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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表现｜黄文叡：为未来“中国当代”的发展提出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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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表现｜黄文叡：为未来“中国当代”的发展提出新方向黄文叡中国未来新方向视频时代风格脉络时候个人崇真艺客

黄文叡采访视频

一.“中国表现”不是一个新的时代风格，它只是一个脉络的梳理

“中国表现”，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个词基本上在中国从未发生过，我们也不愿在21世纪个人风格表现的时代里再提出一个时代风格。所谓的时代风格，就像以前的印象派，艺术家追求光影反学院派；而21世纪再提出一个“中国表现”，我们不希望让大众将它看作是一个新的时代风格，它只是一个脉络的梳理。

左一：蔡广斌，《他拍-肤》，2013，水墨、宣纸，180x220cm

左二：陈墙，《作品20-20》，2020，布面油画，120x160cm

左三：陈曦，《正在显形》，2018，双面樟木雕刻，h400cm，r300cm

左四：费俊、刘晓斌、邱宇、苑辰、云泽，《时间的形态·京剧》，2019，动态影像，尺寸可变

右一：陈九，《水印残月》，2016，纸本水墨，186×100cm；陈九，《夏至大暑》，2010，纸本水墨，240×120cm

右二：陈荣义，《枝离 2018-9》，2018，96x200cm

右三：丁设，《105202009102255》，2020，纸本水墨

右四：段江华，《殿NO.1》，2008，布面油画，300x400cm

中：范迪安，《雄安进行曲》，2020，400x140cm

很多艺术家纳入“中国表现”的框架中，基本上侧重形式，形式一定要谈到内容，内容必须根植于中国本身的文化底蕴之下，要让西方人看到中国这些艺术家可以透过自己情感的表现形式与他们对话。

左一：冯放，《惊蛰10》，2014，综合材料，244×610cm

左二：郭利伟，《相非相-2》，2015，布面丙烯，300×150cm

左三：韩中人，《自然·城市》，2015，200.4x180.3cm

左四：黄建成，《机械手稿-子、丑、寅、卯》，2019，涤纶、麻纤维、特种纸、油墨等，120x600cm

右一：葛震，《南方的棉花（之一）》，2017，150x300cm

右二：顾黎明，《山水赋 NO29》，2017，布面油彩，276x114cm

右三：洪凌，《暗魂》，2019，布面油彩，160x200cm

右四：黄渊清，《2019-13》，2019，丙烯油彩布面，260x200cm

中：蒋正根，《点苔-2017 NO.5》，2017，材料丙烯，180x150cm；蒋正根，《点苔-2017 NO.11》，2017，材料丙烯，180x150cm；蒋正根，《点苔-2018 NO.3》，2018，材料丙烯，120x100cm

二.“中国表现”Chinese Expressionist Art

在思考英文翻译的时候，Chinese Expressionism，ism就是主义、表现主义，但我后来觉得表现主义又回到所谓的时代风格了，跟现代的个人精神不符合，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了Chinese Expressionist Art，表现性的艺术，涵盖性更大，且更能回归到注重个人精神、个人风格、个人情感流露的作品之上。

左一：何云昌，《祛魅》，2020.03.08，行为表演

左二：金日龙，《自约 (二)》，2020，布面丙烯，300×300cm；金日龙，《自约 (三)》，2020，布面丙烯，300×300cm

左三：李迪，《叁•2014秋-03》，2014，纸面碳素，90x65cm；李迪，《叁•2014秋-04》，2014，纸面碳素，90x65cm

左四：李磊，《忆江南1》，2019，布上丙烯，180x250cm

左五：林加冰，《洪荒2017-8》，2017，布面油画，140×150cm

右一：乐坚，《木本木》，2020，水墨宣纸，120x240cm

右二：李华，《超以象外-1》，2020，布面油画，100x180cm

右三：刘正勇，《绘画抗力2》，2020，布面油画，250x250cm

中：了了，《创世纪1908》，2019，墨、茶、宣纸，163x760cm

三.“中国表现”的时代精神和意义非常重要

梳理中国表现的脉络，第一个阶段是“85新潮”到“后89”，该阶段大多谈的是跟文革相关的主题，之后慢慢开始了艺术家对自身环境社会的一些批判。现在我们处的时间，是第三个阶段，是注重个人情感表现的个人主义阶段，该阶段抛出了“中国表现”这个概念，我觉得时机点非常好，原因在于它不仅帮之前发声的“中国当代”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梳理，也帮未来整个“中国当代”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新方向。

