精细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镜面光洁度与反光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这种合金配比到西汉时期基本达到稳定,而后的唐宋只是对个别成分进行了微调,大多只有颜色的区别,少有质的改变。


铜镜铸成后,经过抛光处理(涂抹镜药并打磨)后,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其镜面的光洁则需定期打磨,就跟那些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渐行渐远的“磨剪子、戗菜刀”的手艺人一样,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大批职业“磨镜人”。鲁迅曾经在《坟·看镜有感》中写道:“但铜镜的供用,大约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我们那里,则除了婚丧仪式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逐了。然而也还有余烈可寻,倘街头遇见一位老翁,肩了长凳似的东西,上面缚着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石,试伫听他的叫喊,就是‘磨镜,磨剪刀!’”这可能不仅算是对最后的磨镜人的记载,应该也是铜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用品所散发出的最后一点余光了!


古镜千年 古镜 李东晔 铜镜 青铜镜 古人 合金 日常生活 用品 容貌 郭沫若 崇真艺客

(明) 佚名 磨镜图 (局部) 绢本设色

纵23.9厘米 横24.7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抽象之美


我国古代青铜器最早出现于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直至2000多年前逐渐由铁器所取代,其中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式样繁多,浑厚凝重,铭文加长,纹样复杂华丽。而后,随着青铜器胎体逐渐变薄,纹样也开始简化。由于铜镜是在青铜器已经达到顶峰之后才出现的一种器物,虽然不能确定它一定是铜盆扁平化的结果,但铜镜的铸造不仅沿袭了青铜器铸造的“陶范法”,而且其背面的纹饰最初一定是沿用或借用了以往青铜器的纹样。


青铜器纹样的变化并非是一个单纯“由简至繁”的过程,铜镜背面的纹饰同样如此。无论是齐家文化的铜镜,还是夏商周时期的铜镜,除所谓的“素镜”外,大多是线条单一的几何纹样或动植物纹样。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镜钮座,同时出现了人物纹饰,比如金银错狩猎纹镜中人与猛虎搏斗的形象,纹饰的布局与表现技法也越来越多样化。纹样开始运用地纹与主纹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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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镶嵌料珠琉璃珠包金箔四山镜

直径14.5厘米 洛阳博物馆藏


长毋相忘


两汉时期,铜镜的制造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铜镜背面的纹饰开始出现了以三个、四个、七个及八个乳钉为基点的构图,其中以四乳钉、八乳钉为常见,四乳钉最多,而七乳钉铜镜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以其体量大且制作精良著称,被后人称为“七子镜”。


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前期,铜镜的纹饰变化尤为突出,题材多以四神为中心,生动逼真的禽鸟、瑞兽形象成为主题纹饰,开始强调镜缘的装饰效果。直至东汉晚期,铜镜背面纹饰的题材愈益具有情节与现实感,而纪年铭、纪地铭、纪氏铭等各种类型的铭辞极为盛行,且铭文日益成为纹饰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如沈从文先生在《唐宋铜镜》一书中提出的:“西汉初年的社会,已起始用镜子做男女间爱情的表记,生前相互赠送,作为纪念,死后埋入坟里,还有生死不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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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未央长毋相忘四乳铭文镜拓片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鉴容见性


通常认为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是我国最早的卷轴画,是根据张华的《女史箴》绘制的一卷人物画卷。《女史箴图》中有一段画面:最右边题有“人咸知修其容,而莫知饰其性;性之不饰,或愆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从右至左共有三个人物,对画面右边人物的表现相对简单,一女子背对画面席地而坐,手持铜镜欣赏自己,娇美的面容从镜子中映照出来;画面左边的两位女子面对画面,一坐一立,前者坐在地毯上,面对镜台,眼帘低垂,身后立着的女子正在为其梳头,旁边地上摆放着一些妆奁用具。尽管只是局部,这却应该是目前发现的中国画中最早的以表现人物照镜为主题的传世绘画作品。


通过这一画面,我们首先能够了解到当时的社会中上层女子的一个生活侧面,但是画家想借这两位对镜梳妆的女子形象给大家传递哪些信息呢?对照《女史箴图》中文字,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猜测:无论是近距离照,还是远距离观,镜鉴不仅为了装扮容貌,更是为了观照品性,容貌之美虽然重要,但更要注重内在修养,那样才能做到有礼有节、仪态万方。


始于东汉末年的时局混乱造成了经济发展趋缓,这在铜镜的铸造上得到了体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不仅工艺简单粗糙,纹饰亦缺少创新,南北两地的铜镜纹饰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南方流行神兽纹,北方流行夔凤纹。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期的铜镜被赋予了各种文化上的意义。通过上面的《女史箴图》,我们不仅了解到当时人们对镜鉴已经有了“鉴容见性”的认识,铜镜似乎也开始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女性色彩。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具有灵异功能的“照妖镜”。此外,“破镜重圆”“千秋镜”和“玉镜台”等故事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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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女史箴图(局部) 纸本墨笔

