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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拍照，凝视着照片中的她，我找到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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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ichi Furuya 古屋誠一

对话

古屋誠一✖️伊藤俊治

为她拍照，凝视着照片中的她，我找到了自我照片 Furuya 古屋伊藤俊克里斯蒂娜先生写真集期间视角形式崇真艺客

“越过死亡之门”

伊：第一本关于已故的克里斯蒂娜先生的写真集已经出版了30年了。在此期间，古屋先生出了好几本关于克里斯蒂娜写真集和展览，一边改变视角和形式，一边继续发表新的照片。在2020年，推出了一本叫“Face to Face”的新写真集。这本写真集是一本构成十分独特的写真集，将古屋先生拍摄的克里斯蒂娜的照片和克里斯蒂娜拍摄的古屋先生的照片编辑在一起，让两人再次面对面。2010年在东京都摄影美术馆举行的“Mémoires.”，古屋先生在这次展览会上表明了为（メモワール）「纪念」系列画上句号的决心，可是从那之后10年过去了，又新推出了新的记忆系列的写真集。请告诉我推出这本新的“纪念”之间的经历吧。

古：2010年为“Mémoires.”画上句号，是因为觉得这是最后的「记忆」系列，我其实是想要用对公众发布这种形式来偷偷的约束自己不再去整理这个系列。每次，都持续地说着这是最后一次。但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已经做了5本关于「记忆」系列的书，如果用更加粗鲁的方式去做的话，说不定已经切断了与这个系列的联系。结果发现即使尝试了几次，到头来也什么都不明白，确实多少也有放弃的心情。

为她拍照，凝视着照片中的她，我找到了自我照片 Furuya 古屋伊藤俊克里斯蒂娜先生写真集期间视角形式崇真艺客

MEMOIRES 1978-1988 | Seiichi Furuya 古屋誠一

MEMOIRES 1984-1987 最后的记忆｜ Seiichi Furuya 古屋誠一

同时，与「记忆」系列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在死前必须作为作品集将它们全部集合在一起。我强烈地被这种摆脱不了的念头控制了。年纪也正好到了60岁，身体方面也多少受到了影响。然而，我却在展览会即将开幕的时候因为中风倒下了。没有任何预兆，突然就被袭击了。别说是最后的「记忆」系列作品，我自己差点就成为别人的回忆了。这个时候，策展人正在检查展览会上目录预定刊登的文章。

幸运的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没有越过通往死亡的那道门就结束了。真实地体验到了「死」的那种状态。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没有意识的时间前后的状况。伴随着对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复发的不安，还有不得不甘愿，承受体力、精力和集中力等的衰弱。这样的日子持续着，我想至少花了5年的时间才感觉到身体状况的恢复。

2010年对我的人生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医院的一个房间里，我从儿子那里听到了伊豆母亲去世的消息，是我中风倒下两周后的事了。我的手机收到了侄子的信息，他为了想办法告诉我母亲的死而进行了各种尝试。我当时还不能使用手机，而是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个事实。那天正好是东京展览会的最后一天，那个侄子突然去世了。长久的活着这件事，就只会徒增目睹更多亲人死亡的悲痛罢了。但是，对于住在海外的我来说，连去悼念亲属的死都非常远，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独自缅怀死者了。

中风之后，几乎不再拍照了。我认为这是看不到和感受不到眼前的风景的结果。如果是用别的更好的方法去感受和观看，拍摄就不再具有必要性了。2014年出版了1982年前后制作的名为“Staatsgrenze”(国境)系列的写真集，2017年出版了名为“Why Dresden”的写真集。内容讲述了1984年一家人在德累斯顿时的生活，但我对出版一点也不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深入「记忆」的世界，但在Kunsthaus Dresden的总监女士的热忱下，我允许出版，条件是我不会参与任何事情。

Memoires 1983 | Seiichi Furuya 古屋誠一

然后是我打算着手准备下一本写真集的时候。感觉就像从中风中完全恢复了一样，在夏天长达2个月的伊斯坦布尔逗留期间，每天从早上九点半离开画室，一直到下午才回来，并且一天不差地持续的写日记。而且还拍了很多照片。我把看到太多，感觉到太多，却无法被捕捉到的东西全部记录了下来。每天都充满了令人惊讶的充实感。像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将他疯狂地想要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象征化那样，我也正在进行一项大规模的工作。