中：刘刚，《410308120》，2018，纸本综合材料，195.5x97.5cm，5组

左一：吕山川，《外滩，2017》，布面油画，200x160cm

左二：马轲，《望》，2014，布面油画，254x300cm

左三：秦风，《坠落的天使-033》，2012，综合材料/丙烯、亚麻布、宣纸，圆的直经300cm，方的直径280x280cm

左四：苏新平，《灰色25号》，2018，布面油画，150×360cm

左五：苏笑柏，《宣白》，2009，木板麻布油彩大漆，220×480cm，八组

右一：刘军，《冷幻之三》，2018，布面油彩综合材料，180×100cm

右二：马路，《冬天画暑日》，2017，丙烯综合技法，210x180cm

右三：沈也，《五毒服》，2019，中国漆、昆虫标本、楼梯，砚置

右四：沈敏，《生命的形式3-4》，2020，高温瓷，80x44x6cm

用“表现”这个概念，等于是回应了西方表现主义100年来的表现主义。如果探讨西方表现，那么从梵高便可以开始了，一战催生了德国表现，二战结束后美国接手发声——抽象表现主义，之后还有德国的新表现主义。

左一：隋建国，《云中花园-手迹》，2014-2019，不锈钢金属打印，67x41x30cm

左二：谭平，《无题》，2016，布面丙烯，200x300cm

左三：唐焕明，《女人系列》，2014，纸上水墨，75x75cm

左四：王春杰，《无题、无题2》，2019，纸本水墨，122.5x111cm

左五：王凯，《迹像系列（1-2）》，2014，纸本综合，95x75cm（外框尺寸）

左六：王曜，《放大的中国女孩No.6》，2019，综合材料、烤漆，300x300x160cm

左七：孟禄丁，《朱砂》，2019，145cm，12组

右一：王劼音，《大花卉》，2013，410x188cm

右二：王天德，《0023函关小雪图》，2020，宣纸、墨、火焰、拓片，173.3x120.8cm

右三：汤志义，《时间的尘埃》，2016，木板、夏布、大漆、瓦灰、金属箔，150x360cm

中：童雁汝南，FACE TO FACE，1997-2020，布面油画，41x33cmx36

而在中国，探讨“中国表现”就是把表现的整个原始概念跟西方嫁接在一起。“中国表现”的艺术家可以跨出国门，跟西方产生对话，因为“表现”这个语汇是西方的，所以西方可以很容易地介入“中国表现”的作品，从而梳理出中国整个当代艺术发展的脉络，包括如何介入、理解，达到双方沟通的目的。

左一：王小松，《存在与诱惑》，2019，布面油画（树脂），280x220cm；王小松，《失忆的考古》，2020，布面油画（树脂），240x190cm

左二：王绍强，《消解与共生》，2017，综合材料，715x355cm

左三：王易罡，《抽象作品E109》，2019，布面油画，400x600cm

左四：尹朝阳，《禅寺雷》，2018，布面油画，180x280cm

左五：周长江，《互补迹象15.5》，2015，布面油画，200x280cm

右一：王艺，《梦系列1》，2019，大漆，200x80cm；王艺，《梦系列6》，2019，大漆，200x80cm

右二：严智龙，《椅子与鸟》，2020，布面油画，200x200cm

右三：张浩，《情感之故乡-回北方途中所见》，2018，宣纸水墨，158.5x128cm

中：汪一舟，《高山18-19》，布面油画，600x200cm

从第一、第二到第三个阶段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艺术家也开始重视个人的风格表现，但是与西方的个人风格相较之下仍存差异，毕竟我们的文化藩篱还是比较重的。西方是个人主义挂帅，山头林立、辨识度高，中国的辨识度则没那么高，它永远都是在较深的中国文化底蕴下发展，但现在若能通过表现个人情感与西方的表现做嫁接和讨论，我们走得出去了，别人也可以介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机点提出“中国表现”非常好，它的时代精神和意义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