纵600.5厘米 横27.9厘米 故宫博物院


海兽葡萄


隋唐时期,得益于社会和政治稳定,经济和文化都有了很好的发展,与此同时,铜镜铸造又一次达到了高峰。隋唐之前的铜镜大多为圆形,偶见方形,但隋唐开始出现了各种款型,且技艺精良。这个时期的铜镜纹饰内容非常丰富,意象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意,有吉祥寓意的主题,也有八卦和神仙故事的主题,还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以及外来文化的纹饰,海兽葡萄镜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


海兽葡萄镜,也称作“海马葡萄镜”或“瑞兽葡萄镜”。典型的海兽葡萄镜背面是以葡萄和海兽组成的高浮雕纹饰,并以高突棱为界,分内外两区,大伏兽钮。主纹饰的布局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内区为数量不等的海兽(狻猊)相互追逐嬉戏,海兽间饰以葡萄藤蔓枝叶与果实,外区为飞禽葡萄藤蔓;另外一种被大家称为“过梁式海兽葡萄镜”,画面虽被分为内外两区,但是内区的葡萄藤蔓会沿着中间的分割圈伸入外区,外区虽以葡萄藤蔓为主,但也间或饰以禽鸟和小型瑞兽,有些边缘也有装饰。海兽葡萄镜小到几厘米,大至30多厘米。


《挥扇仕女图》是一幅描写唐代宫廷妇女生活的作品。整个画卷分为五个自然段落,其中第三段“临镜”,有人物二:身着红色官服的男子持镜而立,镜前有一位衣着华丽的妇人正对镜梳妆。透过画面依稀看到铜镜背面的纹饰凹凸有致,估计应该就是一面铸造精美的海兽葡萄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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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海兽葡萄镜

直径17.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湖州铸鉴


经历了盛唐铸镜的高潮,到了五代宋辽金夏,铜镜的发展趋于平缓,仅在北宋时期稍有复兴。


这个时期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带有字号商标的镜铭大量出现,一方面有商品生产与市场竞争的原因,另一方面可能缘于边患加剧,铜禁严格,各地官制铜镜都刻有地方检验的边款和花押,铸造时间、地点、工匠姓名等都一一标明,其中“湖州镜”最为著名。宋代的商铭镜统称为“照子”。宋代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的名讳,将“镜”字改为“照”或“鉴”,故称铜镜为“照子”或“铜鉴”。南宋时期,北方的金代铜镜铸造异军突起,虽然形制上多仿唐宋,但双鱼和人物故事成为纹饰的主要题材。


就以览镜为主题的绘画作品而言,宋代汉臣《妆靓仕女图》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代表。画面上一位梳妆打扮的女子,美丽而略显忧伤的面孔透过镜面展现在我们眼前。与唐代女子的丰满圆润、雍容华贵不同,宋代的女子显得清丽纤柔了不少。相比之前对镜梳妆的绘画作品,这幅《妆靓仕女图》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女子览镜的样子,更重要的是还展现出了女子对镜梳妆的空间环境,不仅有屏风,还有了摆放镜台与妆奁等用具的台几桌案,这幅绘画作品让我们窥见了当时铜镜在女子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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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真正石念二叔照子”铭葵花镜

直径11.5厘米 霍邱县文物研究所藏


佳镜渐远


历史往往就是那么无情,到了元明清时期,铜镜就只在明代有过短暂的繁荣,随后就义无反顾地衰落,直至被玻璃镜彻底替代。


但是,明清时期以佳人览镜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仍比较多,如明代仇英的《贵妃晓妆图》、陈洪绶的《对镜仕女图》,清代陈崇光的《柳下晓妆图》、陈枚的《对镜梳妆图》及故宫所藏《十二美人图之裘装览镜图》等都是以佳人览镜为主题的传世作品。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镜子的女性意味愈发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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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陈洪绶 晓妆图(局部) 绢本设色

纵99.8厘米 横49.9厘米 安徽省博物馆藏


千年古镜


2017年春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最后一次给本科生开讲汉唐考古课,我有幸旁听了一个学期的课程,在学期的最后一次课上,讲到武宁王陵出土的文物时,齐老师特意提到了“七子镜”,并借南北朝时期梁简文帝萧纲和文学家庾信的两首《望月诗》来说明这种“七子镜”的重要性:“流辉入画堂,初照上梅梁。形同七子镜,影类九秋霜。”“夜光流未曙,金波影尚赊。照人非七子,含风异九华。”


事实上,在中国悠久的铜镜史上,“七子镜”的数量并不是特别多。根据齐老师的考古研究,“七子镜”在西汉中晚期开始出现,东汉时期最多,南北朝时期就逐渐消失了。然而,就是这“七子镜”让我开始注意到铜镜及其特殊的意象,虽然这些流传了千年的古镜镜面已经模糊,但是古镜背面纹饰承载的各种历史文化意象犹在,并且随着古镜收藏的兴起还在不断生发出新的意象。


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编辑:张楠)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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