然后2017年，年关也迫在眉睫的一天，日本打来了电话。作为某美术馆成立10周年的纪念活动，希望在2019年的秋天举办我的个展。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博物馆就在我和克里斯蒂娜举行婚礼的我的出生地附近，这也是原因之一。在对话进行的过程中，我从2010年以来渐渐远离的“记忆”的世界，就像一下子苏醒过来那样，说不出口的、充满喜悦的感情涌上心头来了。

我一直都没有解决「记忆」这个系列的问题，但我知道，在我死之前，一定还会回到这个记忆的世界中。我以前一直都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时间就这样渐渐的流逝了。这真是一件我从来都没想到过的事情。中风倒下之后，便不能去日本访问或浏览资料。我开始考虑将2019年的个展作为2010年「最后的记忆展」的最后一章。在与克里斯蒂娜一起度过的7年多时间里，我一直都在思考着：用她自己亲手创造的、留下的记录和资料，她存在过的证据、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来重现她的“记忆”。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想让她成为作者，然后将这些东西发表出来。

同时，我期待着我能够从不断的自我询问中得到新的答案，因为我已经8年没有跨过这道坎，就只是将问题放置在那。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编辑「记忆」系列，却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的时间，朝着东柏林1985年10月7日这个时间点，就像快进的视频一样，在一瞬间之中就消逝了。在反复制作「记忆」写真集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那个消逝的瞬间。通过长时间的详细整理这个系列，再一次的让她重生，我确信这是能够得到答案的唯一方法。

但是，在以往的展览和摄影集当中，几乎都是以我拍摄的照片为中心，只表现了我所看到的，以及我所想象的「记忆」的世界。说到克里斯蒂娜的“发言”，都是我随便挑出日志和记事本上写的一部分，然后再配上我的照片，也只是做到这个程度为止。

除了记录在日志和记事本上的文字以外，她所留下的记录，那些值得怀念的事物，在2019年的个展邀请的那天之前，可以说几乎没有。虽然意识到这件事的存在，但不知何时，在有意和无意中躲避，不久就被遗弃在忘却的深渊里。

为她拍照，凝视着照片中的她，我找到了自我照片 Furuya 古屋伊藤俊克里斯蒂娜先生写真集期间视角形式崇真艺客 ©️ Face to Face 2020 / Seiichi Furuya 古屋诚一

为她拍照，凝视着照片中的她，我找到了自我照片 Furuya 古屋伊藤俊克里斯蒂娜先生写真集期间视角形式崇真艺客

“Face to Face……”

伊：终于到了正面面对，她残留下的那些活着的证据的时候了。

古：无论看到什么，我都不会感到惊讶。

达到了可以忍受一切的境地的我，现在就在这里，这件事情我是十分确信的。我感受到自己的不成熟和窝囊，但同时，在死前也确实在这件事情上感到了一丝安宁。

进入2018年，作为个展准备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阁楼里闲置了几十年的行李中找出克里斯蒂娜留下的记录物，进行整理的工作。我找到了很多与她有关的东西，比如已经遗忘的东西，以及我第一次看到的东西。除了书写物，还有超级8胶卷、盒式磁带、口袋相机、胶卷等。

在详细调查找到的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些事情。我找到一张拍了我的肖像的正片底片。那是一张，1978年在我的家乡西伊豆海岸，站在装有6×7尺寸的相机三脚架后面所被拍摄到的底片：这是我在拍摄挂着黑色徕卡相机，穿着黑色橡皮长靴，拿着竹棒站在码头边上的克里斯蒂娜的肖像照片的时候，她用她的徕卡给我拍下的照片。

©️ Face to Face 2020 / Seiichi Furuya 古屋诚一

我嘴里说：“Face to Face……“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变得兴奋起来。

此外，在调查口袋相机的照片和她用35 mm相机拍摄的照片的详细情况时，发现了克里斯蒂娜经常拍摄我的照片，而且也弄清楚了几乎是同时互相拍摄的事实。拍摄照片，和被拍摄照片这两种行为，虽然频率不同，但她一直持续拍摄着，一直到1985年10月她在东柏林自杀丧命的前一天。

为她拍照，凝视着照片中的她，我找到了自我照片 Furuya 古屋伊藤俊克里斯蒂娜先生写真集期间视角形式崇真艺客

©️ Face to Face 2020 / Seiichi Furuya 古屋诚一

“我们必须等待时间的流逝”

