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漫谈回顾丨舒群、张晓刚：八十年代的东北与西南

东北和西南是一组相对应的地理概念。新潮美术中，两股思考动向从两个方位出发交织着。在以往的艺术史叙述中，地处中国西南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侧重于感性，而位于东北的“北方艺术群体”则强调理性。但在这里感性与理性的概念并不是抽象的、广泛适用的，这套用词有着其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特殊所指。今日的研究者有必要对这些概念展开更深入解读，而非套用。“巨浪与余音”展提出超越现代主义风格史的认知方式，来从创作动机上认识在80年代中后期涌现的艺术取向。展览中，“西南”的“感性”与“北方”的“理性”被并置在“新现实主义”单元之中，我们认为他们共享了1978年以来艺术界“去意义”、“去叙事”的倾向，这为重新认识当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张晓刚是“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的成员，舒群来自于“北方艺术群体”。两个群体在80年代的艺术风格取向不同，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思辨也贯穿于新潮的讨论之内。讲座中，我们特意避免了理性/感性、形而上/形而下等简单化的二元指认。

舒群：重访“理性”

舒群：80年代，我们提出“理性绘画”是出于某种直觉，它还相当朦胧。展览中那幅《绝对原则》的结构就像钢筋混凝土一般，这是一种很酷的图像。我们就把这种很酷的感觉、结构的秩序感指认为理性。以往我们的美学都是温暖的，但是我们当时就判断这种很冷很酷的秩序感也会进入美学。

参展艺术家舒群

同一时期，我们也大量阅读西方哲学那些理论文本，对其中的逻辑很推崇。我也涉猎过很多中世纪神学的内容，同样给我启发。宇宙的命题、宇宙的秩序即唯实论，而唯名论更像是符号的游戏。我们北方艺术群体在建构“理性绘画”的时候，就在追寻唯实的逻辑、句法、话语秩序。

舒群，绝对原则消解系列1号，1984年创作，1997年复制，布面油画，64 × 80 厘米，由艺术家本人惠允

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提出现代社会是合理化的牢笼。人类以理性作为工具全面掌握世界之后，却制造出许多灾难——这样说或许有些悲观，但现代社会的确有着许多局限。理性工具很有可能反过来伤害我们或者限制我们对自然的继续征服。同时，关于“人”的定义也发生着改变，原来人们都是“自然的人”，但到了现代社会就变为“理性和生产属性的人”，再到90年代的时候便是“游戏的人”。

张晓刚：比理性更强大的是“内心”

张晓刚：很多对于80年代的描述过于浪漫化了。珠海会议后，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才成立。一开始我们其实就是几个很边缘的年轻人聊天，聚在一起喝酒，画一些自己也看不懂的东西，却没有展览的机会。而当我们开始自觉地要去参与到运动浪潮里时，就赶上了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群体开始消失，我们就开始独自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我们并没有舒群他们那么清晰地认为必须要走一条“理性”的路。当然，我们也没有选择必然走“感性”的路。所谓的生命之流，就是要从全国意义上而言需要构建这么一个概念。读书及毕业创作的时候我很喜欢表现性的风格，还有一点乡土情结。而到了1984年的时候，我在医院住院期间创作的素描就脱离了乡土。那段时间，我和疾病、死亡对话，彻底进入现代主义语境里来。1985年底开始，我有了很大转变，我开始对过于现代主义、个人主义的东西有恐惧感。我要从东方寻找新语言，于是就有了原始主义、神秘主义的倾向。正如“巨浪与余音”的判断那样，1987年开始，艺术家开始慢慢回到个体：你怎么去判定你是一个艺术家，你的位置、方向是什么，你的个人趣味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当时没有答案，大家都很迷茫。

参展艺术家张晓刚

策展人对谈：

话题一：“北方艺术群体”的反叙事倾向

卢迎华认为存在于80年代的那些命名和认定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产生的，对其的辨析也要回归语境。“理性”具有一定的局限，“北方艺术群体”的作品在风格上具有反叙事的倾向。舒群认为此倾向植根于东北地区的自然文化环境，荒原与严寒令人联想起工业文化的冷酷。但这倾向并非是东北艺术家的专属，韦启美先生在当时就是非常另类的老前辈，他的城市绘画就指涉了现代化的规训。到了1989现代艺术大展，舒群见到新刻度小组的实践，认为他们消灭自我、采用数字化、格式化的方式创作和自己的反叙事取向一致。

策展人卢迎华

话题二：再议“生命之流”

黄文珑邀请张晓刚再次回应“生命之流”的提法，张晓刚则指出他们在当时并不会去定义流派，因为80年代的思想解放氛围就是要回归到个人上去。张晓刚坦言黄山会议上听到王广义提出“清理人文热情”的时候，从情感角度上说是排斥的，但理论上是同意的。“清理人文热情”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滥情主义氛围里，而这会让其中的人们忽略一些根本性问题。在具体的艺术中，生命之流所指的感性和“北方艺术群体”所说的理性都不是绝对的，当然，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舒群也回应了此问题，因为他亦曾是当年美术史书写的执笔者，他谈到历史的写作也很像创作，是一种话语实践。

讲座活动现场

观众问答：

问题：两位老师如何认识80年代艺术中的“模仿”问题？

舒群：语言的使用就是“模仿”和学习的过程，模仿是必然的阶段。创作的逻辑或许是从西方来的，但是感受力则完全是自己的。

张晓刚：回头看80年代就是一个模仿的年代，但其中却内含着社会变革的欲望。艺术只是一个载体，需要把它放到整个时代潮流里去看。

在讲座的最后，卢迎华从策展人的角度出发，谈及实践中所面临的“焦虑感”。一直以来，在中国的语境里创造就都会有一种焦虑感，究其根源是我们还没有生长出恰当描述我们自己的语言系统。所谓“模仿”是在非常抽象的竞争话语里边去表述我们自己，但是并不是说静下心来贴切地描述和观看我们自己。源于北美或西欧的工作模式、艺术样式似乎成为了普遍化的标准，它们被放大为全球标准。但实际上，它们只是一个区域范围的实践，是非常具体的。这些范式是否可以在我们的语境里生效呢？策展工作面对的是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经验，要更仔细地去看待自己。正如这场讲座两位艺术家所做的那样——从每一个鲜活的案例中展开自己的经历、思考及问题意识。

讲座活动现场

合影（从左至右：舒群，卢迎华，张晓刚）

撰文：张理耕

摄影：胡竞心（实习）

微信排版：韦淇（实习）