伊：古屋先生曾经说过，克里斯蒂娜先生去世前一直把重点放在“拍”行为本身上。克里斯蒂娜先生的“拍摄”这个行为上拥有比对话更强大的力量，两人交换了拍摄行为中最重要的东西。在“拍摄”的这一行为中，共同感受到了活着的痛苦和喜悦。新写真集是其互相拍摄行为的痕迹。写真集中出现了“和(To)”部分，即“古屋先生和克里斯蒂内先生”，而不是古屋先生的一侧，也不是克里斯蒂内先生的一侧。在编织写真集的同时，你是如何思考这种眼神交汇界面(Interface)的意义的呢？

古：对我来说，拍摄她的这种行为，并不是以作为作品去印刷出来而做的。我认为拍、被拍的这种行为对于我们来说是对话的方式之一。我和她说过拍摄了很多她的照片，但她从来没有想要看被拍摄的照片，连把照片给我看看这种话也一次都没有说过。对我们来说，照片本身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我也完全忘记了自己被她拍过的照片。

在孩子出生后，她甚至开始逐渐沉浸在戏剧世界，这个阶段，她受到精神分裂症的侵害，我们的生活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改变。与她的健康状况恶化并行，几乎不再“拍”她了。“对话”从我们之间消失了。从1982年中期开始，到85年春天不得不住院两次之前，她也没有用自己的相机拍过一张照片，这一点在这次的工作中也得到了了解。我在她身体状况不佳的时期也拍摄了几次，但她决不会拒绝拍摄、躲避或抗议。我想她是想以被拍真实的样子，并试图通过这种行为和我进行对话的。我也绝对不是因为喜悦所以去拍照，而是想要探求和她进行的终极对话。

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时光。有余力回顾过去的时候，从留下的照片中我学到了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等待时间的流逝。

为她拍照，凝视着照片中的她，我找到了自我照片 Furuya 古屋伊藤俊克里斯蒂娜先生写真集期间视角形式崇真艺客

Face to Face 2020 / Seiichi Furuya 古屋誠一

自从她去世后，我意识到了这件事，并第一次大量的打印了她所拍摄的照片。虽然她几乎一次也没见过自己拍出来的照片。当我开始把“Face to Face”的照片作为作品汇编时，我遇到了莱维纳斯（エマニュエル・レヴィナス）（Emmanuel Lévinas ）关于脸的理论。虽然没有深入，但对他所指出的“脸”的定义论有很多共鸣之处。

因为很多被指出的例子都在我眼前发生过。我很惊讶。因为当两个人把两张几乎同时合拍的照片排列在一起时，双方都默默无语但是对话却开始了。而且，我惊讶地看着被拍摄的时代中的那个地方和追溯到那个时候进行交谈的两个人。将伊豆海岸互相拍摄的合照的照片并排看时，发生的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她去世前一天在波茨坦互相拍摄的合影，一直持续到排列完写真集的最后一张照片为止。

打开写真集的盖子，两个人的对话就会开始。观者就会被引导到一个神奇的世界，就像一本带有声音的图画书。

为她拍照，凝视着照片中的她，我找到了自我照片 Furuya 古屋伊藤俊克里斯蒂娜先生写真集期间视角形式崇真艺客

Face to Face 2020 / Seiichi Furuya 古屋誠一

为她拍照，凝视着照片中的她，我找到了自我照片 Furuya 古屋伊藤俊克里斯蒂娜先生写真集期间视角形式崇真艺客

Face to Face 2020 / Seiichi Furuya 古屋誠一

伊：杰克·德里达(Jack Derida)曾经问过，关注拍照这件事的行为、摄影师确定拍摄对象、按下快门之前的含糊时间，其实是不是为考虑着死亡的时间？(「留下来，雅典」)。拍照的行为让我们注意到死支撑着生。在拍的瞬间，生者变成死者，死者变成生者。在第一个问题中，我提到了古屋先生把重点放在拍摄行为本身上。在经过了漫长的时间，重新开始拍照，对这个时代，对古屋先生自己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古：从来没有仔细探究过自己活着的理由，一点也不去思考像目标那类的东西，我一直过的都是这种什么也不追求的人生。随便以一个职业为目标，也没有做过什么努力，就可以以此在东京呆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为了这个目的，偶然进入了寄宿旅馆附近的学校。那是一间摄影学校。

在日本这种看学历的社会中，我知道一定会遭受到那种悲催的目光凝视。既然这样我决定去往看不到前路的海外发展。即使来到海外这边，也没有任何目标可以向前努力。虽然是不断被不安纠缠的人生，但与其说是能忍受这件事本身，不如说是在流淌着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人生中活着，既不幸福也不不幸。在这个暧昧的人生中，直到今天都没有离开我身边的事情，就只剩“照片”这种表现手段了。不断定什么，也不主张什么就这样含糊不清就可以了，这是是符合我的性格的。

对于在异乡生活着，就像没有根的草，随着风而生一样的我来说，随着“过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不得不逐渐注意到“过去的事实”的重要性。在不断地被拉回到过去的回忆中，这种现象变得明显的阶段，我重新意识到“照片”是没法被替换的记忆装置。

Face to Face 2020 / Seiichi Furuya 古屋誠一

当然我不仅只拍了克里斯蒂娜的照片，还拍了其他的照片。但我想从一开始我就几乎没有为了表达什么而采取过行动的事。即使是“国境”这部作品，也不是先有主题，而是用我想象也无法理解的现象和事实作为原点出发。而且在某个地方能直接接触到和我的生存有联系的现象，我的工作不是写文章，而是把第一印象、体验拍成照片。照片的效果好或不好完全没有关系，拍摄后照片就首先从关心的事情中消失了。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照片的芥蒂消失之后时候，就到了第一次面对当时拍的照片的时候。这种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加上这种处理作为我的记忆装置的照片的行为，总算能作为职业成立了，我想这是因为我遇见了克里斯蒂娜的原因。

由于2010年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事件，我几乎不再拍照了。我觉得这是受体力和气力下降的影响，还年轻吗？与这个无关。已经知道自己死亡的状态，还有想要完成的工作，以及创作方向已经变成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内在，等等这些原因。因为已经不再关注自己以外的事情，所以没有必要去拍摄新的照片了。

我现在开始重读到目前为止作为「记忆」系列出版过的作品集，并开始确定整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意义。逃离「记忆」这个系列的意思是想要发现一些新的资料，但是并不是要制作一个新的作品集。就像是打扫卫生也要一直持续到整理阁楼的最后一天为止。

考虑到剩下的时间，我想以后肯定也不会再拍新照片了。因为拍照并不是我的爱好和喜欢的事情。在我的人生中，从和她在一起的7年多的时间开始，将她给予我的课题，一个一个地以我的方式解决，这将是一种没有留下太多的人生的生活方式吧。

©️ Face to Face 2020 / Seiichi Furuya 古屋诚一

当我看到她，为她拍照，凝视着照片中的她，我找到了自我。

As I see her, take photographs of her, look at her in the pictures, I find myself.

古屋誠一｜Seiichi Furuya

1950年出生于静冈县西伊豆。从东京摄影短期大学（现东京工艺大学）毕业后，1973年离开横滨港，通过西伯利亚前往欧洲。他住在维也纳直到1975年，然后搬到格拉茨，78年2月与克里斯蒂娜·盖斯勒(1953年生于格拉茨)相遇。两人同年5月结婚。81年，儿子，光明·克劳斯诞生。85年10月7日，克里斯蒂娜从全家居住的共同住宅的9楼跳楼。古屋于87年完成翻译工作，自那以来一直住在格拉茨，一直到现在。

此外，自89年出版的写真集“Mémoires1978-1988”(相机，奥地利)以来，发表了以克里斯蒂内为主题的众多摄影集“Mémoires1995”(1995年，斯卡洛)，“Christine Furuya-Gössler， Mémoires 1978-1985』（1997年、光琳社）、『Portrait』（2000年、Fotohof）、『Last Trip to Venice』（2002年、私家版）、『Mémoires 1983』（2006年、赤々舎）、『Mémoires.1984-1987』（2010年、伊豆写真美術館／カメラ·オーストリア）此外，还参加了摄影杂志“相机·奥地利”的创刊·编辑，开展了向欧洲介绍日本摄影家等广泛的活动。

伊藤俊治｜Toshiharu Ito

東京藝術大学美術学部先端芸術表現科教授／美術史家。1953年出生。東京大学文学部美術史学科毕业，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了（西洋美術史専攻），先任职多摩美大学院教授。

编译：王伟戎

Mugetang Art Space

由艺术家木格和设计师远远联合创办于2015年，是一个复合型艺术实践空间，目前有Mugetang Gallery、木格堂艺术教育(MIA)、木格工作室三个品牌内容，具有艺术创作，青年艺术家孵化、艺术项目策划和组织、艺术家书出版及收藏功能，致力于呈现当代文化表达的多样化艺术项目，2012年成立木格工作室，2015年成立木格堂艺术教育MIA，2018年成立画廊空间Mugetang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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